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在两晋书坛的地位及两晋隶书对南北朝隶书的影响
从汉字书法发展历史来看，两晋时期正处于字体演变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篆、隶、楷、行、草诸体咸备，各种新旧因素交织在一起，可谓是空前繁荣，也是空前复杂。以书法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将出土的两晋时期的书迹资料按类型划分，然后对隶书各类型的发展及隶书与其他书体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各类型都有自己的发展秩序，
一、隶书在两晋书坛的地位
首先，两晋书法各类型的发展主要依附于通俗隶书的发展演变来实现的。
通俗隶书是以实用为目的，简洁、朴素、易写、易识，各种场合都普遍使用，从汉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与其他各类型并行发展，相互影响。发展过程中，孕育在通俗隶书中的楷书因素到了东晋才迅速发展，当楷书因素所形成的点画特征区别于通俗隶书的时候，通俗楷书便脱胎于通俗隶书，刚衍生的通俗楷书其特征还不明确，也就无法独立发展，
到了东晋末期，通俗楷书的特征基本明确，主要表现：用笔上略向右上倾斜，结体奇侧但以宽结为主。如《牟娄头墓志》、《谢珫墓志》书风近似北魏魏书，但仍保留隶意。总之，通俗隶书向通俗楷书的转变过程中，反映到东晋时期，楷书因素还是处于量的积累。
典型隶书与通俗隶书关系密切，典型隶书以审美为主，通俗隶书以实用为主。典型隶书的衰落与通俗隶书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西晋时期的典型隶书承续汉魏与通俗隶书并行发展，将三国时期的极端典雅化发展到了极致，书风峭丽、媚俗，失去了汉代的古朴自然之气，却还能恪守汉代的书写法度。东晋时期，极具装饰意味的典型隶书，其繁缛的笔法成了书写的羁绊，
行楷书的发展看起来与通俗隶书的发展关系不大，通过前面通俗书体与行书类型的分析，特别在两晋时期，他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行楷书是通俗楷书方便快捷的写法，而通俗楷书又是从通俗隶书中衍生出来的。两晋时期，通俗隶书向通俗楷书演变过程中，正是通俗隶书中楷书因素处于量的积累的过程，所以这段时间出现的通俗楷书有浓厚的隶意，反映到行楷书体的样式，书风古质。
再者，西晋时期的行书多表现为行书隶，如山东临朐出土“晋咸宁三年”砖，受通俗隶书中楷书因素的影响，行书隶在演变过程中自然会渗透楷书笔法，从而也会向行楷书过度。新疆吐鲁番、楼兰出土的大量残纸文书中常见此类作品，
篆书类型，西晋时尚恪守秦汉篆法的规矩，但多修饰，浑厚之气荡然无存。而东晋的篆书已没有秦篆的工整、凝练、浑劲，用笔结体都很随意且受隶书的影响。如浙江出土的咸康四年《朱曼妻薛买地债券》，篆隶杂糅，转折处多方折，垂画收笔出锋，似《天发神谶碑》。
章草书类型，其书风承续汉末，逐渐规范化。
总之，两晋时期各种书体都处于自觉地变革中，但它们各自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紧紧围绕着通俗隶书的发展演变而进行的，是在各类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中实现的。
其次，两晋隶书作为变革的主导书体，其实用范围较广泛。
成公绥的《隶书体》旨在说明了隶书在当时的实用功能及价值。
受传统习俗的影响，为示典重，郑重严肃的碑版、墓志仍沿用隶书。西晋时期传承汉魏的典型隶书。东晋时期，典型隶书自身的僵化促使了以实用为主的通俗隶书的迅速发展，从50年代以来南京一带出土的墓志中可以看出。
从出土的砖文、买地券、衣物疏等资料看，通俗隶书在民间使用普遍。
新疆吐鲁番和敦煌出土了大量墨迹残纸，书体较为多样。其中有不少经籍文书，字体上多偏重于隶书。如吐鲁番出土《晋人写经》、《三国志·吴书》、《诸佛要集经卷》、《大涅槃经》等作品，波挑明显、结体开张，成“八”字体势。另有楼兰《泰始四年简》、《急就章残卷》等。当然这些墨迹中除了隶书之外，还有大量行书及章草，这些书体都含有浓厚的隶意，书风稚拙、淳朴，与传世王羲之的法帖相比，
近年，南昌火车站出土的东晋墓中发现数件《木名刺》，被称为古代的“名片”，其中一件墓主“雷陔”，据考证其卒于“永和八年”，书法用笔平直，结体宽博，体势开张，与南京出土的同一时期的《颜谦妇刘氏墓志》及行书《永和十一年、月十七日砖》协调一致。可见当时流行的书体中隶书的体征是很明显的。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认为晋代是“天下的书法都是隶书体的晋代”。很多论者就此观点给予了否定。对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要辩证地看待，首先，两晋时期，隶书还是普遍使用的，这从出土的实物中已经证明；其次，不否认楷、行、草书的存在，这在汉末即已产生，是客观事实，但在两晋特殊的时期，各种书体都处于变革中，各书体类型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二、两晋隶书对南北朝隶书的影响
两晋隶书处于向楷书过渡的阶段，典型隶书进入东晋走向式微，典型的波笔中开始渗透楷法；通俗隶书多呈现出隶楷杂糅的面貌，这种演变趋势对南北朝隶书的发展特别是北朝后期隶书的复兴有深刻的影响。
东晋时期典型隶书的地位逐渐下降，仅出现在郑重严肃的碑版、墓志中，其使用数量与书写技法也远不比西晋，尤其是典型的波笔起笔斜截式，明显带有楷意，书写也较为随意，但波挑明显，尚存汉末遗风。南朝书坛上，通俗楷书占据主流，典型隶书几乎不见。北朝书坛上，北魏平城时期的铭石书中偶尔出现，点画的基本特征分明是东晋典型隶书的延续，如《皇帝东巡之碑》，横画起笔斜截，两端作上翘的翻飞状,竖钩作平挑，撇的收笔作翻挑，均为典型隶书的特征，但结体奇侧，分明又受到通俗楷书的影响。《刘贤墓志》，波挑明显，撇捺翻挑作“八字”状，撇画收笔呈“折刀头”。
北朝后期隶书复兴，典型隶书逐步繁荣起来，这样一时期总体特征为结体平正宽博，用笔隶楷兼有，波挑明显。如东魏《元鸷妃公孙甑生墓志》用笔隶楷兼有，提按明显，横画的起收及转折均作为顿驻，结体方正，部分字中参入典型隶书的笔画，略显生硬。同类的作品还有《刘懿墓志》、《李显祖造像记》、《王偃墓志》、《报德王像七佛颂碑》，
北齐北周的典型隶书作品多出自墓志和摩崖刻经，隶楷杂糅毫无娇柔造作之感，波挑分明，结体平正，为两晋隶书的余绪，但又缺乏两晋隶书的严整俊厚。如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志》、《张海翼墓志》、《狄湛墓志》、《徐显秀墓志》，青州北齐《林淮王像碑》，磁县北齐《赵炽墓志》，临城北齐《李祖牧夫妇墓志》，西安北周《安伽墓志》等。另外北齐摩崖刻经类，
北朝后期除上述的典型隶书外，还有部分作品为篆、隶、楷三法杂糅。作品中或通字用篆法，或某些点画用篆法。如西魏《杜照贤造像记》 “伪”、“上”字及“師”字左半部均为篆法。
东晋末期，通俗楷书体征基本确立。南北朝时期通俗楷书取代通俗隶书成为书坛的主流，通俗隶书数量极少，仅出现在民间的铭刻中，书风基本承续两晋时期。如南朝宋元嘉九年《王佛女买地券》湖南邵阳《梁普通十年砖》用笔平直简捷，
此类砖铭还有大同北魏《宋绍祖墓砖》、《天安元年墓志砖》、《宿光明塚》《王羌人塚》等。南朝《陆徽纪功题刻》、《刘怀民墓志》及北魏《嵩高灵庙碑》用笔方厚平直，结体亦方整，略有波挑但不明显，与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等类的通俗隶书如出一辙。摩崖刻石类有部分作品，用笔圆厚平直，结体方正，书风浑朴，如北魏《嘎仙洞祝文刻石》书风类似东晋《广武将军碑》。北齐的摩崖刻经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邹县《铁山刻经》、《尖山刻经》、《葛山刻经》等笔画饱满圆浑，
南北朝时期的隶书总体上为两晋隶书的延续，相比而言，书体中通俗楷书的体征更为明显。北朝后期由于复古之风的盛行，有些作品杂糅篆法。 就书风来看，典型隶书多华媚之姿，通俗隶书尚存朴厚之气。
结语
两晋时期是各种书体相杂并用的时代，隶书已不像全面时兴的汉代那么繁荣，但这并不代表隶书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失去价值，我们更不能因此而对这一时期的隶书加以轻视和否定。随着近年来大量资料的出土，
1.典型隶书经过西晋时期的极度僵化之后，东晋时期走向式微的道路，典型的波挑被楷化。
2.通俗隶书作为实用为主的书体，以易写、易识的优势在民间广泛使用，是书坛的主流。
3.孕育在通俗隶书中的楷书因素在东晋时期迅速发展，书坛上呈现出大量的隶楷相间作品，直到东晋末期通俗楷书的特征基本确立。
4.其他书体的变革是围绕着通俗隶书向通俗楷书的演变进行的，演进中各类型时刻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5.各类型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通俗隶书以实用为主，发展最为活跃，演进中推动了其他书体的发展。
总之，两晋隶书正处于变革中，在当时书坛上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