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宁的“朋友”和我的“朋友”
颜宁何人？
世界顶尖结构生物学家、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帝尔曼”终身讲席教授。
这里的前和后，大家可以掂量一下，颜宁教授当然不是不爱国，否则就不会有前了。但颜宁教授的爱国单相思太痛苦，所以不得不结束以自保，人生苦短，爱国致死只是一种愚蠢，最后如果变成钱学森第二或者颜学森，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意思，何况今天的中国，她就是想当颜学森也是不能够的。因为中国的体制，吾党无远弗届，当然科学研究这种东西是不能例外的。我倒没有颜宁教授那本事，远走他国根本不成立，英语不行，没人要。所以我也不想展开说这个委屈什么的，免得又有攻击社会主义的嫌疑，我要谈谈颜宁教授的“朋友”和我的“朋友”。
颜宁教授因为两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科研项目不得，因而“负气出走”，这是中国媒体报道的说辞。但在我看来，这不是负气出走，而是典型的“能逃则逃”，不逃，恐怕就是被“养死、闲死”的命运。科学家的能力过了高峰年龄，创造性是会大大下降的，而科学家不仅有生物学意义的生命，还有比较起来更重要且较短的“学术生命”，所以青年科学家颜宁为了自己不至于被扼杀掉学术生命，是不得不“落荒而逃”。
“朋友”这个词，在中国相当宽泛，所以不必界定了，但如果能够到对你敦敦教诲的那种地步，至少人家的态度算把你当朋友了。
颜宁教授此举，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种自救，却有所谓“朋友”电话批评她“小气”。
我阴险的猜想，颜宁教授学术上怎么高明，都不过是专业领域里的事情，在她的生活领域里，是不太可能都交的是同等水平的朋友。对于生活里或者某个非专业领域的圈子，你可能接触的更多是水平“般般度”的人。尤其是如果属于顶级水平者，朋友圈的绝大多数可能都是相对平庸的人物，即使在专业领域也同样如此。
哀莫大于心死，对于那些没有“学术生命”的人，他们只有生物学的生命一说，所以往往大气的很，一切为了健康，哪怕活的窝囊。这种人，之所以成为有“学术生命”的人士的朋友，大体上没有神马专业原因，更没有志趣的同合，纯属巧合，此等朋友，不如没有。但就是这种人，每每到了问题的节点，就是最喜欢跳出来大谈其“为人大气，雍容尔雅”的做人学问的。
我当然没法和颜宁教授相比较，但我的“朋友”里却不乏这种颜宁教授的“朋友”之流。
所以，每当我抨击某些菌业的不良现象的时候，每当我指出某些人和机构的不当甚至不法行为的时候，这些“朋友”总是非常及时的会跳出来“规劝”我，有时候会讲点“做人学问”的歪理，其中最多的词汇也莫过于“小气”。而且这些“朋友”有时候连歪理也不必了，直接用类似“大局”之类的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压过来，什么古话说、常言道都变成超级理由了，他们对是非曲直毫不在乎，而特别在乎我没有合乎他们的判断，这个就令人十分不爽且毫无逻辑概念了。颜宁教授的“朋友”在这方面与我的“朋友”十分的一致，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公平和道德，却动辄拿着“不能绝对公平”以及各种等级的“大局”责难他们的“朋友”，这算神马朋友，整个都是损友！
与颜宁教授的“朋友”不同的是，颜宁教授的“朋友”只能旁敲侧击，不敢居高临下。而我的这些“朋友”，有些是名气比我大的，地位比我高的，所以，开口说话不仅颐指气使，而且一副绝对正确的面孔，饱含那种睥睨天下胸怀全行业的深情厚谊，顺便加一些“我是为你好”的佐料，把一件本来有些蝇营狗苟的事情，装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唯唯而已，但我的“朋友”却不肯“到此结束”，于是便成为我的标志性灾难——所谓的“你的朋友也认为你***”，这个事情伴随我从小到大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只因为我身边总有些这样的“朋友”。
今天看到这篇文章，一读之下，感慨万千，因人及己，不吐不快，吐槽这些。我希望我的“朋友”们看到之后，不要怒发冲冠，不要一副交友不慎的模样，而是要想一想，当我们两个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是否确认你是没有任何附加原因的立场，你是否在争执方面具备指点一二的的能力，以及你希望借“情感”的套路说服我之前自问一句：在利益面前，你把我当“朋友”了吗？
朋友是一种人生的必须，但很遗憾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理解你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是寥寥无几的，充斥我们身边座位的“朋友”，恐怕是损友的成分居多。损友并不以为自己在损害他人，而是一如既往的在某种国粹方法套路里，辛辛苦苦的替那些“国家”、“体制”、“单位”、“社会”等等说项，唯一不考虑的是你本人的利益和感受。
我们这个地儿，就是很多这样的“朋友”支撑的，我虽然不至于绝望，但真的看不到什么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