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耀后世的《诗》《骚》

中国堪称“诗国”,诗歌的传统渊远流长,先秦诗歌为其源头。《诗》、《骚》代表着先秦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巍然屹立的两座高峰。如果说灿烂的先秦文化宛如一座五光十色的宝库,那么《诗》、《骚》就可说是这座宝库中辉光四射的明珠。

《诗》:奠定传统,沾溉后世

《诗》即《诗经》,又称“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辉煌的成就彪炳文学史册,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6篇所谓“笙诗”有目而无辞,故实有305篇,都是配乐演唱的乐歌。作者难以确考,其中部分为公卿列士献诗,部分则采自民间,再经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而成。流传既久,经手亦多,故具有集体创作性质。《诗经》的确切年代已难一一考定,可大致论定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约500年间。

《诗经》依《风》、《雅》、《颂》分类编排。何以如此?历来众说纷纭。现代学者多据“《诗》皆入乐”,认为主要是照音乐特点划分的。“风”指音乐曲调,《国风》即当时诸侯国所辖地域乐曲,犹如后世地方乐调。“雅”即“正”,《雅》指王畿之乐,是相对于各地“土乐”而言的“正乐”,反映了尊王观念。《雅》又分《小雅》、《大雅》,主要区别于音乐的不同和产生时代的远近。《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是祭神祀祖时所用的歌舞曲。《颂》为庙堂乐章,旨在祭祀祖宗,祈祷神明,赞颂王侯功德,在当时最受尊崇,也堪称后世歌功颂德一类作品的祖师和典范。但从文学角度看,其价值远不如《风》、《雅》,故后世多以《风》、《雅》代指《诗经》。

《诗经》产生于漫长的时代和辽阔的地域,反映了恢宏博大的社会生活面。其思想内容涉及甚广,不仅有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真挚动人的婚恋诗,还有农事诗、征役诗、爱国诗等,可谓丰富多彩。《诗经》作品大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卷十六何休注》)或“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之作。这些“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诗歌,大都直面人生,表达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既朴素真实,又自然生动,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西周至春秋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精神,表现出重人事、重现实、崇尚真善美的思想特征。朴实自然的风格美闪耀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大优良传统。

前人从《诗经》中归纳出所谓“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不仅概括和总结了《诗经》的艺术技巧,而且揭示了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传统特征。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从《诗经》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民族特色的具体表现,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骚》:不朽杰作,日月齐光

《骚》即《离骚》,后人亦用以代称楚辞。《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不朽杰作。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据《史记》本传所记,屈原才高学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政治抱负。他生当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之职。初得怀王信任,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显著成就。后因楚王昏庸,谄谀用事,政治腐败,群小得势。屈原正道直行,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度被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拔郢都,眼见祖国沦亡,人民遭难,屈原万分悲愤,极端绝望,于是怀石自沉汨罗而死。屈原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楚国和时代的悲剧。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有作品25篇,但未具列篇名,后世学者聚讼纷纭。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离骚》、《天问》为屈原所作,无可怀疑。《九章》(9篇)中虽有后人拟作之可疑者,但基本上仍可认定为屈原作品。《九歌》(11篇)则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再创作。另有《招魂》一篇,据《史记》所记,应为屈原之作。

《离骚》全长373句,2490字,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由诗人自觉创作、独力完成的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诗人屈原的出现和《离骚》的产生,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曙光的照临。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又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列传》)可知《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在全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诗人思想和人格的灿烂光芒。

《离骚》艺术造诣极高。诗人倾满腔心血塑造了“灵均”这一主人公形象,熔铸了自己的意识、情感、理想和人格,成为后世人们景仰、敬慕的崇高典型。同时,《离骚》也为长篇抒情诗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屈原继承、发扬了《诗经》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特别是对《诗经》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重大开拓。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而为一,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

屈原的光辉精神和不朽杰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称道:“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熊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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