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的“第三件事”：走中国特色癌症康复之路

“我这辈子与医学结缘六十四载，已经做了两件事，现在我要一心一意完成人生第三件事了。”与肝癌抗战半个世纪、今年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专家汤钊猷昨天在《汤钊猷：第三件事》看片会上这样告诉记者。

他所说的两件事，一是最早提出了“亚临床肝癌”，使不能切除肝癌的五年生存率从零提高到20%以上；二是最早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从中筛选出癌症治疗药物，并为全世界200多个科研机构提供研究素材。今年1月，美国最大癌症中心安德森癌症中心向中国索要这一模型，这篇20多年前发表的论文至今仍然生机勃发。

第三件事，则是引导医生与患者改变抗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癌症康复之路。

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心交给自己

“如果治疗癌症得了诺贝尔奖，一半成就给医生，一半成就要给病人。”这是汤钊猷近年来一直秉持的观点。他说，过去100多年我们对癌症的主要方法是消灭，却忘了癌症本质上是内外环境失衡导致的机体内乱。

面对癌症的久攻不下和持续高发，汤钊猷认为长久以来癌症治疗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重硬件、轻软件，也就是大量资源投入到抗癌药物的研发上，对照顾患者的身心健康方面关注不够；二是重局部、轻整体，没有把人体当做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人体微环境和肌体关注较少；三是重消灭、轻改造。不消灭癌细胞的“有生力量”，固然无法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是癌症不同于传染性疾病，只需要消灭“入侵的外敌”，癌细胞是由正常细胞转变而来的，还有可能被改造。

由此，汤钊猷提出了以预防为主、早诊早治疗、综合处置三大核心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式控癌理论，如果说过去主导癌症治疗的关键是医生，在这一理论体系下，患者自身是否乐观、是否有战胜癌症的决心也在抗癌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王文健认为，这是研究了一辈子癌症的汤老在耄耋之年，以智慧与胆略，用独特的思辨方法提出的抗癌新思路，这一战略思想起到了两点作用，一是为医生提供了一种新的对付癌症的思路，二是提高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能够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心交给自己。

中国智慧领衔世界癌症治疗

“第三件事”可谓是汤钊猷人生的必然选择。他的父亲是早期留美高材生，他走上从医道路受他父亲的影响颇深。在西医看来，得了癌症就是要动手术，20世纪60年代他从事临床肝癌研究时，一台肝癌切除手术动辄十几个小时，患者却只能存活三个月，五年生存率不足5%。他开始思考这种哪里得了癌症就切除哪里的做法是否合适。

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汤钊猷将目光转向中医，夫人李其松对他影响很大。李其松与汤钊猷同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同学，先学西医，后来又转学中医，她是在中西医领域都有建树的大家。汤钊猷的学生甚至说：“李其松医生是枝干，她为汤老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成就了汤老的枝繁叶茂。”

1979年，汤钊猷的小肝癌研究成果震撼全世界，那时世界上鲜有肝癌术后生存五年的案例。在1991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上，近30名手术后生存10年以上的肝癌患者表演了大合唱，标志着中国肝癌的临床治疗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不管是汤钊猷之前出版的《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还是不久前刚出版的《<论持久战>　与癌症防控方略》，都能看出他对道家思想十分推崇，肝癌诊断的“难与易”、预后的“好与坏”、治疗的“是与非”、癌症治疗的“土与洋”“多与少”“正效与反效”等都可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来看，难怪有人说汤老其实内在遵循的是老庄的“无为”，不是“无为而治”，而是“顺势而为”。

纪录片《汤钊猷：第三件事》由上海东方肿瘤双防康复指导中心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