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朋友圈》自序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倡“学术规范”以来，发心本来极好，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学术研究与论文的写作越来越模式化，也越来越缺少个人情感的流露与个人化的表述方式，“学术研究”已经与“生命体验”脱了钩。记得就在1990年代初期，一位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后来又转而研究文艺心理学的老先生对我说，他看过太多的所谓文史研究无史识无文采更无哲思，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一直牢记在心，在那以后，也成了我阅读书籍的取舍标准。

因为我还相信，“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的传统意味之写作，必有益于身心，方值得为之不已。

对爱好苏东坡的读者而言，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苏年谱》以及《苏轼诗集》《苏轼文集》更为重要，但却不是普通读者所能欣然接受。至于散落在宋人笔记中诸多与苏东坡有关的史料，翻检起来，更有茫无头绪之感——然而，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史料，进而修正历史，或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史料基础，这才是吸引专业研究者的兴奋点之所在。

所以当有人跟我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也有失偏颇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尽管是在综合大量史料基础之上写成的，但它还不是严格的史学意义上的传记，而更接近于“文学创作”，所以它有一种特殊的感发力量，为一般史学著作所不及。

林语堂在写作《苏东坡传》之前，他尽可能将苏东坡的诗文集都带到了国外，“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现在我能动笔写这本书，我觉得很快乐，单单这个理由就足够了。”因而当林语堂动笔写作苏东坡的传记之时，他毋宁是以一个现代作家的笔触去“感受”另外一位古典作家的方方面面。林语堂说：

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上有一个苏东坡，却不可能有第二个。个性的定义只能满足下定义的专家。由一个多才多艺、多采多姿人物的生平和性格中挑出一组读者喜欢的特性，这倒不难。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象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这里就有一位！（宋碧云译本）

实际上，这是林语堂把对中国传统文人的全部想象都加在了苏东坡一个人身上，因而他怎样赞扬苏东坡都不为过，正如他笔下的《吾国与吾民》无法具体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中国人身上一样。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也必须让现实中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就像让一缕阳光洒进幽暗的房间一样。如果不能从前人身上获得一种力量、一种滋养，一种启示，那可真会徒成消耗。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西方的作家和苏东坡来对应，应该是哪一位呢？

我想起我在少年时代读宗白华写的《歌德人生之启示》：

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真相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的是何？这些人生最重大最中心的问题，不只是古来一切大宗教家哲学家所殚精竭虑以求解答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凝神冥想，深入灵魂的幽邃，或纵身大化中，于一朵花中窥见天国，一滴露水参悟生命，然后用他们的生花之笔，幻现层层世界，幕幕人生，归根也不外乎启示这生命的真相与意义。宗教家对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态度是预言的说教的，哲学家是解释的说明的，诗人文豪是表现的启示的。荷马的长歌启示了希腊艺术文明幻美的人生与理想，但丁的神曲启示了中古基督教文化心灵的生活与信仰，莎士比亚的剧本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人们的生活矛盾与权力意志。

随后，宗白华将笔锋转到歌德身上：

歌德对人生的启示有几层意义，几种方面。就人类全体讲，他的人格与生活可谓极尽了人类的可能性。他同时是诗人、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也是近代泛神论信仰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他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德国哲学家息默尔说：“歌德的人生所以给我们以无穷兴奋与深沉的安慰的，就是他只是一个人，他只是极尽了人性，但却如此伟大，使我们对人类感到有希望，鼓动我们努力向前做一个人。”我们可以说歌德是世界一扇明窗，我们由他窥见了人生生命永恒幽邃奇丽广大的天空！

我还没有看到有比较文学研究者将苏东坡与歌德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文章，但我认为他们二人的确能代表东西方伟大文学家的同与不同之所在——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集中了所有中国人特性的天才；在宗白华笔下，歌德是集中了所有近代欧洲人特性的天才。

无疑，在中国古代作家中，有关苏东坡的史料，是保存的最为完整也最为丰富的一个人，远远超过李白、杜甫，更不用说与他同时代的人了。即使在那个时代比他还要重要的人物，后人也是在提及苏东坡时才会被再次提到那可名字，这可真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

每当我夜深人静沉浸在与苏东坡有关的史料中时，我始终希望苏东坡其人其事——他的身影，他的生活，他的爱好，他的喜怒，他的内心情感，以及他的艺术世界——能够在我的阅读与写作中“活”起来。

在他的世界中，他当然是“男一号”，连皇帝都不过是他的“配角”，因而我想，苏东坡的风采，无疑是在他的“朋友圈”中才得到充分展示的，他的朋友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相反，从不同“配角”的角度来看苏东坡这个“主角”，说不定也许会找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角度，从而近距离地观察苏东坡。

这些年来，微信上的“朋友圈”占据了人们生活中的绝大数时间，“朋友圈”成了个人生活的展示窗口，也将一个人的经历、生活、嗜好接近完整地呈现出来。因为人们可以在朋友圈里展示日常生活里的方方面面：父母、兄弟、姐妹、同事、朋友、聊天、信息、通知、集会、讨论、研究、赏鉴、养生、美食、旅游、见闻、掌故……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在朋友圈里出现的。

无疑，对当代人而言，微信和微信的朋友圈已经成了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古人有“朋友圈”吗？

答案是有，只是与我们今人不同。

如果苏东坡也有“朋友圈”呢？

他是有“朋友圈”的，而且这个“朋友圈”非常大。苏东坡的朋友五花八门：皇帝、太后、宰相、文士、诗人、官僚、和尚、道士、歌女、厨师、画家、街头邻居，甚至妖狐鬼怪……

就像他自己说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整个天下，到处都是他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朋友——有的是正人君子，有的是邪曲小人；有的是生死之交，有的是匆匆一面；有始终不渝者，也有前善后恶者。让我奇怪的是，在嘉祐二年（1057）的同榜进士中，有的与他共进退，施以援手，有的却坚决想置他于死地。他本人，则在现实的谷底和理想的云端上下往复。

正如我们的朋友圈一样，除了人，苏东坡对美食和下厨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创造出的许多菜如今都已经成了名菜——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以及不同名目的酒。而他关于食疗的许多见地，也在他的文集或笔记中大量出现。

有多少人曾经出现在苏东坡的“朋友圈”里呢？

我曾看到一个数字，说和他交往过的有名有姓的就有上千人——如果给孔凡礼200多万的《苏轼年谱》或《三苏年谱》做一个人名索引的话，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正像我们自己一样，电话通讯录的人名和号码再多，经常联络经常来往的，也只是数十人而已。我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吧？

今人如此，苏轼何独不然？

当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之时，才分辨出有哪些人是他真正可以荣辱与共的朋友。

从辈分上看，苏轼的朋友，可以按照长辈、同辈、晚辈三大类划分：

——长辈，父母、张方平、欧阳修、王安石、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滕元发、陈希亮、张先、陈襄、吴复古、朱寿昌……

——同辈，兄长姐姐、弟弟、文同、曾巩、鲜于侁、章惇、林希、杨元素、杨世昌、陈令举、李常、孙觉、李公麟、刘述、刘恕、王诜、王巩、钱穆父、刘景文、参寥子、章质夫、章衡、张怀民、孙洙、刘挚、刘贡父、范纯仁兄弟、蓝田四吕、孔家三兄弟、吕陶、陈慥、徐君猷、方子荣、米芾、佛印、巢谷……

——晚辈，儿子、苏门六君子、苏门后四学士、赵德麟、张舜民、李之仪、苏坚、姜唐佐……

读者也会从我的书中发现，我笔下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仔细排比史料的基础上写成，但可惜的是，仍然有一些史料限于写作风格和全书的篇幅而不得不放弃了，乃至于在苏东坡生活中本来占有重要作用的一些人，像上面提到的一些人名，如钱勰、曾巩、鲜于侁、滕元发、刘攽、赵令畤、蒋之奇、孔文仲、吴安诗、潘大临、辨才等人，都只能一笔带过……

在与人民美术出版社李宏禹先生的一次闲聊中，我无意中说出，可以写一本《苏东坡的朋友圈》，因为这将是极其丰富的一本书，以他和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黄庭坚、秦观、王诜、苏辙等人为主，充分展现苏东坡一生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再加上他对诗歌、书法、绘画、饮食、笔砚等等的文字——我们大概就可以通过《苏东坡的朋友圈》一书，了解发生在北宋晚期的文艺圈的诸多往事了。

也由于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缘故，因而本书书法、绘画的分量，如苏东坡与文同、李公麟、黄庭坚、米芾、王诜等人的关系，就要比文学所占的分量多一些。

此一选题，得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此先表深深的铭谢！

从2013年有微信以来，我每天都会在朋友圈里随手敲一些文字，渐渐地，受微信朋友圈表达方式的影响，自己的写作风格也随之发了变化——微信朋友圈不能太学术，更不能太江湖，每一句有来历，但也不能完全照搬原文，写的人轻松，看的人也不累，日积月累，居然攒了好几厚册，隔几年再读，很像过去文人的笔记或札记。它当然不符合现代学术机构所规定的种种清规戒律，但学院式的论文写作，也不应该是“生产知识”的唯一方式——写作有快感，阅读有快感，何尝不可？

本书既不是纯抒情的文学笔法，也不是将感情全部剔除的学术考据，行笔畅快之时，甚至将基本的引文出处也略去，更不必说附加更多的长注。也曾经有学者质疑，我这样写是否有学术价值，我只是淡淡一笑，因为我只是将在这一段时间内阅读苏东坡所发现的值得记下来的事情写入书中，并自信一定也会有不少读书和我一样对苏东坡充满着兴趣，想知道文学性的传记以及学术性的考证所无法带给他们的阅读乐趣。

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来说，我觉得尤其如此——他有理性但绝不是一个有着冷静理性的人，例如他和道士对话寻找各种药方甚至烧炼仙丹，但当他真的得到所谓仙丹时，他又绝对不敢将它们真的咽到肚子里。他热情地试验不同原料的酒，虽然多数以失败终结，却写出最成功的诗歌。这一切都可以成为理性的分析对象，但我觉得繁琐的考证一定会伤害到他那活泼的不可捉摸的有趣灵魂。

在写作《苏东坡的朋友圈》这段日子里，恰好赶上新冠肺炎肆虐，既不得不主动地将自己关在书房中与世隔离，也将家中与苏轼或宋代有关的藏书翻找出来，读至会心处，甚至读到痛心处，便笔之于纸，不知不觉几个月就过去了，偶尔眺望窗外，内心里怀着满满的读罢苏东坡的感动。当然，苏东坡并不都是喜悦的，在很多人们不太读的那些写给皇帝的奏章里，处处闪现着令人惊讶的“现代思想”。比如他的敌人吕惠卿和曾旼的一段对话：

“轼何如人？”旼曰：“聪明人也。”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邪，大禹之聪明邪？”旼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惠卿曰：“轼学何人？”旼曰：“学孟子。”惠卿亦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之学孟子也。”惠卿默然。（《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

在一个以“忠君”为当官第一规矩的年代里，苏轼却秉承孟子的教义，“民为重，社稷次之”，后面还有一句潜台词：“君为轻”。

所以，我们除了看到一个“人间有味是清欢”的苏东坡之外，还看到日夜奋战在抗洪前线的苏东坡，看到一个因旱灾蝗灾而使百姓流离失所之后不断给朝廷上书请求赦免、救济百姓的苏东坡，看到一个救助婴儿、病人、老人和死在路旁无人掩埋尸体而痛心不已的苏东坡，一个因熟悉水利而疏浚湖泊、筑堤、修建桥梁的苏东坡……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苏东坡，才会有像林语堂所看到的苏东坡：“他的肉身难免要死去，但是他来生会变成天空的星辰，地上的雨水，照耀、滋润、支持所有的生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性借鉴，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在平凡世界的里面时，才不再是乏味的一幕。

至少，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切，如果日后我回忆起来，我会说：在这段时光里，有苏东坡与我一同度过，他教会了我们如何欣赏生命的每一时刻，并让我们坚信每一刻尘世生活都是美好的。

苏东坡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也是一位生活的哲学家，只是他的“哲学”是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的第一首是：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后七百年，东坡和之：

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

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

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

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

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又后九百年，我有一天早晨读到它们，心境大悦，亦以和之，和陶兼和苏也：

高致如陶生，千载谁似之？

物我两不碍，忧乐俱忘时。

不归亦不去，仕隐皆由兹。

会得此中趣，得失了不疑。

共尽杯中酒，悠然胜自持。

2020年5月14日 于十丈莲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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