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行参菩提散文奖参赛作品】奇人老何/岳朝军
老何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奇的一个。
第一次和老何正面接触是在一个下着淅淅沥沥春雨的周五下午，过了五点，机关院已经很少，偶尔有一两个人影闪过，也许只有门卫和后面两三家常住户有人在。我正准备锁上信访接待室撑伞骑车回家，忽然听到一连串洪亮的叫喊。“我是乡长”、“我要上班，马上给我安排办公室”、“再不管我，罚三千五百万，管了就少罚一千万”。
顺着声音望去，看见一个披着破旧白色塑料膜、头发花白、面庞窄小黝黑、个子低矮的老者向信访接待室走来。老何是信访办多年的常客，声音很熟悉，一听便知是老何来了，这几句话是他进了乡政府院必说的，经常听得到。原先我不管信访，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模糊、很缥缈；现在管信访，听起来格外清晰、格外真切。我原来可以不理睬他，现在不接待看来是不行了。
“老何，来了？”我提高嗓音主动和他打招呼。他进了屋，不慌不忙地将身上的塑料薄膜解下来搭在椅子靠背上。
“多少年了，我的事还不给我解决，县里说了叫我来当乡长，我来了多少趟了，啥时候给我安排房子？”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是灭鼠团长，谁不知道？团长啊，县级干部，知道吗？我有证明的……”说着，他从自己灰色的破旧布包里掏出一卷破旧的纸卷，就着桌子伸展着，寻找着。我扫视一下，那些又黑又脏的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有的还盖有公章，印泥的颜色大多已经暗淡。
其中一张是一条烟的硬包装纸伸展开压平后写的，我随便问道：“这一张是谁给你写的？”
“城里找人写的。”
“出钱了没有？”
“出了。”
“出多少？”
“五毛。不值啥。”
不知怎的，我突兀对他产生了异样的兴趣，认真地对他审视起来，似乎是对多年来只听其人不问其人进行一下弥补。他的眼睛又小又圆，又黑又亮，黑白分明，似乎并不浑浊，看起来很有神，甚至透射出黑色的亮光，像年轻人的眼，说话时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我；他的头发已经全白，又密又粗，发型是自来卷的笔头，虽是自然形成的，但像是刻意做的发型；他的脸又黑又小，皱纹并不多，平展而厚实，似乎有一层灰黄色的尘土，油腻腻的并不干燥，也许不是每天都洗的。他上身着一件破旧的、下摆过膝的中山装，内套白粗布衬衣，里外领口都是黑油油的；下身穿一件灰色牛仔裤，皱巴巴的，颜色也褪得很厉害，裤口和膝盖处都起了毛；脚上穿着一双样式时髦的白色运动鞋，沾了许多泥巴，又脏又破，两条鞋带一白一绿，也许是穿孩子们的或是捡来的。在我仔细审视他时，他接连说了好多话，我只顾看他，压根就没有听清说的啥。
“老何，你看，天要黑了，还下着雨，你回去吧，改日再说吧。”
“又是推，推到猴年马月哩。你是谁，我咋不认识，你能不能管我的事？”他突然问起我的身份，看来他还不认识我。
“我……管的是……可是我……有急事得马上走。”我嗫嚅着。
“那我啥时候再来？”他抬眼注视着我，很认真地问。
“下……下下周周一吧。”我若有所思地说。
“我是乡长，给我安排房子，我要办公，再不管我，罚三千五百万，一个子也不能少！”他说着重新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装进布包里，重复着来时的话，出了信访办的门走了，声音依旧洪亮。没想到他这么轻易就走了，并不难缠，实在是意料之外。
第二次和老何正面接触就是在我所承诺的“下下周周一”的上午。他的记性真不错，似乎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好，我们常常丢东忘西，把周一当周二，把周三当周四的。当我听到“我是乡长”那熟悉的开场白时，老何的一只脚已经轻盈地跨进了信访接待室的门槛。我扭头向他看去，他除了手里提的袋子换成了一只旧塑料袋子以外，其他似乎和上次来时一模一样。
“我是乡长，给我安排房子。听说你是新调来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能管我的事，你得管。”他见我就劈头盖脸地说。
“管是得管，可是，你会干啥？”
“我是灭鼠团团长，全县出了名的，我立过大功，我是灭鼠专家，我何团长名声在外，谁不知道。”
“那你，就讲讲怎样灭鼠吧，就当在大会上给群众讲话，做宣传，先让我听听中不中。”我早听说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何当过生产队的灭鼠团长，这会儿闲着又没事，于是故意这样说。
老何很麻利地站起来，干咳两三声，提了提嗓子，郑重地向正前方扫视了一下，像在讲台上扫视台下成百上千的听众，然后正色说到：“同志们，你们好——”他顿了顿，手抬起来在胸前有力地挥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喉咙发出下咽的声音），接着说，“今天，开这个会很重要，我讲一讲关于灭鼠的事，大家要注意听，认真记，这个灭鼠嘛，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就是除四害，四害知道吗？就是苍蝇、蚊子、老鼠、臭虫——。我们要坚决打赢这场战争。这个——灭鼠很重要，大家要齐动手，积极主动参加，投入到灭鼠工作中去……啊，这个——我们起码要灭掉80%以上的老鼠，这样，我们的粮食就能增产30%……我们的生活水平就能好上一大截儿，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他有板有眼的讲了足足有五分钟，原来黑黝黝的脸上泛出了一些红晕，眼睛似乎更黑更亮了。讲完后，他端起桌子上前一天不知谁没喝完的剩茶冲着我微笑，像是向我征求意见，让不让喝，我下意识的点了点头，他很绅士地呷了一口，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也许孔乙己就是这个样子吧。
“讲得好是好，只是现在农民都盖了新房，楼板砖墙水泥地，屋里进不去老鼠，庄稼地里老鼠好像也不多了，哪还用得上灭鼠，灭鼠过时了。”
“老鼠不多也得灭，灭鼠是个正经事，是大事，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到啥时候都不能丢。”
“那，你坐那辆车先下村宣传宣传吧，看效果咋样，再说你的待遇问题。”我胡乱指着院里不知哪里来办事的一辆面包车说道。他顺我指的方向看了一下，径直走到那辆车旁，向车里看了看，车里没有人，车门关着，他便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还不时地向车周围扫视着，显然是在寻找司机。过了好一会儿，当司机走过来拉开车门启动车辆时，他冲司机没有出声地笑了笑，说道：“走吧。”司机好像连一眼也没有看他，更没有听他说话，只顾掉了头走了，或许司机也认识或者是听说过他吧。老何皱了皱眉头，一脸迷茫，顺着车走的方向快步跟了过去，出了乡政府大门，也不知道他到底跟了多远，当然那结果可想而知，大约他最终是跟不上的。
第三次和老何接触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夜，确切地说不是接触，是看见了他。我虽在乡下上班，却把简陋的家安在县城，沦为半个城里人，每天像钟摆一样，不厌其烦地骑自行车往城里赶。那天工作忙，干完公差，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骑着车急急地往家赶。走到县城一条繁华的街道旁，借着黄色的不太明亮的路灯光，隐隐约约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到他近旁时，我一只脚点了地，将自行车停下来，定睛一看，是老何，就是他，他在整理面前的一堆破烂，大多是塑料瓶子，他不紧不慢地向一个偌大的鱼皮袋里装着塑料瓶。旁边偶尔有一两个人经过，他们与老何互不关心，互不理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一个陌生的拾荒者，人们的态度往往是这样，而我却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我注视着他，而他像没有注意到其他过往的人的存在一样，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他是那样专注，那样淡定，目不旁视。不明亮的黄晕的光，使我看不清他的脸有多黑、有多油、蒙有多少灰尘，看不清他的头发有多白，看不清他的衣服有多破旧。他那天竟然穿着一件风衣，啊，是风衣！看起来衣袖都挺完整的，如果不是黑色的那就一定是灰色的。他半蹲着，风衣把他下身完全地围了起来，加上他自然的笔头发型，加上他的淡定自若，在这样的光线环境中，他的形象确乎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看起来与白天判若两人。看起来他似乎不再委琐，似乎不再是一个上访老户，而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做某种雕塑的工作中的艺术家。如果我们能按个暂停按钮，那他和他面前的一堆“宝贝”加起来正是一件生动的艺术品；再往大处叠加，加上因昏暗而显得有些暧昧的光线，加上光线里显得有些隐约模糊的大路和路边的梧桐树、近处的房子，那简直是一件能够获奖的油画大作了，这大作一定是某一位大师所作的。但是，却万万不能把我纳入画中的，那样会把一幅完美的画破坏掉，那是画蛇添足，是万万不能的。忽然，一个冷颤把我打醒，把我从臆想中拉了出来，还让我打了个喷嚏，我发出的不雅的声音并没有惊扰到他，他始终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突然觉得我在这幅凄美的油画中是多么的多余，真真是画蛇添足，便蹬了自行车，抽身而去了。
第四次和老何正面接触是我们信访办主动把他“请”来的。原因是，他竟然捅了大娄子，到省城上访了，并且被信访部门登记了，给我们的信访工作重重地抹了一道黑。我们深感惊诧、深感意外之余，就是还要把他“请”来，在我们专门为他准备的需要上报的信访结案材料上签上他的名字，没有他的签名，我们无法上报材料，无法结案，那可是大事，会更加败坏我们的信访成绩，我们还会因此而受罚，排名也会受到影响。对我们的结案材料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反正他本人要签上意见才行，当然能签上“同意”就更好了。老何会不会来签字，会不会签上“同意”，我们心里真是没谱，但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让村干部通知他，说是要为他解决问题，他果真就兴冲冲地来了。
“老何，来了！”老何一走进信访办的门，我就笑嘻嘻地和他打招呼。我的同事小木热情地倒了杯茶递到他手里，还温和地对他说：“喝茶，喝茶，坐，坐！”随后，小木主动地把老何的破布兜接过来放在桌子上。
“我的问题今天能解决了？”受到今天的待遇，老何似乎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手里端着的茶没有喝也没有放下。
“哦，差不多了，领导已经决定给你安排办公室，还给你配车，准备让你上班。”我赶紧说。
“那让我看看房子，让我在哪儿办公。”老何高兴地笑着说，笑得很灿烂，是我所见到的他的笑里最灿烂的一次。
“房子正在装修。关键是——你识字吗？你会写字吗？当领导不会写字肯定不中。”
“我原来识字的，也会写，这么多年不写了，要忘完了，写不好。”老何有点不好意思，脸微红着说。
“当领导得经常签字哩，起码得会签名写‘同意’俩字，你知道的。”同事小木接着说，又把桌子上一支笔纸递给老何，并指着桌子上一张纸说，“你先写写看咋样，先写个‘同意’，再写个名字，看看。”
老何接过笔，握在手里，微微有些颤抖，使劲地想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没有写出一个字，很尴尬地看看我，又看看小木，脸上现出无奈的表情。
“要不，你照着我写的写，不会写字可不中，连个字都不会签，咋当领导。”同事小木说着，同时工工整整地写了“同意”、写了个老何的姓名，让老何照着写。
老何比照着吃力地很慢地很认真地写了一遍，写的字像小学低年级写的，所幸的是还能把字写完整。我和同事小木相视会意地笑了一下。小木把信访结案正规表格拿出来，指着信访人应签字处，对老何说：“老何，你的字写得挺好哩，来，再写一遍，再练练。”
老何在指定位置很认真地又“练”了一遍，我们想要的终于得到了，好歹能够交差了。大功告成后我们让老何下周来正式上班，他就高高兴兴地欢快轻盈地走了。
除了和老何接触之外，还听说一些关于老何的逸闻趣事，不知真假，但颇值得一提。那是和我的一个朋友偶然聊天时听到的，那个朋友和老何同村。
朋友说，几年前冬天的一个午夜，他从邻村朋友家办完事独自一人骑车回家，那夜刚下过雨，湿气在空气里升腾游走，虽然天是晴的，圆月当头，可是并不能朗照，看到的东西模模糊糊的全没有边缘。当他哼着小曲走到村南一个缓缓的长坡前时，猛然看见半坡处一个模糊影子，像一个人在那里坐着，旁边似乎还有个包裹。朋友心脏骤然紧缩，神经瞬间拉直。他说，长坡处是个十分“紧”的地方，所谓“紧”就是那地方有鬼魂经常在夜间出没害人，发生过不少离奇的事，至于是真是假，说的人多了也就让人半信半疑，正所谓“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朋友历来胆大，硬着头皮往前走，走到影子处也不正视，下意识地加大了蹬车的力量。真是怕出有鬼，痒处有虱。刚超过影子，忽听身后说道：“来，过来，坐这歇会！”
朋友头皮麻了一下，险些从车子上摔下来。但传来的声音却熟悉，那不是本村老何的声音吗，正是。朋友扭头看了一下，没停，也没搭话，径直走了。
朋友还说，老何的一个儿子和儿媳经常和邻居因为琐事吵架打架，邻居家的男人常年外出打工，只有老婆在家，老何的儿子儿媳便占了优势，总是两人打一人，把邻居家的婆娘打的苦不堪言。有一天，老何从外边回来，进了村正碰上儿子儿媳殴打邻家婆娘，老何快步冲上前，踮起脚（因自己个子低矮，儿媳人高马大），抡起巴掌，朝自己儿媳脸上啪啪两耳光，扭头就跑，儿媳在后面追，肥胖的儿媳终究也没有追得上老何。
朋友还说，老何有特异功能的，他能梦游为别人占卜。说老何起初是拉着架子车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睡着了还能把架子车拉回家，后来是睡过去打个盹能为别人占卜吉凶寻找失物。说有一次老何在县城游荡，临近中午，饥肠辘辘却身无分文。在一院落大门口和一老太太搭讪，老太太说自家小狗丢失正要出去寻找，老何便顺水推舟说自己可以梦游占卜为其找到。老太太十分高兴，将老何请到家里，老何坐在沙发上，头一歪便睡过去，微微地打起了鼾声，须臾醒来，让老太太往东南五百米的一个干坑里找。老太太言听计从，向东南五百米左右果然发现一个废弃的水泥池子，池子又深又陡又光，要找的小狗正在池子里嗷嗷乱叫呢。小狗找到了，老何自然有了饭吃，还得到了五元酬金，甭提有多高兴了。
以前，几乎每周都要到乡政府“报到”两三次的老何，近半年多来在乡政府却不见了他的踪影。他来乡政府，除了管信访的几乎没人理会他；他不来乡政府，除了管信访的几乎没有人想起他。但他却在我这个管信访的人的心里烙下了印记，像文身的颜料一样深入肌肤，不能褪去。有时想起他觉得这个人很是虚幻，竟怀疑起以前和老何打交道的事是否真实，是否梦中的过往。我越来越怀疑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便忍不住到公安派出所专门去查，管户籍的民警打开电脑搜寻到了我要找的老何，电脑显示：“何**，男，生于1930年*月*日，汉族，文盲，身份证号4104211930****5513。”又忍不住去乡档案室找灭鼠年代的档案资料，竟然找到了早年的一张“**公社灭鼠人员花名册”，有一行赫然登记着：“何**，男，汉族，生于1930年*月*日，高小文化，中共党员，灭鼠团长，B村七组。”
哎，不知道老何此时在哪里游荡，不知道老何还会不会再到乡里来，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也许压根就没有老何这个人。
作 者 简 介
岳朝军，男，汉族，生于1969年7月，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司法局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