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龙碑刻拓对勘》:原石高清图与明拓善本比对

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说到:“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他的本意，本是结合古代的书法墨迹中的用笔方法，来还原拓本上的字在未经镌刻前的书丹效果(原话是“缅彼诸碑书丹未刻时，不禁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而于所观之碑，在魏碑中，启先生对《张猛龙碑》可谓是情有独钟，不仅在《论书绝句》中屡屡提及，更加赞叹曰:“张猛龙碑于北碑中，较龙门造像，自属工致，但视刁遵、敬显隽等，又略见刀痕。惟其于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旅美华人黄宪之先生，早年求学时受教于汪中(雨盦)先生，为其入室弟子。汪中先生以“诗、书、酒”号称三绝，与以“诗、书、画”号称三绝的启功先生是好朋友。1992年1月，汪中先生访北京故宫博物院时，启功先生特地陪同参观杜牧《张好好卷》和米芾《苕溪诗帖》，谈笑甚欢，相见恨晚。此外，启功先生曾特地在汪中先生举办书法个展后，撰写发表《汪雨盦教授书展书后》一文，除了盛赞汪中的人品、学术成就外，更以“虚灵挺拔”一语作为汪先生的特色;他同时说明这句话不单指书艺而言，也包括其诗作，真可谓探骊得珠。借此关系，黄先生得以来大陆曾向启功先生请益书道，并获闻启先生的“观碑之法”。此后数年，黄先生致力于古代碑刻研究，曾发表《汉碑巡礼的惊喜》一文于《书法》杂志。然而，由于拓本的传拓时间早晚、工艺高下、装裱精粗等差别的存在，不少名碑的传世拓本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如果能够将数种早期善拓与原碑原石照片进行比对，分列左右，则可以互相弥补不足，呈现出碑刻书法更加全面的信息。2006年夏，黄先生在老师汪中教授处得见《张猛龙碑》原石照片数十张。近年又从上海杨思胜先生处获观王戟门一家三代旧藏的明拓本，用扫描仪以4800dpi的解析度对照片和拓本进行了扫描。以下是黄先生扫描的明拓本和原石照片，放大看来，十分过瘾。

经过数月的比对、剪裁和拼接，终于呈现出此本《张猛龙碑刻拓对勘》。

在全书卷首作者特别制作了整碑的碑式图，标明行数与列数，旁边是用原石照片组拼而成的整碑照片。便于研究者阅读时迅速找到考据点所在位置。

其后是碑额的拓本和照片的比对，原石上的一切细节纤毫毕现。

从第9页到95页是《张猛龙碑》的碑阳全文刻拓对勘，原色放大，原石与拓本1:1呈现。

全书最后是作者黄宪之先生的研究汇总，引用《张猛龙碑》的五种拓本与原石局部对勘，深入地探讨了原石照片对于书法学习的帮助以及碑帖考据辨伪的重要意义。后记(节选)

本书完成后，著名古籍碑帖专家马成名先生、孟宪钧先生分别过目，给予高度评价，并欣然作序。马先生对拓本与原石对照研究的思路加以肯定，孟先生则从这本明拓本《张猛龙碑》的递藏情况入手，梳理了收藏脉络，重点介绍了版本价值。以下为二位先生的序言节选。

马成名先生序(节选)我从事碑帖工作几十年，但所着重的是碑帖拓本的年代，而于原碑刻石的情况很少关注。黄先生曾与我讨论，他在校原碑刻石与拓本时，有时会见碑石尚能见笔画，而拓本已损的情况。又或晚期拓本的笔画多于早期拓本的笔画的情况。碑石尚能见笔画，而拓本已损的情况。我想也许是因为碑石刻字有一定的深度，碑石表层已损，但底部笔画尚能见，拓碑时纸张仅拓及上部或中部，则底部的笔画就拓不到，也许这是为何在拓本上已见不到的字，在碑石上尚能见到笔画的原因。至于晚期拓本笔画多于早期拓本的笔画，不外乎两种原因。第一是拓工关系，制做碑帖拓本的拓手和拓工是十分重要的，拓工的精细与粗劣，直接影响到拓本效果的好坏。硕大的碑石稍有粗心疏忽即会有漏拓不到之处。而精工拓本则面面俱到。故清初以后始有车永昭、黄小松、六舟、张燕等人洗碑精拓本出现。第二是碑石本身的缘故。如汉《石门颂》刻石，早期拓本一“高”字的下口部不见笔画，俗称“封口本”，但后来口部笔画挖清楚，晚拓本笔画比早拓本反而多了。又如汉《史晨碑》乾隆以前拓本每行三十五字，乾隆年间升碑每行多出半字。这是碑石本身产生的差异，也是致使晚拓本多字或笔画多于早拓本的原因。细读黄先生此文章(即黄宪之先生为本书所作后记--《书丹未刻时》)后觉得颇有新意，利用当今最先进的器材，搜集原碑刻石中的实况数据，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结合大数据多重微处理器，同步高速运算技术，进行反向推理运算，还原碑刻未损时的字形。这完全是用高科技的方法，介入碑刻书法研究的新领域。文章中对于如何利用这一新科技，有分析、有综合、有方法、有步骤。尽管这是初步的尝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提高、深化、完美。但此方向值得肯定。孟宪钧先生序(节选)在论及杨先生所藏张猛龙碑的版本之前，不妨将张猛龙碑善本的现存概况简略介绍。所谓善本，是专指张猛龙碑明拓本至清乾隆以前的拓本而言。因为张猛龙碑无传世可信宋本，明拓本即为最早拓本，而清乾隆以后拓本，流传尚多，故而不予论列。关于传世现存张猛龙碑的善本，据我所知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明拓本，除纸张墨色、题跋等因素外，考据上称“盖魏”不连本。即碑的第十八行“冠盖魏晋”四字之“盖魏”二字间虽有石花，但尚未连及二字本身，此种拓本稀见。第二等级为“盖”连“魏”不连本，收藏界一般认之为明末拓本。第三等级为“盖魏”二字上下均连石花，但二字基本完好，尚清晰可见，一般称为明末清初本。第四等级为“冬温夏清”本，此本原碑第十八行“盖魏”二字残损几不成字，但第十行“冬温夏清”四字尚完好，故亦属善本之列。前人甚至有“冬温夏清不损，即可称明”的说法。但现代学者基本不予相信，这种拓本一般称之为清雍乾拓本。此外，晚于“冬温夏清”本者，传本尚多，就不在此论列了。通过以上介绍张猛龙碑的善本概况，再来看杨先生所藏之张猛龙碑。用对号入座的简单办法即可获知，杨先生藏本属于第二等级，系明末拓本，即所谓“盖”连“魏”不连本。这种拓本时至今日已非常稀少，极其珍贵。关于杨先生藏张猛龙碑的递藏情况，从碑帖的藏印、题跋和题签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大概端倪。先藏印，此本钤有“戟门所得金石”“王戟门平生真赏”“选青山房珍藏”“天玺双碑之馆”等五方印，知此本为王戟门旧藏。王戟门(1832-1870年)，原名锡棨，字戟门，室名选青山房、天玺双碑之馆等，山东诸城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所藏金石碑帖、钱币甚富。其子王绪祖(1853-1919年)，字兰溪，号鄦阁。其孙王维朴(1897-1931年)，字齐民，皆能秉承家学。一门三代以金石名家，传为佳话。另外还有一个人的藏印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即“溥斋”“夏一翁”“晋隋唐琴斋”等印，以上诸印皆为夏莲居先生之印。夏莲居(1884-1965年)，原名继泉、溥尔，字溥斋，号曲园，中年以后改号莲居，又号一翁，山东郓城人，自称“山东夏大”，室名“晋隋唐琴斋”等，当代著名学者、佛学家、收藏家。辛亥革命后，隐居不仕，潜心佛教和文化艺术研究，富收藏，有多种著作行世。由此可知，明拓张猛龙碑经王戟门及其子孙收藏之后，转归山东夏莲居先生所藏，至于何时从王家散出就不得而知了。估计应当在1928年《东方杂志》王维朴文章之后。此本末尾有“兰溪”于壬申(1872年)即清同治十一年题跋一则。是为王戟门过世不久，传至王绪祖(兰溪)之手时所题，其时年不过二十岁。跋文前面论碑文内容多溢美无实之辞。后论拓本，文云:“是刻笔法苍劲，情文流畅……较新拓本多四十五字，且拓手精良，可珍耶。”这则题跋再次证明，该碑曾经王戟门、王绪祖父子递藏。

此本前有三条题签，依时代先后题签者为赵之谦、王崇烈、罗振玉。

第一签题:“北魏张猛龙碑。戟门得旧拓精本属题，惜未获借观也，之谦。”钤“之谦印信”(白方)。原签未署年月，按王戟门卒于1870年，此签当题于1870年以前，赵之谦生于1829年，故题签时当在四十岁左右。第二签题:“魏张猛龙碑。天下第一精本，诸城二叔世宝，崇烈署。”按王崇烈(1870-1919年)，字汉辅，山东福山人，精金石、训诂学，清代著名学者王懿荣次子。“诸城二叔”系指王绪祖。尝见王崇烈为王绪祖题写斋号“汉碑秦表梁阑隋经之室”，署称“鄦阁二叔”可证。王懿荣与王绪祖同辈，王崇烈与王维朴同辈，故王崇烈称王绪祖为二叔。古人对于师长、前辈乃至同侪同道，都不可直呼其名。必须称对方的地望、籍贯或者表字、别号。这里前者是称“地望”，后者是称别号，非常典型。称“天下第一精本”显然有溢美之嫌，当非实况。王绪祖、王崇烈二人均卒于1919年，故此题签当在1919年之前。第三签题:“明初拓本张猛龙清颂碑。丁卯八月，齐民大兄属，罗振玉署。”钤“罗振玉印”(白方)、“罗叔言”(白方)。按丁卯为1927年，罗氏时年六十一岁，与王维朴(时年仅三十岁)过从甚密，故有此题。罗称王为“大兄”当是谦词。从文献方面也获得了相关证据。1927年《东方杂志》二十七卷第二号刊有王维朴《东武王氏商盉堂金石丛话》一文，文中有一则专论张猛龙碑，兹节录其文如下:张猛龙碑明初精拓，……乃杨墨林故物。赵悲盦为先祖题签，汉辅兄为先君题签，罗叔言丈为朴题签。这一记载与上述此本题签情况正相一一吻合。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明拓张猛龙碑的递藏情况:杨墨林--王戟门(子绪祖，孙维朴)--夏莲居--杨思胜按杨墨林(1807-1856年)，名尚文，字仲华，号墨林，山西灵石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斋号连筠簃，生前与何绍基相友善，辑有《连筠簃丛书》等。从该碑上虽然未见有杨氏藏印题跋等，然王维朴云“杨墨林故物”，必当言之有据，故从之。该明拓张猛龙碑旧为杨墨林收藏，二百年后又归杨思胜先生所藏，真可谓楚弓楚得，翰墨奇缘，愿杨先生慎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