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社英丨树老成精
五十多年前，我们大多数人是用实用的目光看待树的。比如“桑木扁担梨木案，槐木铣把人称赞”之类的民谣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所以，不等树木长大，就根据树的品种大小派了用场。硬木之中，像男人腰粗的做房梁，脸盆口粗的做檩，碗口粗的做椽，像棍一样粗的直的做铣把镢头把，哪怕是一个分叉的树枝，长的用做烧炕用的通火棍，短的削光放在锅里做馏馍的支撑架子，即使是指头粗的的树枝，还可以堆在墙角晒干了烧火做饭；软木之中，像桐树一类长得快的树，常常等长大一些解成木板做柜做箱子，因此，大多数树是长不大也成不了精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村子却有几棵老树长得特别大……
空洞老槐树
我们陈家村只有一条街道，东西走向，有一里多长，中间一条路，南北两边住着人，南边一排人门向北开，北边一排人门向南开，很是整齐，往西直通西韩公路，与公路形成“丁”字形状。街道整齐，交通便利曾是我们陈家村的骄傲。
这棵老槐树就在村子这条路的南边，大概是村子中间位置靠东一点，这棵槐树很老，老到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它的年龄与来龙去脉，只好按照常理习俗，在谁家门前就归谁家所有。它大约有一丈多高，但却有碾盘那么粗，树皮有很深的沟壑，扭曲着盘旋而上，上下几乎一样粗。没有较粗的树杈，却几乎在树身上，长着一缕缕纤细的树枝，一边倾斜着向上延伸，一边却掉转头向下垂怜，左右极不对称，很有几分老树虬枝的苍劲。更奇绝的是，树身上有一个空洞，大约可以坐四五个半大的孩子，这个洞在槐树身上拐了几个弯，向上通到树顶，但在树洞里却看不见天空，神秘与未知笼罩了我们村好几辈孩子的童年。夏天晚上，我们就在槐树下捉迷藏，我们壮着胆子，想躲进这得天独厚的槐树洞，但却谁也不敢去尝试在树洞里观天的壮举，只得到“望树兴叹”的遗憾。
拥有老槐树的这户人家，据说从前是大户人家，上个世纪50年代有老弟兄三个，现在仅存一个老大，老二死了老三跟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老大就给大孙子起名叫“解放”，二孙子叫“台湾”，不知是想念自己兄弟还是为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后来文革中有人说他贼心不死，想要替国民党光复大陆，吓得老头很多天不敢出来，将孙子的名字也改了。其实我看老头佝偻着腰，唯唯诺诺说话，做着最普通的农活，确实想象不到他在战战兢兢中有什么非分之想，也许空洞老槐树就是他此刻的心境吧。
这家还有一个女人，说是女人其实不准确，我能记事的六十年代，她已是一个老婆。她身材瘦小，身体很瘦弱，鬓发皆白，裹着小脚，歪歪扭扭却利索的干活。她会经布，也就是排列织布机的经线，最拿手的是织成各种各样的花格子布。在那个单调的年代，这种花格子布是展示妇女才能的招牌。几乎全村女人织布都找她帮忙。她没有名字，也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全村人都叫她“寡妇”，晚辈年轻人就叫她“寡妇婆”“寡妇姨”“寡妇嫂子”，她也自然的答应，仿佛并没有觉得什么冒犯与贬低。她和丈夫的哥哥全家住在一起，每天看着她乐哈哈的抱丈夫哥哥的孙子，给他们全家做饭洗衣，还要纺线织布。我们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谁，她的心里到底想什么，也许，守一辈子寡，过表面平静的日子，不叫人背后说三道四，就已经是一个丧夫女人的奢侈。
就在一个雷雨的深夜，雷电一闪，轰隆一声，老槐树高处的枝条被劈掉几根。也许这是我们的想象，也许是我们对命运最形象的解释。
有刺皂角树
皂角树并不是常见的树木，我们村子总共只有三四棵，一棵在村子北边一排房子的北边，它也在村子中间偏东一点，在一户人家的后墙之外。这棵树是有原委的，它就是这户人家栽的，长得特别快，十多年就长成一棵一搂粗的大树了。皂角树的树皮很光，仿佛泛着绿色，淡淡有些绿意，树身并不特别高，树身在一丈多高的地方分成几个树杈，每个树枝往高长一点又分成几个树杈，成为一个近乎圆形的树冠。它枝条稠密，树叶浓绿，夏天不漏阳光，秋天不透风雨，我们就常常在它下面歇凉。
最奇怪的是，这棵皂角树的最低一层分杈处，有许多长刺，每个刺有两三寸长，五六个刺成为一束，又用藤条一样的树枝软软的缠绕在树干分杈的地方，引诱着我们靠近又拒绝着我们的冒犯。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冒犯它，在那个买什么都要凭票分配的年代，我们买不到肥皂洗衣粉，我们实在是想要用竹竿打下几个成熟的皂角，再把它泡在水里，用棒槌砸碎了洗衣服，或者洗头发，又干净又光滑。皂角的籽在水里泡软了，剥出厚厚软软的半透明状的一层膜，吃起来筋筋的像肉一样，是难得的美味，可惜我们的心太长竹竿太短，皂角树的刺又对我们严厉拒绝，等到冬天黑黑的皂角落到地上时，我们却没有了温暖的小河，没有了勃勃的兴致，这棵皂角树就一年一年让我们兴奋，又让我们绝望。
我们村子西头有一个城门，大路东头中间有一座小庙，整个村子形成一个闭合的长方形的四合院村落结构。解放以后合作化人民公社，拆除了城门，在原地盖了饲养室，喂养着全村的牲口，大概有五六十头，饲养室房屋跨度很大，东西各有一栋，样式布局都相同，我们当地把这种格局叫牛顶仗。两栋房子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栽了很多树，冬日农闲时，牲口就拴在院子里晒太阳吃草料。饲养室内外各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据说是拆除城门时特意留下的，盖饲养室也是有意留下一棵皂角树在院子中间的。后来，一进村口，两棵高大的皂角树，骡马黄牛拴在街道两旁，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富足与远见，这不是一种自信与厚重？
这两棵皂角树说来也怪，里边的一棵，枝繁叶茂，结的皂角一串一串，每个长的有八九寸，子又大肉又肥，每年村子都会给我们每家分一些皂角；外边的一棵，枝叶稀疏，几乎不结皂角，稀稀疏疏几个皂角，又小又丑，见不得人。我们觉得这两棵树所处环境相差不大，压根没有理由截然不同。我们村的老人说，外面这棵皂角树是公的。还有人说，砍了这棵公的，里面的母皂角树也会不结皂角了。可惜的是，没有人试一下，于是也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奥秘。自古以来，人们对很多神秘东西都是不会试的，这一公一母两棵皂角树就成为我们村的秘密。
曾经老榆树
五十多年以前，我们村有很多老榆树，那时候不像现在，榆木家具很高档，在市场上是当红木家具卖的；木匠说榆树木头韧性强容易打弯，一般情况下是不用他做家具的，因此榆树就长得比较高比较粗比较老，打眼看去，村里最大的树大部分是老榆树。
我们村子在漕渠坡以北的渭河边，那里秋种小麦夏种玉米，一年两熟，小麦产量低而且要交公粮（农业税），所以我们每年大部分时间只好吃玉米。玉米面没有粘性，只能做成窝窝头，吃起来有点扎嘴，常年吃玉米胃里就会反酸。我们就很想吃面条，妈妈就想给我们做饸饹，饸饹看起来像面条，吃起来有劲道又有味道，很耐饥，我们很喜欢吃。更难得的是不用麦面，而是用玉米面再加上榆树皮面，正好弥补我们麦子很少而玉米较多的不足。于是就去剥榆树皮，谁家要伐榆树，一个传一个，早早拿了斧头，只等榆树伐倒，便一哄而上抢着剥榆树皮，先用斧头砸，再用手往下撕，回家后再把表面的粗皮去掉，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最后再用碾子碾碎，箩成细粉，搀到玉米面里和好，就又筋又滑，再压成饸饹，砸一些蒜泼一些油，调一些酱油、醋和辣子，想一想都让人馋得流口水，就跟过年一样高兴。
榆树并不好看，树身上还常常有碗口大的疤，大多数时候留着脏水，很像人身上长了疮流着脓水，人一看心理都泛膈应，可是我们一想起榆树皮，就把这些全都忘了。那时候，谁家要能借给我们一点榆树皮面，就不亚于救命的恩惠，妈妈会念叨好几个月呢。
一到春天，榆树更成为香饽饽，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整天围着榆树打转转。那时候仿佛春天来得特别迟，春天又爱刮风，黄土搅天搅地的吞没了村子和树木，人们饿着肚子，在没有色彩的村子里盼望春天，盼望春暖花开，盼望有野菜可挖，有河水可洗衣服的日子。春天的太阳刚刚有点温度，榆树就抢先发芽了。其实，榆树是没长叶子先开花，俗语称作榆钱，在较细的树枝上，长成一串一串的，仿佛所有的树枝都结了榆钱，不几天就变成绿色的粗粗的树枝。它的颜色最奇特，绿中带黄，嫩嫩的绿绿的，以至于我们很长时间都把它当成叶子。
我们就约几个小伙伴去勾榆钱，胆子大的爬到树上，用钩子勾住树枝往下拉，再折断了扔下来，我们几个胆子小的就去捋榆钱，从树枝分杈处往下捋，边捋边吃，吃的牙齿都泛了绿，一个个都看着别人笑。最后树上的小伙伴从树上溜下来，我们就一人一笼分了榆钱回家。妈妈给我们蒸榆钱饭，如果再调些辣子，泼些菜油，就是难得的美餐。只可惜榆钱开放的时间太短了，我们快乐的时光仿佛一纵即逝。
榆钱被我们捋光，零零星星的榆钱就变成枯黄色，又有点发白，从榆树上落下来。如果落到潮湿松软的泥土里，就会长出一个个小榆树，几寸高就分杈，和大榆树的形状一模一样，我们就会常常看它生长，盼它开花，我们的童年仿佛就在这种欣喜、失落与盼望中消逝。
现在，村子里这些树木都没有了，村子里的人忙忙碌碌盖永远也不够漂亮的楼房，挣永远也不够花的钱财。我不知道，有谁再听一个老人的絮叨，有谁再想念一棵老树如歌的枝叶，有谁再会关注一个村子无处栖息的魂灵？
作 者 简 介
陈社英，1956年出生，陕西西安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年考入蒲城师范，后来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进修学习。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曾在《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女友》等多种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作品。作品收入《青年散文一千家》等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特别点评。曾担任《青少年文萃》编委；全国青少年作家作文大赛评委；《古都文萃》杂志副主编。2015年出版散文集《美丽而疼痛的村庄记忆》，始终认为文学与教育是自己放飞理想的双翼，是慰藉心灵救赎自我最初与最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