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爱玲 | 她华美的狐狸皮毛下，其实一直是一只刺猬
今天是作家张爱玲（1920.9.30 — 1995.9.1）的诞辰。
于张爱玲，我这一辈人其实经历了一道戏剧性曲线，说是起伏不如讲是跳跃、飞起，至少在台湾状似如此——我二十岁以前，认真看待张爱玲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少（我的老师小说家朱西宁极可能排第一，终身倾慕张爱玲），一般说她是鸳鸯蝴蝶派，是言情消遣小说，甚至说她只是比琼瑶好一点罢了（恰好又同在一家出版社）；但到我三十岁左右，所谓“张派”已是台湾小说的第一大门派，一定年纪以下的女性小说家（几乎全数）和男性小说家（也好些个）源源加入，这由不得你不加入如黑帮，只要你城市些，聪明些，灵巧细致些，少碰乃至于出言嘲笑大价值大目标些，就自动被归属于张爱玲门下（就连王安忆被莫名并入张派一事，也是在台湾发生，当然原意是赞美），济济多士，张爱玲以宁，至此，在台湾再找不出任一个可堪匹敌的名字了。
如此从过卑的所谓姨太太文学到过亢的“祖师奶奶”一名，温差实在太大对人心脏血管不好，而且两端能讲的话都已被很夸张的说了，因此，除了三十岁以前私下为张爱玲辩护得面红耳赤之外，我在书写中极少说张爱玲──大致是，除了忍不住引述过几句张爱玲讲得实在好的话语，便是我写朱天文《巫言》一文里的，我讲之于如今的朱天文以及我们这些人，张爱玲其实已算是个“年轻作家”，这才是实质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张爱玲小说都是某一个年纪不到四十岁的作家写的，我以为，这可以提供、提醒我们重读张爱玲的有益、有意义、至少较平等公允（也对张爱玲公平）的视角，会较具体的联结到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会看出来更多东西包括其空白；还有，我记得我也说过张爱玲基本上只写同一趟生命潮水里的东西（所以不容易用伟大来形容她），她的小说始终直接取用、宥于自己的生命经验，只是她灵动眩目如太强烈亮光的书写、以及她“无情”的书写身姿，挡住了此一事实真相；张爱玲太过华美的狐狸皮毛底下，其实一直是一只刺猬。
晚些读张爱玲小说的中国大陆于此可望平实一些，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城，他讲他下放时或下放才归来第一次读到张爱玲吓了一跳：“喝！上海哪个女工小说写这么好。”
即便充分意识着她昔日的《流言》一书（散文对散文吧），我仍觉得《爱憎表》很好、非常好，也有我期待看到的东西，但绝对不是什么绚烂归于平淡云云已说得太滥也想得太烂的话；《爱憎表》不是归来、放下，而是前行、进入。我猜想，太喜爱张爱玲的人会不知不觉的把《流言》当判准，以此检查多年后《爱憎表》究竟少了什么如同伤逝，要命的是，少掉的多是我们以为“最张爱玲”、最青春欲滴的成分没错，但这不是最该合理消失的东西吗？人六十岁写二十岁的自己不是真的要把自己退回二十岁，即便用小说实时性的、当下进行式的方式来写，仍该保有某种回望的、已知的成分，只因为如今你确确实实已知道更多，二十岁当时诸多你只能猜只能赌的犹未完成之事（一场误会、一次恋爱、一种希望云云，每个当下都是未完成的），如今已一一有了结果甚至“答案”，记忆已长成更丰厚完整的模样，装无知装天真的写因此问题不在恶心不在技艺拙劣，而是浪费，让日后这几十年像是白活了一般。不少书写者犯这种错，而写小说通常又比写散文容易出这种错。
我自己看着的是另一端，《爱憎表》比《流言》多了什么，这是应该要有的，人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乃至于就要抵达生命终点了、朝哪儿看都是回望了，记忆如此不停转动、黏附又一层一层堆栈上去。更因为这是张爱玲，如此一位早慧的书写者，却又远远在她生命成熟期到来之前就隐退了、不说话了，几十年，她不忙，也没转行寄情寄漫漫长日于其他，没更换成另一种人生（阿城说得对，张爱玲终其一生保卫着自己的生命、生活样式），这么灵敏的脑子和全身感官理应一直进行着，却只进不出，我的极度好奇可简单凝成一个带点童稚意味的愿望：这些我读过的张爱玲小说，如果换由一个较老的、比方我这年龄的张爱玲再来写，又会写出什么写成怎样我想读这样的小说。
《爱憎表》明显比《流言》的精巧短文多出不少东西，物理性的从厚度就可看出来。剩下的，就只是多得对不对、好不好、该不该、有意义或理应删除而已，所谓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云云。
于此，朱天心的意见是，她以为昔日的张爱玲只是把最美的那朵花摘走，现在，张爱玲愿意把所有开好开不好的花，连同其根茎枝叶、连同泥巴、整座园子、整片土地，乃至于每次花开当时的空气成分天光云影全告诉我们，包含美和不美的，舒服和并不舒服的，容易入文学和不容易入文学的。这是朱天心读了《小团圆》三书时私下讲的，所以话说得有点凌乱不及修饰，但意思很明白。朱天心也没被激怒，相反的，她指出来，这里有昔日张爱玲小说未曾见过的一种“赤诚”，不是纳博科夫嘲笑的那种平庸的、乏味、没想象力所以不得不“诚实”的诚实，而是她和她这人生一场、和她见到过的人、事、物一种无遮无隐的专注，她能想多清楚就想多清楚，不怕有些东西的捡拾会破坏作品本身，更不在意还会破坏掉已成神话的昔日作品。朱天心讲，这很了不起，张爱玲真的是个负责任的小说家。
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我们晓得这是三千年前人们说的，在那样一个自然的、采集的、地广人稀任意取用如无尽藏的大地之上，现在，我们讲求的是尽可能一整株蔬菜的吃，果叶根茎别偏食别丢弃──很明确，人的意识缓缓变了，一是技艺层面的有所进展，原来不可吃不好吃的部分我们已懂得如何恰当的调理它；也有认识层面的各个惊人进展，像是我们对每个物种、对营养学、对人身体的理解有了更完整的掌握，甚至像艾可讲的那样，狞恶致命的毒物其实也都是作用迅速强烈的珍稀良药；这里更包含着某些积极的、应然性的思维，我们意识着这一颗已明显太小的地球，意识到人和各个物种的种种深沉联系和依存关系，意识着未来，也回头来想人自身的存在，人的位置、限制和其责任云云，这里有不少并不舒服不快意、需要勉强自己的成分，也恰恰好说明是道德思维的成分。
小说家海明威极可能是最服膺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这种书写的人，他的讲法广为人知，书写像冰山一样，你所能写的只是浮上来那十分之一。这对书写者可以是很有益也很严格的谏言，要求书写者得懂更多准备更多但写更少；但另外一面则是卡尔维诺准确指出来的，这是“轻描淡写”，是“暴烈的观光主义”，只浅浅刮走最上面一层，海明威的书写奥义。人性上，这一面较容易发生，因为这避开困难不必深入，写起来快速而且舒适。
只把最美丽的那朵花、最好吃的上端部位给摘走，这是很功利性的，着眼于作品的顺利完成，什么样的作品呢大体上会是朱天心形容张爱玲昔日作品那种七宝玲珑塔也似的精巧夺目东西，是济慈所颂歌的希腊人古陶瓶，是那种封存的、静物的、接近完美的、适合展示于故宫博物院恒温玻璃柜里的人间宝物，但也是波赫号所说书写者为求完美、往往会胆却会选择后退好避免出错的太过小心作品。这样写当然成立，也在在令人赞叹，但终究也只是一种作品、一种书写方式而已，而且展示书写的工匠技艺远高于内容，甚至为求效果不惜舍弃内容。书写远远不只如此，或者说，人“发明”了书写原来并非只想做出这个，这甚至是书写经历了相当时日、在技艺已成熟的某个末端才生出来的目标，带着点自娱娱人的游戏意味。书写，最根本来说，是人要发出声音，要说话，要尽可能完整的、不遗失的牢牢记下来他看着的、想着的、经历着的所有事。作品，只是成功或不尽成功、总打了折扣的一个可能结果而已。
我以为，一个够好的书写者（迟早）会要奋力去说出那一直沉在水面下的十分之九，这才是书写者念兹在兹的事，也是只有他会去做的事。说到底，冰山论并不是书写的禁令，只是书写的不得已限制，主要来自于人表述能力的不完美、语言的不完美以及文字的极度不完美，让我们的书写总是离事实不够近。这不是一道界线，而是一座大山，不是谁拦着路，而是前面根本没有路，所以不是突破无从解放，只能够一点一点硬生生的挖进去，这样匐匍前进匐匍救之的书写兼顾不起“完美”，这也部分解释了，何以那些最认真最好的书写者他最晶莹无病的作品不出现在最后，甚至早在前成熟期就写出来，而且，在世人的赞誉之前，会忍不住有点不安，有罪恶感，好像偷了什么却逃过惩罚也似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于他的《百年孤独》（写成于他四十岁前）就有点这样，他满意也不满意，欲说还休，这些破破碎碎的感言收拢起来大致是，《百年孤独》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但不会是他最好的作品（有好几部，端看你相信他哪次讲的，《迷宫中的将军》是其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回还忍不住说，《百年孤独》至少有五十七处“错误”，奇怪都没人看出来。
显然是先写成的《小团圆》一书，还带着颇强烈的“恨意”，但张爱玲很快平静下来，比她昔日的作品更不见情绪，像整个人进入了沉思，《爱憎表》延续着这样平稳的、沉思的调子──依我的理解，面对这些往事尤其男女情感部分，张爱玲有理由生气（我百分百支持她），而带着恨意书写也是正当的，这是人堂堂正正的心绪之一，包含报复在内，是我们对世界“正确性”很高的基本反应，当然也是驱动人书写的强大力量，太多了，不必一个一个去细数如格林、陀思妥耶夫斯基、D.H.劳伦斯、尼采、鲁迅等名字。这么说，我个人常觉得奇怪的反而是那种一辈子没流泄出一丝恨意的书写者，很好奇他究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里，以及他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几十年，只欢喜只赞叹，真的有在看吗有稍微认真的想过计较过吗
说来好玩，《小团圆》的恨意有点吓到我们大家，倒不是因为太强烈，而是因为我们并不习惯这样一个直通通的、认真爱恨的张爱玲是吧。一直以来，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调笑、嘲笑、厌恶、轻蔑、远离云云，张爱玲从不使沾身，或者说她总是不逼近到有沾惹上自己风险的一定距离之内──好像说，年纪轻轻的张爱玲还比较懂如何“不必当真”，比较古井不波，这有点悖理不是？
恨是正当的，也是认真的，如赫尔岑说的：“复仇之心是人直接的、正直的情感。”包含着人对是非、对真相的记忆和坚持。但在书写中却像是个硬块东西必须料理才行，而如何恰当处理恨意首先来自于书写技艺的要求，只因为恨意终究是某种太快太利的东西，大斧头般劈开世界、劈开人，书写因此总是太短促、太单薄单调而且容易上当受骗并伤及无辜（比方乞援于错误的盟友），这样写走不了多远，也看不清楚说不清楚世界──这里，很容易忽略但其实正是书写的某一个见真章关键时点，分出来够好和不够好的书写者。往下，不是比道德而是比内容、比认识能耐；不是非得原谅人不可，而是书写者究竟想不想得下去、有没有储备足够东西可供自己想下去、书写者根本上是不是一个事事经心记住事情的人（《小团圆》三书和这篇爱憎之文证实张爱玲是）。比较像是这样，某个恨意、某种愤愤不平把书写者驱赶到记忆之前，但人沉入到记忆里，便得依循记忆自身的路径，服膺着回忆以及书写的节奏和“规矩”前行。恨意是结论性的东西，它（暂时）和重开的回忆不兼容，必须先噤声下来，耐心等这趟路走完。
会不会想完了还恨呢？非常可能，除非人原先的恨意本来就只是恣意的、撒泼的、禁不起问禁不起想禁不住事实揭露的恨法，比方台湾现在流行于网络和脸书的那种乱恨。但至少，恨意总是会经此“分解”开来，去掉了那些燃烧不完全的冒烟冒火部分，得到一个核心般的晶莹剔透形式；或者说，它精准了，像通过瞄准器对准而不是机枪扫射，恨得有目标、有依据而且和理性可联系可兼容，恨“升级”了，或者我们不再称它为恨了。
张爱玲自己还恨如乍写《小团圆》当时吗不知道也无从证实，我们只能说这趟回忆之路她重走了这么多年仍没走完，只是被死亡打断了——她回忆得可真是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