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靖思到后林，对古村的一些文化思考

我相信，许多人了解金溪，是源自于初中教材里一篇古文——王安石的《伤仲永》。《伤仲永》开头写道：“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这是一个神童的出现。在王安石的眼中，方仲永是一个神童，他是应该完成从耕到读的转变，通过科举入仕，然后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但后来方仲永这个神童还是泯然众人矣，于是，王安石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文章。

我们可以猜测，方仲永后来就一直在金溪耕田。这本来就是他的祖业，只不过，到他手里，似乎希望在即，却又功亏一篑。其实，在中国科举历史上，耕以传家的居多，而读以出仕的，通过这座独木桥的真不多。

看一个古村，仅仅看建筑，却看不到村庄里流淌历千百年而不更的血脉，是一种“买椟还珠”似的旅游。村庄，是有自已的理想与坚持理想的不懈努力的印痕的。

到金溪石门靖思村蔡家看一看，我们就能理解历史上的“耕读传家”的历史。靖思村坐落在金溪县石门乡，距离县城35公里，三面环山，二水护田，物茂粮丰，充满田园意韵。众河流交错汇集，宛若护城之河。更有狮、象两山把镇水口，形势险要，关山严谨，故有“象把山关，狮守水口”之说。

一个村落的灵魂，首先是名人。靖思蔡家建村于南宋，始祖为理学家蔡元定（号西山）的裔孙蔡雪轩。到明朝崇祯时出了宰相蔡国用。蔡国用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据说天启间还同魏忠贤作过斗争，崇祯时任宰相后培养、提拔了大量人才。蔡氏家庙里挂着后人彩绘的蔡国用肖像和复制的明朝廷御赐“清忠端亮”横匾，蔡国用的读书故事也还在村民口中流传不衰。

再往后，蔡家出来的名人就不多了。但人们对于耕读科举成功的向往，一直没有消退。靖思村整体布局呈东西长，南北短的梭形。全村有数十条保存完好的传统街巷，有古建筑58栋。走进去一看，有进士第、文林第、天官第、大夫第、牧佰第、重奂第，还有嵌放着文词雅美的“蔚园”、“读易堂”、“世显文章”、“簪缨济美”、“西山毓秀””、“清华伟望”等等匾额的深宅大院。让人们觉得，每座建筑、每块匾额，无处不是一种对科甲文昌的向往，通过营屋造宅、凿石刻碑，一代一代嘱咐下去……

1947年，费孝通出版了他的著作《乡土中国》，这部著作成为他在社会学上高峰。从《江村经济》到《禄村农田》的调查报告，费老一直关注中国的乡村。费老自己说：“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要读懂费老的这一句话，金溪是最好的样本。历史上，中国社会就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在“耕”与“读”之间的转换。耕是务本，读则为了致仕。乡村与朝廷就用耕与读之间的转换来往复完成。科举考试，则成为耕读转换的唯一桥梁。

不惟靖思村如此，金溪从古至今文风浓郁，读书受人尊重，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广泛基础。这种村落的集体荣誉感，归属感，催生了一种向心力。哪怕是一点点成功，也能成为激励后代继续向前的力量。其实靖思村的文林第、天官第、大夫第，有许多是上溯若干辈的先贤功名，有的还是捐纳得到的名分。但即便这样，也是一份荣耀。

与此伴生的，就是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靖思村的建筑类型丰富，村落内有学堂、祠堂、酒窖、庙宇、牌坊、水井、戏台、古道、古桥等多种类型。这种完备的公共设施，往往是“耕读—进退”间，一种对乡土的向心力。因着一种这样的向心力，以及光宗耀祖的自我认同，村里人出去做了官，也不忘家乡，出去赚了钱，也要回馈家乡。人们都心甘情愿的拿钱回来建桥修路，建祠堂、修族谱，开设义仓、书院、整理村容村貌等等。这样使古村不但不因年久而衰败，反而越来越好。

再深的一个层面，为了续接这种文化基因，村落往往一代又一代不断地认真撰修、补充、完善族谱、宗谱，记载促人上进、遵纪守法的“家规”、“族规”，记载宗族的公共财产，如山林、田地、水塘、祠堂、庙宇等等，牢牢的把一个村庄的文化纽带与财产纽带绞成一股绳。

象靖思这样的村庄，是最能观瞻到这种传统的。哪怕数代间，科举考试的荣耀没有来到，但村民们仍能一代一代传续。村庄的活力就来源于兹、兴于兹。我们总是困惑于如何拯救古村。没有这种内在的向心力，古村便没有激情，没有内在的自我修复能力了。我个人觉得，也许金溪县的古村，是中国儒耕文化最好、体量最大的孑遗，也是一个最好的原生态样板。我们在残垣断壁、荒草萋萋中，看到了它最后的坚持，也在古巷老房，牌坊匾额上，见到了古建筑在星移斗转中顽强抗争的痕迹。

靖思村的思考更进一步推衍下去，就需要思考费老在《乡土中国》中说到的乡村自治的更深一层次话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中，乡村治理主要依靠的是经由教化养成的能使人产生敬畏感的“礼”，而不是政府施行的强制力。因而中国传统的乡村秩序就是一种“礼治秩序”，“皇权不下县”是古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奉行的基本法则。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乡村基层组织为核心、国家间接控制与乡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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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溪的后林村，我们能看到一个这样遗存的样板。后林村位于合市镇西北部，现属岐岭村委会管辖，历史800多年，比较偏僻，属于隐匿在边远山区里的古村落。有一点可以肯定，整个后林村的建筑都是有总体的设想后，由族人共力建造的。

后林村建于南宋，为林氏集聚地。林氏是莆田大姓，历史上曾出九个州府官员，故又称“九牧林”。后林坊村门楼就有“九牧世第”、“派衍浦田”等石牌匾。

走进后林村，便可看见村口有一座由四柱两层门楼构成的进村总关口。清雍正十一年抚州知府题赠的“抚州公里”的石匾，就安置在总门楼上。“里”即乡里、乡村。“公里”寓有政府表彰的模范村，标准规范村之意。说明本村的布局、建筑、村政管理，民风民俗等在抚州范围内是第一流的，得到官府的表彰。进入门楼后，村内巷陌纵横、布局紧凑，高层大屋随处可见。后林村既有门楼，又有村墙，既是一个村落，更是一座城堡。风格有点像赣南围屋，这在金溪是唯一的，在抚州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

想验证后林村的乡村自我管理能力，需要从建筑上找答案。一个能够高度自治的村庄，必然会在建筑上体现它的权威性与公益性。

权威性的建筑，一般是祠堂这一类的族权象征的建筑。如果你来到后林村中“林氏祠堂”，你就会惊叹于它的规模之宏大，建筑风格之别致。与各地不同的是，祠堂柱子全部为巨大的圆石柱子，共有66根，十分罕见。而祠堂顶棚用来架瓦的望板为很薄很宽的砖而非木制，显得非常宏大而森严。

从公益的角度上，村庄的街巷也很有特色。村子里石板街巷，横纵有序。地上的石板条横着铺砌，1米多宽的石板横铺巷道，相当平整，一看就是当年统一铺就。村庄前临鱼塘，后靠青山，村前小溪潺潺，有古庙，碾坊，有“回澜阁”这样的园林式的游憩建筑，村庄的肌理结构严谨。整个村庄，从建筑上传递着农耕文化年代整村划一、治理有序的传统文化气息。

这让我们重温了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景象。历史上，县级衙门是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乡村则是农耕文明下的自律，这主要依赖于乡间有权威的士绅来执行。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

后林村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一切事务，均由村落族长们自行管理，包括治安。因此就有了后林这个隐匿在边远山区里，以城堡方式聚族而聚，秩序井然的村子。

当然，基层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也是不断在推行。雍正年间，就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对于以棚民身份在江西等地与土族混居的客家人，则发明了散居却登录到同一图甲上的方式，并给予与土族同样读书科考的权利，这是一种飞地式的基层管理方法。江西修水县的怀远乡、奉新的归德乡就是这样的飞地乡。

我们从后林村的石板街巷，横纵秩序。到族谱村规、地方信仰，能够读到曾经的乡土中国。当然，这是立足于足不出乡的农耕文化，建立在农耕经济“天人合一”思想上的。它们朴实、生动、鲜活，带着历史的痕迹遗存在建筑上。金溪古村落形态，真实地反映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人地和谐。在理念和空间形态上凝聚了金溪人民的智慧。

每个村庄，都是一本文明史。村庄的每个人，都是一部人生史。在古村里读到的，绝不仅仅是古建筑上的那些坚硬与冰冷，还有人间的柔软与温和，有沉思与反照！更多的古村不是用来开发旅游，逗引游客的一笑，而应该是文化和文明的一次次反思或坚守，历史与时代的一次次对话，重生或复兴。

本文原载《中国三峡》杂志2021年第5期，征得作者同意在此发表，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