张林杰丨结论切莫武断：廖平《论语微言述》版本问题再探
注：本文发表于《文史杂志》2021年第5期，系作者之前在该杂志2021年第1期上发表的《廖平〈论语微言述〉存佚考》一文的补充之作，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林杰老师授权发布。
摘 要：廖平的《论语微言述》一书很少受到学术界之关注，目前关于该书之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即便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关于此书版本问题的一些结论也有过于武断的地方，这使得我们非常有必要继续对此问题作一番探析与论说。
关键词：廖平；《论语微言述》；版本；武断；探析
清代文学家文康所撰《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一回中讲到：“闺房之中甚于画眉，那著书的既不曾秉笔直书，我说书的便无从悬空武断，只好作为千古疑案。”[1]此言在理。说书者如此，著书撰文者亦是如此。为学者，在没有绝对把握的前提下，单凭主观臆想，便妄下结论，这是做学问之大忌。我们在研究近代著名经学家廖平的《论语微言述》一书时，亦应慎之又慎，不要过于武断，否则便有可能出现纰漏。
一、该书版本问题现有研究成果综述
廖平的《论语微言述》一书因在市面上很难见到，故学术界关于该书之研究成果少之又少。郑伟所撰《廖平著述考》一书专列一章来讨论廖平论语学著述，其中有涉《论语微言述》一书的信息，然其并未给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仅指出该书著录于廖幼平的《六译先生未刻各书目录表》一文，至于该书之卷数与存佚情况则以“未详”[2]、“不明”[3]标之。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目前仅有两篇文章论涉此书，一篇为民国时期学者侯云圻（即侯堮，字芸圻、云圻，号侚厂）的《跋〈论语微言述〉稿本》（载于《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第36期），一篇为笔者自己的《廖平〈论语微言述〉存佚考》（载于《文史杂志》2021年第1期）。侯氏一文属于介绍性的文章，文中讲到该书之稿本为五册本，乃廖氏晚岁所作，侯云圻、蔡元培两人均曾借阅过。笔者所撰的那篇文章则对廖氏该书之存佚情况作了觅踪与挖掘，指出“该书共五册，不止一个版本。蔡元培在廖平逝世之前所借阅的版本极有可能是该书原始稿本，侯云圻在廖平逝世当年所借阅之版本也有可能是就是这部原始稿本，即五册本。北大图书馆所藏该书两种抄本均为四册本，一种是民国23年（1934年）抄本，一种是抄录时间不详的抄本，均非原始稿本，且均非完整本。笔者从民间收藏者手中所得残本或者属于该书第五册。”[4]从表面上看，笔者之论说似乎没什么问题，但若要深究，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因此有必要再对该书版本的若干问题作一探析与论说。
二、该书北大图书馆藏本并非残缺本
侯云圻《廖平〈论语微言述〉存佚考》一文提到该书共五册，笔者在“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网络平台查得北大图书馆的两种抄本为四册本，基于侯云圻的五册之说，笔者在《廖平〈论语微言述〉存佚考》一文中推断北大图书馆的抄本并非完整本。此一推断有误。理由是笔者托友人、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张鸿鸣到北大图书馆查阅，发现北大图书馆藏本实际上是完整本，并不是笔者先前推断的残缺本。
笔者犯了想当然之错误，以为五册之说便是定论，而北大图书馆藏本仅四册，显然不是完整本，这就太想当然了。首先，一本书可以有多个完整版本，五册本、四册本，亦或三册本等皆有可能，不能以五册本为定论而去盲目地判断四册本、三册本等就是残缺本。其次，笔者仅凭在网络平台上查得北大图书馆藏本为四册本，就贸然断定此为残缺本，显然是有问题的。尝如毛泽东所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四册本到底是不是残缺本，只有通过查阅该书之内容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最后，五册之说出自侯氏笔下，在该稿本欠缺的情况下，我们目前无从查证侯氏五册之说的真伪，不能排除侯氏将四册误写成五册这种可能性。
做学问不宜想当然。舒大刚教授在《廖平全集》的《整理前言》中论及廖平经学第六变时说“其特点可以用廖平自题楹联来概括：黄帝六相说《诗》《易》，雷公八篇配《春秋》。”[5]笔者在网络搜索发现一些学者亦提到了廖氏此副自题楹联，表述与舒氏如出一辙。但是，《黄帝内经》中并无“雷公八篇”之说，实际上应作“雷公七篇”才对。所谓“雷公七篇”是指《黄帝内经》之《素问》的最后七篇，这七篇因讲的是黄帝与雷公的对话，故名“雷公七篇”。更为重要的是，笔者经过查找，未发现廖平有“雷公八篇”之说。正如笔者在《经学大师廖平自题楹联考论》中所说：“廖平曾在《经学六变记》中明确说到'黄帝六相说《诗》《易》，雷公七篇配《春秋》。’很显然，《廖平全集》整理者所谓'雷公八篇’一说并非廖氏原话。”[6]笔者将这一发现告知了舒大刚教授，得到舒教授的回复是“'八篇’似乎没有错，有廖氏手书为据。另外，峨眉山也有他写的对联，文字略异，但'八篇’则同。”依舒教授的提示，笔者在峨眉山博物馆找到了廖平的这副对联，文中的确写的是“雷公八篇”，不是“雷公七篇”。笔者在资料掌握未充分的情况下，便想当然地断言舒教授在《廖平全集》之《整理前言》中的说法有误，现在看来这一断言是错误的。廖平既说过“雷公七篇”，又说过“雷公八篇”，舒氏仅是在引用廖平所语，即便该“雷公八篇”之说法本身有争议，那也是廖平自己造成的，并非舒氏造成的。由此看来，无论读书还是撰文，想当然的做法皆是不可取的。
三、笔者所获该书之残本并非该书第五册
笔者从民间买家之处购得廖平《论语微言述》抄本之残本，发现此残本内容是对《论语》最后六篇的解读，由此判断它是《论语微言述》的最后一册。随后笔者以侯氏五册之说为定论，认定此残本或许属于北大图书馆藏本所缺失的那一册亦即第五册。[7]现在看来，这一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北大图书馆所藏的四册本实际上是完整本，不是残缺本，所以就不存在什么第五册之说了。
笔者所购得之残本虽然不是北大图书馆藏本的第五册，但是它与北大图书馆藏本还是有非常深的渊源。查阅北大图书馆藏本之第四册，我们就会发现，笔者所购之残本是北大图书馆藏本第四册之底本，北大图书馆藏本是在它的基础上抄录而成。判断的依据是：该残本是改写本，书中有改写的文字以及潦草的批注，这些文字与批注在北大图书馆藏本第四册中均以楷体字形式被抄入了正文当中，并且在抄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文字上的失误。正因为两者渊源颇深，所以今后在点校该书时需将两者作仔细之对比，才是最为恰当之做法。
四、残本中之批注是否为廖平本人所作尚难定论
前面已经讲到，北大图书馆藏本第四册是在笔者所购之残本即改写本的基础上抄录而成，它将残本中被改写的文字及正文旁边的批注全部纳入了正文之中。从北大图书馆藏本将批注纳入正文这一作法来看，该藏本的抄录者必是认定原改写本中的批注乃是廖平本人所为。但是，该批注是否真是廖平的真迹还是需要再作讨论。
笔者曾在《廖平〈论语微言述〉存佚考》一文中指出笔者所购得的这个残本中除了廖平对《论语》最后六篇的解读之外，还有一些他人的批注。“笔者之所以说此批注非廖平所作，是因为该批注之字迹与目前存留的廖平真迹不太吻合。”[8]笔者当时以批注中的“也”字与廖平真迹《廖平致赵凤昌书》中的“也”字写法不同作了举例。另外，单就批注本身来说，几处批注在字形上亦差异较大。比如“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一句之批注（图1）与“子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一句之批注（图2），在文字写法上差异非常之明显，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当然，如果我们仅依批注在文字上存在差异就判断此非廖平所作，这样做似乎过于武断了。因为判断字迹是否为某人所作，仅列举某几处字迹之不同来去证明，证据就显得过于单薄了。况且同一个人以不同的笔法来书写同一文字的情况也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到底这些批注是否为廖平所作，笔者能力有限，目前还不能作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之回答，只能存疑待考了。
关于廖平《论语微言述》一书之版本诸问题，随着文献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笔者相信此一问题会不断地得到解决。笔者撰写此文之目的，除了纠正自己先前结论的错误之外，更是在告诫自己以及他人今后在给某个问题下结论时不要武断。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语言之表述要慎之又慎，不应过于肯定或否定，要善于运用或然性语气副词，以免让自己陷入尴尬。此外，我们在做学术研究时还需要尽可能地做到主观与客观以及逻辑与历史的相符合、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或者得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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