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海上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虽没有正规的海军，却组建和领导了多支海上抗日武装力量。这些装备简陋、规模不大的海上抗日武装巧妙藏身于波涛之上，长期在沿海地区与日本侵略者和伪军斗智斗勇，有效打击敌人，破坏日军海上交通线，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坚韧，为夺取全面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海上抗日传奇。

苏中军区海防团

1940年10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奉命进至江苏如东。如东东面和北面濒临南黄海，位于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地区东北隅，向来是海盗犯乱之地。陈毅曾对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说，如东掘港地理位置重要，是苏北的钥匙。控制住它，对中共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陶勇有了把“旱鸭子”变成“水上蛟龙”的想法。1940年底，他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粟裕请示，建立海防团。经认真研究，粟裕于1941年初对陶勇的请示作出批复：完全赞同，拟拨200名战士当海防团的第一批水兵。1941年3月，以一师三旅（原三纵）独立团留守处200余名战士为基础，组建为新四军海防第一团，朱坚任团长。

组建初期，海防团缺水兵，尤其缺能带出水上功夫的“船老大”，陶勇想到了被称为“活海图”“海上虎”的海盗孙二富，对其进行了耐心规劝和教育。孙二富虽然被逼为盗，但良心未泯，仍保有一些民族气节。孙二富带信给陶勇，邀其赴驻地谈判，陶勇带领少数人“单刀赴会”。后新四军成功将孙二富收编。

1942年初，日伪军加大对苏中地区的“清乡”力度，根据地形势吃紧，陆上回旋余地缩小。新四军决定在长江口外的黄海上建立海防武装，力争摆脱被动局面。陶勇临危受命，表态道：“只要我在一天，黄海就是新四军的！”1942年11月5日，苏中军区海防团在如东何家灶成立，由陶勇兼任团长。

1943年春，陶勇安排周少卿组建水上公安纵队。被收编后的孙二富，因部下违纪设卡收税、自身受不了新四军军纪约束等原因出走，余部组成了海防中队。3月，孙二富率原部下回来，并接受陶勇等人建议，改名为 “仲明”，寓意“重见光明”。三旅海防中队、水上公安纵队与孙仲明的反正部队“合三为一”，列入苏中海防二团，孙仲明任团长，周少卿任副团长。1943年9月，经耐心规劝后，启东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陆洲舫率部弃暗投明，其部被编为海防三团，陆洲舫任团长。

1944年8月7日，苏中海防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如东丰利补行海防纵队成立典礼，正式宣布陶勇兼任苏中海防纵队司令，杨进任政委（不久后由吉洛担任），崔德耀任参谋长，孙仲明任副参谋长。

为组建海上抗日武装，粟裕、陶勇等亲历亲为，费了很多心血。粟裕特批，海防团战士常年都吃大米，为海防团战士发放棉衣、棉背心御寒，还把缴获的日军汽车内胎改造成救生圈送给海防团，并根据潮汛规律，编写便于战士记忆的口诀。陶勇把自己珍藏的两双高筒胶靴送给了海防战士，每次海防部队完成出海任务后，他都和吉洛政委亲自到海滩迎接祝捷。

粟裕为苏中海上抗日武装制定了三项任务：一是开辟海上交通线，打通浙东到山东的南北交通；二是保护、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巩固苏中海防；三是保护转移海上的军区后勤各单位和一个山炮连到海上隐蔽，并负责敌占区与解放区间的交通联络和干部护送。

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上打仗同在一马平川的陆地战斗有很大区别，必须同时具备陆上本领和海上功夫。1942年冬的一天，海防团船只遭遇暴风，被吹散到了海上，日伪船欲借此机会采取行动。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海防团战士们仍旧身背武器、弹药，抱紧船板，在海上顽强地与日伪周旋，最后得以平安归来。

海上抗日不仅要斗勇，还要斗智，要善于以巧取胜。侵占如东的日伪军，隔三岔五就开着皮划子或汽艇在海上耀武扬威。苏北沿海地形极其复杂，有很多沙洲，我方的“土舰队”可以在近海浅滩航行，如果撞上沙滩搁浅了，也可以随时靠岸，堪称海军陆战队。对此，日伪军无可奈何。孙仲明就善用这种战法诱敌深入，打击敌人。

1944年7月，海防纵队三团一部在长江口遇到乔装藏匿在民船里的日军，团长陆洲舫之子陆建平在指挥战斗时，不幸阵亡。连长石孝礼带领战士们冲上敌船，与敌人展开肉搏，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1944年12月，海防一团一艘海船在路过笆斗山海面时，看到一艘日本救生艇在海面搁浅了，上面有20余个奄奄一息的日本海军官兵。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海防团将他们捕获后，给予优待，向他们提供了食物。岂料，日本海军恩将仇报。他们在体力得到恢复后，竟然乘着黑夜将留守在船上的我6名海防战士、10名员工全部杀害，夺船而逃。海防二团指导员陈尔胜立即带队展开追击。敌人在逃跑中再次搁浅，在我军的攻击下，除一名日军投降外，其余均被歼灭。

苏中抗日武装设法开辟了海上交通线，将野战医院、药库、兵工厂、印钞厂和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资，通过船只全部转移到了海上。1942至1945年间，在上海地下党和码头工人的积极掩护、配合下，海防团装卸敌人禁运的军工材料、医药通讯器材及机械设备等物资80余船，约两千四百吨。除转运物资外，海防纵队还积极护送各地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百余名，他们其中一部分去了延安，一部分去了上海。

由于新四军在陆上和海上都建立了抗日武装根据地，相互配合，抗击日军，因此黄海就成为苏中的可靠后方，有力牵制了敌人的部署和力量。连日本《朝日新闻》都惊呼：从连云港到上海的海面上，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在活动，神出鬼没。

东江纵队海上游击队

香港及其附近海域是海上抗日游击战的主战场之一。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随即被占领。中共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根据中央指示，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东莞、宝安、惠阳等地组织抗日武装。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于12月初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由曾生担任。12月下旬，东莞模范壮丁队等几支抗日武装经过整编后，组成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由王作尧担任。

惠州宝安抗日根据地位于大亚湾海滨，背靠大海，敌人一进攻，游击队就可能会被赶下海，生存条件不容乐观。不过，海员出身的曾生却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动员游击队员下海，筹组武装船队，开辟海上游击战战场，通过海陆游击战的有机配合，屡挫日伪海军，袭击缴获了大量运输船只。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后占领香港，把香港作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重要交通枢纽，从日本把武器装备运到东南亚和华南，又将掠夺来的物资运回日本。

日军攻占香港前，曾生就已在惠州宝安抗日根据地沿海建立了交通运输系统，通过香港运送物资和人员支持抗日。香港沦陷后，为了破坏日军交通线，曾生指挥游击队向港九进军，组织香港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港九大队有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其中，海上队承担着消灭海匪、运送物资和护商、护渔等任务。为帮助香港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逃出日军魔爪，曾生还指派刘培把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改编为护航队。护航队逐渐扩充为护航大队，鹏湾和大亚湾海域都成为了游击战场。

1942年1月，中共成立了以林平为书记的广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和珠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编为游击总队，部队编成1个主力大队和东莞、惠阳、宝安、港九等地方大队。

当时，香港附近海域的武装力量鱼龙混杂，有抗日武装，也有土匪海盗，还有日伪力量。1942年3月，为了推动抗日统一战线，东江纵队第五支队队长刘培奉令与国民党散兵游勇王竹青率领的部队合作，使用国民党“惠（阳）澳（头）经济游击总队二中队”番号。4月12日，刘培率部伏击登陆日军，打死、打伤十多名日军，打沉了敌人的两艘橡皮艇，第二天又活捉上岸伪军8人。7月，广东抗日人民游击队决定成立一个独立中队，直属总队部，年仅20岁的刘培成为中队长。1943年2月，独立中队在平洲海战击伤一艘日军炮艇，6月，又通过夜袭，击沉日军一艘铁拖船。

我党领导的海上游击力量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渔民在海上发现情况，马上想方设法向护航队报告。日军炮艇一出现，渔民们就驾驶渔船主动迅速向护航船队靠近，把游击队掩护起来。发现土匪船和走私船，渔民们就吹起海螺角，并用船头的朝向指示目标方位。经过艰苦的斗争，独立中队后来扩编为护航大队。在当地渔民帮助下，护航大队成功消灭了多支为非作歹的海匪，多次沉重打击日伪海军，并截断日军近岸海上运输航线。

侵华日军为了阻止我海上游击队进入大亚湾，保障其海上运输线，收编了100多名海匪成立伪海军大队，出动3艘较大型的武装木帆船停泊在大亚湾马鞭岛近海域。1943年7月6日晚，护航大队突袭马鞭岛，一举全歼伪海军大队。从此，护航大队在巽寮等地建立了基地，牢牢地掌握着大亚湾的控制权。1943年10月，护航大队出动4艘武装船夜袭停泊在大亚湾的1艘日军运输船，用“渔炮”炸死日军4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并将敌船烧毁。

1943年11月下旬，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西贡以东果洲的外海发现日海军机帆船拖带1艘武装木帆船驶向香港方向。我武装船迅即向敌展开攻击，敌机帆船急忙砍断拖带武装木帆船的缆绳，开足马力向香港逃去。海上中队缴获武装木帆船及其装载的物资。

为适应形势发展，游击总队于1943年12月2日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1944年9月东江纵队进行整编，组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支队。12月，为执行北进任务，组建第四、第五支队、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第五支队以原护航大队、惠阳大队和第二支队、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队各一部组建。刘培任支队长，率领第五支队北上东江上游，转战粤北山区。

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和东江纵队护航大队开展海上游击战3年多，击沉敌船7艘，俘获敌船43艘，俘日军36人，击毙日军90多人，俘伪军50多人，击毙伪军近100人，缴获了轻机枪、步枪、山炮等大量武器和物资。

昌感崖联县经济队

抗日战争中后期，一支由中共领导的、被称为“抗战海上轻骑兵”的队伍活跃在海南岛的西南沿海一代，这支部队就是昌感崖联县经济队。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般出没于海上和陆地，打击、没收日伪的经济物资。从1942年底到194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昌感崖联县经济队坚持在西南部数百公里海岸线上同比自身力量强大数十倍的敌人斗争，同日、伪、奸商进行的战斗约有二十余次，缴获了大量的钱款和物资等，为昌感崖地区的抗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昌感崖沿海多为平原地带，物产十分丰富。日军于1939年2月侵占三亚后，又于同年7月北上，入侵昌感地区。第二年的11月，日寇开采石碌铁矿。1942年，石碌到八所港的铁路修通了，大批的木材和铁矿石经由此地被运送到日本。日寇还在沿海港口和一些主要的村庄设了炮楼据点，在崖县屯驻重兵，并在北黎驻日军司令部，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在如此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筹集粮食等物资是中共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l942年底，昌感县委武装经济队成立，周民锋任队长。一开始队员只有7个人，后来扩大到20多个人，接受昌感县财政科和后来的昌感崖县稽征处的领导，开展工作。当时，县政府交给经济队的任务主要是征收税款。同时，还要配合部队打仗、区乡政府锄奸、收取公粮。要完成这些任务，对实力并不强的经济队来说，并非易事。

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为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经济队采用了陆海结合的游击战法，依靠渔盐业工人支持，在海岸线上广设秘密地洞户、堡垒户。从英显到墩头仅30多里的海岸线上，就有10多个秘密地洞。在陆地，日军白天“扫荡”，经济队就转入地洞；日军走了，经济队就出动打击敌人。在海上，日舰经常出海巡逻，封锁海岸线，经济队将小船化装成渔船，灵活地与敌舰周旋。经济队还在伪维持会、据点等处，安插多名情报员，依据各类及时情报，经济队可有针对性地开展打没活动。

经济队成员主要是墩头渔船工人，是海上斗风浪的好手，但欠缺同敌舰斗争的经验。为此，经济队专门进行了理论和实战技巧学习与演练，苦练游水突围、船上武术，研习靠近并飞夺敌舰的技巧，学打“船舶战”。由于经济队在海陆神出鬼没，被群众亲切地称作“不穿军服的海军”。

从成立到日寇投降的两年多时间里，经济队共打没20多次，毙敌30多人，缴获了一批武器、物资。

经济队水陆双栖，陆上、海上作战能力都不错，其中，陆上战斗有袭击三井行、袭击夺盐日伪军等，取得了一定战果。

奇袭三井行成功后，日寇胆战心惊，集中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根据上级指示，经济队决定开辟海上新战场。1943年6月中旬到7月间，经济队短枪班驾驶小帆船从面前海湾出发，在墩头港至昌化角地区海面，与日军巡逻艇周旋1个多月，打没日寇运货船6只，获得大批物资。

1943年下半年，日寇加强了“扫荡”和蚕食，造成我军粮食补给十分困难，经济队决定海上夺粮。11月底，经济队获悉，北黎日军司令部将从八所海面运粮食到墩头港。于是，经济队一面派人混入运粮船当船工，一面派人常驻港口了解敌人动态。同时，秘密动员自卫队员和群众，准备将夺来的粮食在1小时内疏散、埋藏好。

一切准备就绪后，经济队夺粮船于晚上到达墩头港北面，两名“水兵”假装捕鱼下水，慢慢拖着夺粮船插进墩头的小渔船中躲藏好。考虑到此次的实际情况，经济队采用泅渡夺船、袭击最后两只伪军运粮船的办法。我船在“水兵”的牵引下慢慢移至敌船后，8个“水兵”分为两组，游到伪军船下，趁敌人不注意，突然冲上船去。伪军吓呆了，不敢出声。大家随即扬帆出海，追赶的敌舰看到风浪过大，追了一阵后，放弃追寻。

就这样，从1943至1945年，经济队通过灵活多变的海上游击方式，打没敌伪奸商船l8艘，缴获了大量急需的战略物资。

经济队是昌感崖打没敌人经济物资的一支坚强队伍。除公军粮和捐献收入外，经济队的税收和打没收入，是昌感崖抗日经费的重要来源。他们的海上游击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我抗日民主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

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上抗日武装力量，用血肉捍卫着中国人民的尊严，守护着祖国的万里海疆。■

（责任编辑 王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