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新书：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序言、精彩书摘、后记
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在大阪市立大学师从鲁迅的及门弟子增田涉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课程。历任北海道大学助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部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等。著作有《“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鲁迅〈野草〉研究》等，译著有《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丸尾常喜是日本战后第二代鲁迅研究者，也被誉为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开辟出了与竹内好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研究。他对鲁迅的研究，被誉为竹内好“竹内鲁迅”、丸山升“丸山鲁迅”之后的“丸尾鲁迅”。
译者 | 陈青庆
现就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翻译家班）学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与日本文学翻译实践，译有《揪芽打仔》《别人的脚》《岛中之海》《……然后再度记下文字时》等日本文学作品。
序章
鲁迅写过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929）。
如今回想鲁迅的一生，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这句话。这短短的一句中包含了一种生存方式。我想要阐述的，也正是这句话呈现的生存方式的具体内涵。换言之，在思考鲁迅的人生时有几个可以被料想到的视角，而我试图思考的立足点是：作为一个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并加以承担的人，他是如何在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
我们人类的历史，会出现一种正如其字面意义那样可被称为 “过渡期”的时代。在长达三千年的时间里，位于亚洲东部、幅员辽阔的中国一直以周边各国难以匹敌的文化为傲。然而，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欧的冲击下动摇、苦闷、摸索，这一长达百年的激荡历史或许正是这种过渡期的典型代表。出生于1881年、逝世于1936年的鲁迅，恰恰生活在这段过渡期当中。在鲁迅的一生中，与其说他常常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是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物，不如说他主动背负了自己作为中间物的命运而活着。
作为一名文学家，鲁迅有意识地开始创作是在他迎来二十六岁的 1907 年（明治四十年），当时他正在东京留学。鲁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摩罗诗力说》（1907），这篇评论第一次向中国系 统地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派诗人的诗作及生平。在文章的末尾， 鲁迅谈到了花的意象。
俄文人凯罗连珂（V. Korolenko）作《末光》一书，有记老人教童子读书于鲜卑者，曰，书中述樱花黄鸟，而鲜卑沍寒，不有此也。翁则解之曰，此鸟即止于樱木，引吭为好 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解；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 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最后的光芒》是柯罗连科根据自己流放时期的经历写成的《西伯利亚故事》中的一篇，描绘了一个流放者家庭的生活。正如 “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楚辞·远游》）的诗句所咏，“萧条”与“寂漠”都表示毫无生机的荒芜景象带来的凄凉感觉。在鲁迅的作品中，“寂漠”一词频频出现。尽管寂寞是潜藏在鲁迅 早期作品中的底色，但此处青年鲁迅为了冲破当时重重封闭的中国而寻求新声和光明时的寂寞与渴望，与那少年身在荒凉的西伯 利亚，思念着素未见闻的樱花和鸟鸣时的身影重叠，令读者深思。紧接着在《破恶声论》（1908）中，鲁迅阐述了他对新声和光明的希望。
“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 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心声”意为精神的呼声，“内曜”是指精神发出的光芒。“心声”“内曜”这简洁有力四个字，是当时的鲁迅对文学最根本的定义。而“百卉为之萌动”的季节，则是他心中描画的冲破寂寞之后的光景。然而， 他们在东京的文学运动早早夭折。满怀悲伤的鲁迅选择回国。在其后将近十年里，除了辛亥革命（1911）前后发表的几篇文章外， 鲁迅一直处于沉寂。而打破这一沉寂的，是 1918 年他以“鲁迅”之名写下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在写给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书 信（1920 年 12 月 4 日）中，鲁迅留下了一段直接谈及《狂人日记》写作动机的话语。自 1917 年起，身在日本的青木正儿就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学革命”，其发表于 1920 年的《将胡适漩在中心 的文学革命》详细论述了中国新文学诞生初期的文学创作，是一篇值得纪念的评论文章。青木正儿将登载这篇文章的《支那学》 杂志赠与鲁迅，鲁迅的信是对此的感谢函。他在信中也谈到了歌与花的意象。
我写的小说是极幼稚的，只是为本国如凛冬一般既无歌唱，亦无鲜花而悲伤，是为冲破这寂寞而写的……
为了冲破当时中国如凛冬一般既无歌唱亦无鲜花的寂寞，鲁迅以这篇《狂人日记》为开端，不断写作直至去世。
鲁迅留下的著作、翻译多达 700 余万字。在此先将其列举如下（括号内时间为出版年份，* 号表示逝世后出版）：
（一）小说集三种，《呐喊》（1923）、《彷徨》（1926）、《故事新 编》（1936）；
（二）散文诗集一种，《野草》（1927）；
（三）回忆文集一种，《朝花夕拾》（1928）；
（四）评论、 杂文集 16 种，《热 风 》（1925）、《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坟》（1927）、《而已集》（1928）、《三闲 集》《二心集》（1932）、《伪自由书》（1933）、《南腔北调集》《准风 月谈》（1934）、《集外集》（1935）、《花边文学》（1936）、《且介亭 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1937）、《集外 集拾遗 *》（1938）；
（五）诗 70 余首；
（六）辑录、校勘古籍十余种，《唐宋传奇集（上·下）》 （1927—1928）、《嵇康集 *》《古小说钩沉 *》（1938），等等；
（七）学术著作两种，《中国小说史略（上·下）》（1923— 1924）、《汉文学史纲要 *》（1938）；
（八）翻译 33 册；
（九）书信集一种，《两地书》（1933，与许广平的往来书 信集）。
在被公认为过渡期或启蒙期的时代里，总是会诞生一些堪称 “巨人”的人物。一般来说，这些巨人关注的并不局限于某个狭窄 的特定领域，而是指向整个社会与历史。鲁迅亦是如此。鲁迅的评论和杂文主题涉及文艺、美术、思想、历史、民俗、自然科学、社会、时事等多个方面。翻译是鲁迅年轻时起就最为重视的工作。通过他的译笔，14 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体裁涉及小说、童话、散文、文艺理论、美术史论，甚至还有《药用植物》这类科学书籍。晚年的鲁迅还曾计划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鲁迅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杂志共有 20 多种。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美术界成果最丰富的木刻（版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
鲁迅逝世后，名为《鲁迅全集》的著作集曾分别于 1938、1958、1973、1981 年四度出版。1973 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 命”时期，尽管这一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不过是 1938 年版的重印，但也是出于当时的需求。无论如何，全集能在其去世后的45年里四度出版，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鲁迅在中国的地位。尤其 是 1981 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行的最新版《鲁迅全集》（全 16 卷），不但收录了上述著作列表中除（六）（八）之外的所 有作品［仅将（六）（八）中作品的序、跋汇编为其中一卷］，还增加了鲁迅 1912 至 1936 年（缺 1922 年）的日记及 1456 封书信。包括书信、日记在内，所有鲁迅作品中合共添加了 2.3 万条注释， 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耗时大约十年。鲁迅的文章旁征博引，涵盖古 今中外，而且措辞大多带有文言色彩，让年轻一代对鲁迅的作品敬而远之。其中涉及的人物、团体、历史事件、出版物、引用句 子的典故、已成为过去的风俗习惯，但对这些内容加上注解后，只要读者肯花些工夫，或许就可以轻松地走入作品并与其共同思考。
在论争文章中大量引用对手的话是鲁迅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也是鲁迅本人在晚年的杂文集中尝试的做法。曾受过鲁迅亲自教导的增田涉写道，“他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寄托于写作以及将作品呈现给世界”，“他对所写的文章，并非经选择后再出版，而是将所写的一切原封不动、一字不落地投向世间”（《鲁迅的印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家。如将最新版的《鲁迅全集》、1958 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以及上述列表（六）中的作品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能接近鲁迅创作生涯的全貌。此外，由于很多人都写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我们能够从中了解鲁迅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活的时代。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滥觞之作。青木正儿在上文提及的论文中评论了《狂人日记》，认为“鲁迅在小说方面是一位颇具前途的作家”。这部小说的日译版在文库本中的篇幅不足 20 页，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问世所呈现的划时代意义已变得愈发显著。鲁迅的代表作《阿 Q 正传》已被翻译成 40多个国家的 60 多种语言，它与鲁迅的名字一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为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开辟道路的学术著作，作为一部基于独创性历史观和实证性研究的通史，时至今日仍未被全面超越。
不过，鲁迅的著作无一不是在背负生活重担的情形下写成的。面对剧烈动荡的历史洪流，他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在旋涡中颠 簸辗转地不断创作。因此他的小说都是短篇作品，曾在心里构思 的几部长篇小说均未能实现。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计划终未成型， 毕生难以割舍的中国字体史最终也未能问世。他的文章中大约有 三分之二被他自称是杂文、杂感的时事评论所占据。为此，甚至常有人揶揄他是“杂文专家”。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 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 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这是杂文集《华盖集》（1925）题记中的一段话，该书具有强烈的论争性。中国北方有一种现象名为“沙尘”——风将地上的沙砾卷起，形成遮蔽天空的沙尘。鲁迅爱惜这些杂文，将其唤作 自己摸爬辗转于“沙尘”中、被飞沙走石击打而流血的“伤痕”。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鲁迅将自己写于“彷徨”时期的散文诗集 《野草》中的诸篇文章，称为“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与《野草》几乎同时期编纂的评论集，被他取名为《坟》。
鲁迅认为自己的文章不可能是盛开的蔷薇，也不是香气浓的兰花。而他甘愿忍受这种命运。为了让中国这片大地有朝一日 能够迎来百花齐放的季节，他宁可选择成为泥土。而要化为肥沃的泥土，就必须首先变成腐朽的杂草，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句。
精彩书摘
鲁迅六岁时开始在家塾读书。他的第一位老师是同族的叔祖（与祖父同辈的长辈叫做伯祖或叔祖）周兆蓝（号玉田），也是一名秀才。课本采用的是以押韵四字句写成的历史入门读物《鉴略》。之所以选择《鉴略》，而非一般作为启蒙读物的《千字文》或《百家姓》。这是祖父周介甫的意思，他认为对历史的大致了解有其用武之地。对于孙子们的教育，祖父周介甫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他鼓励孩子们阅读当时被视为非正统文学的《西游记》。他的课程安排是先通过通俗易懂、能激发兴趣的读物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然后再进入《诗经》的学习。周玉田是一个胖乎乎的和蔼老人，喜欢种树养花。不仅如此，他还是家族里唯一的藏书家。在他那里，鲁迅读到了三国时吴国的陆玑所作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清朝陈淏子的《花镜》，前者是一本对《诗经》中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书籍，后者则讲解了花木的栽培方法。鲁迅最喜欢带插图的《花镜》。在周玉田的影响下，鲁迅也喜欢上花木培育，不久便开始在自己亲手制作的盆栽上贴上竹制名牌，甚至还做了观察记录。在鲁迅旧时收藏的《花镜》中，留存着他晚年写的一些批注。在“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山土壅始活”一处，鲁迅批注道：“按，花性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
——摘自《绍兴》
辛亥革命后的变迁令鲁迅认识到，自己绝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种日复一日长大、如毒蛇一般缠住自己灵魂、挥 之不去的感情，鲁迅将其命名为“寂寞”。话说起来，自《新生》 流产、《域外小说集》的销售惨淡以后，这种感情便萦绕在他心中，逐渐长大，终成寂寞。“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 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 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同上）“寂寞”之名，正是对这种悲哀的确认。
这种寂寞过于令人痛苦，因此鲁迅不得不尝试用各种方法麻痹自己的灵魂。于是，他埋首于古籍的辑录、校勘，金石文、画像石、砖画拓本的收集、誊抄，佛教经典的研究。以佛教经典的 研究为例，鲁迅由此了解了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真实状况，即佛教与道教融合产生了中国独特的生死观，而这种生死观又从根本上支撑着儒教追求的礼教秩序。这些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进一步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关键材料，还 成为鲁迅探究“国民性”，从事思想史、文学史、文字史研究的宝贵基石。不过，对当时的鲁迅而言，这些工作首先是为了蒙蔽袁世凯耳目的韬晦之策，也是医治失望与寂寞的药酒。
——摘自《北京之一》
所谓“人吃人”是一种象征。或许只要人世间牺牲他人、损人利己的现象继续存在，那么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象征就不会丧失生命力。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吃人”有许多是活生生的真实例子。相传春秋时代，宋国的都城被楚国大军围困，城内民众为饥饿所苦，于是易子而食。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桓公说 自己“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他的厨师易牙便蒸了自己的孩子 献给齐桓公。这两个例子在《狂人日记》中均有提及，分别见于 《春秋左氏传》和《管子》。在其后的史书上，这类记载也屡见不鲜。不仅如此，自从唐朝的陈藏器在他的《本草拾遗》中加了人肉作为药材，便开始出现“割股”的举动——割下自己大腿上的 肉作为药材让患病的父母食用，历代朝廷还将其视为孝顺的表现 而加以表彰。这是一种顽固的陋习，甚至在 1915 年的报纸上，还能看到女儿为病重的母亲献出自己的大腿肉，结果母亲病情突然恶化的新闻报道。对鲁迅而言，徐锡麟的心脏被恩铭手下的士兵吃掉，是一件他无法忘却的事情。
这部作品发表时的意图，正如鲁迅后来所说，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对当时的读者而言，这一意图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在《新青年》 杂志上积极开展儒教批判的吴虞读过《狂人日记》后，写了一篇 《吃人与礼教》（1919），从史书上择取了各种“吃人”的记载，指 出“吃人者”几乎都是“礼教”的捍卫者。吴虞试图用历史事实证明，那些喜欢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们才是容易“吃人”的人。尽管吴虞的评论无视了“吃人”的象征意义，略显粗暴，但是凌驾于每个人意志之上的“人吃人”的场景，是鲁迅对旧中国社会的整体印象，与“家族制度”和“礼教”（“名教”）在这个社会上 具有的整体意义彼此呼应。
——摘自《北京之一》
自己有妻子，虽说只是名义上的，而且自己已经四十五岁，而许广平比自己小十七岁， 还是自己的学生。若选择与许广平结婚，二人容易在持续的斗争中受到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也可以预料生活上的困难，而且他不 忍许广平牺牲、受辱。这些大抵是鲁迅对于第三个选择的担忧。许广平对此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她对鲁迅说：“你的痛苦是 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指他与朱 安的婚姻），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有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 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两地书》八二）这是出色的爱的宣言。
然而，不愿牺牲许广平的顾虑牢牢地束缚着鲁迅。倘若没有某种契机，他就无法前进。最终成为这一契机的，是高长虹刊载于《狂飙》杂志上的诗歌《给——》。“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高长虹单恋许广平，他进出鲁迅的家并非为了杂志，而是为了“月儿”。而且鲁迅在北京时，他没有表现任何敌对态度，但鲁迅去了厦门后，他便恶语相向。一想到这些，鲁迅就异常愤怒，但同时感觉抑制内心 情感翻涌的盖子被揭开了，获得了一种解放感。这件事可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意外契机，但鲁迅对可能“牺牲”一位女性的担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假如没有这种契机，他便无法解脱。
——摘自《厦门、广州》
后记
鲁迅逝世于 1936 年 10 月，翌年（1937）7 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那篇用日语写成的文章《我要骗人》中的“血的预感”，被不幸言中了。
说来也是我马虎，此次写作之前，我一直觉得鲁迅生活的时代与我生活的时代多少有些重合。然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我才出生，所以其实毫无重合之处。按我的记忆所及，我第一次接触的鲁迅作品是 1956 年出版的 12 卷本《鲁迅选集》（岩波书店）。这是由增田涉、松枝茂夫、竹内好编译的版本，“新书开本”丛书的黄色布面装帧令人喜爱，封面白纸上印刷着一幅幅黑色的中国现代木刻画，给人清新、刚健的印象。朋友手头拮据，把这套书卖给了古书店。我不知为何买了回来，就这么放在身边。之后遭逢水患，书虽然被水浸过，但如今仍在身边。不知是托了这书的福还是遭了它的祸，我最终学习了中国文学。我至今忘不了自己升入中国文学科后购买 1958 年版十卷本《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经历。当时在日本卖的中国书非常便宜， 现在贵了一些。这套书也遭了水患，除了当时从箱子里拿出的一本，其余还能用，如今也留在身边。
因此，虽说那时还是个年轻人，但我从很久之前就开始读鲁迅了。其间两年，我受教于已故的增田涉老师。成为大学教师后， 在大约七八年的时间里，我每年都会以某种方式和学生们一起阅读鲁迅的作品。我还加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鲁迅读书会”，在里面读鲁迅的作品。尽管如此，受命承担此次写作，让我再次深感自己的阅读是多么贫乏。若问是否能写出一部令鲁迅本人和各位读者勉强满意的作品，说实话我感到诚惶诚恐，一时之间竟无从下手。本书就是由这样一个不成熟的人写的。如今写完，我的感觉依旧没有变化。在有限的时间里，虽然给周围的人添了麻烦， 但总算完成了写作，心里的一块石头姑且落了地。
我试着提醒自己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所以不自觉地做了削减， 大幅简化了最后一章“上海”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时期，鲁迅的文章显示出成熟的一面——这个关键时期在本书中显得非常仓促，但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未延伸至此。此外，我认为鲁迅的思想到广州时期已经基本成型。或许是因为鲁迅度过了一个封闭的青春，我感到他在广州时的确充满活力。他的这种活力或许在本书中会显得过于张扬，所以我还是希望读者们能够亲自去阅读鲁迅的作品。鲁迅作品的日译本已出版齐全，包括上文提到的 《鲁迅选集》、竹内好独译的六卷《鲁迅文集》（筑摩书房），以及 目前正在发行的新的全译本——20 卷《鲁迅全集》（学研）等。
本应以附注形式标明参考文献，但此次请允许我省略所有注解。本书得益于众多前辈和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在此表示感谢的同时，还想事先说明本书的特点，即作为大众读物，姑且做了上述处理。
最后，本书的出版为编辑和印刷的各位着实增添了许多不便，在此表示歉意和诚挚的感谢。
丸尾常喜
1985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