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庆平：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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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近十岁的姐姐嫁给姐夫那年，我刚上初中。

姐夫的家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家农场，离黄海很近，这个我最先是听母亲说起的。

在姐姐出嫁之前，我们都没有见过姐夫，我和两个哥哥及小妹一起猜测着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能让姐姐不惜离开从小长大的家而奔他而去。

在姐姐出嫁的前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到家，看到堂屋里多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二十多岁的样子，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皙，脸上带着笑。正和母亲聊天的他，一眼看到我，突然一下站了起来，我有些纳闷，这谁呀，怎么会对我这么客气？我一脸不解的样子，惹笑了母亲和姐姐，也惹笑了那位媒人——我的舅舅!从他们的笑声里，我知道了他是谁。

最终，姐姐被姐夫带走了，就在那个冬季。从我们家到姐夫的家，需要倒一次车。早上从我们乡里的车站坐一个小时的车到县城，然后从县城再坐八点半那辆班车，午饭以后才能到姐夫的家——黄海农场。

我记得，那天早上我们一家人都起得很早，一身新衣的姐姐，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皮箱，那里装着她所有的行李，那里应该还装着母亲的牵挂，装满姐姐浓浓的不舍，在清凉的晨风中，姐姐跟着姐夫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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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和姐姐一样，在家也是老大，下面也有四个弟弟妹妹，所以，他们新婚的日子注定也是辛苦的。姐夫和姐姐婚后不到三个月，作为农场的拖拉机手，姐夫被调到了另一个连队，离他父母亲家有八里多路，二十岁刚露头的姐姐和姐夫，从那时起独立地过上了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电话还是个奢侈品，我负责起父母和姐姐之间接信、念信、再回信的任务。（写信回信的事一直等到我家和姐姐家都装了电话才结束，那是姐姐结婚快两年以后了。）在这些来来往往的信件里，我知道能干的姐姐在她那个分场做了连队的代工组长，新嫁的的她每天和连队的小媳妇老大娘一起下田锄地、拔草、晒稻谷......后来农场实行了改革，土地承包给个人，带着身孕的姐姐便承包了连队两条田的棉花。一个条田是六十亩地，我见惯了老家一块一块方格子似的不大的地块，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六十亩田，在我脑海里想象不出具体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姐姐一个人在那么大的田里劳作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在姐姐的每封来信里我读给父母的是姐姐的乐观心态，她在信里告诉我们，棉花出芽很好，找工人帮忙施肥了，棉花除草了，打杈了，棉花捉虫了......是的，姐姐是乐观的，也是勤劳的，就像她在家未嫁时一样，她以并不强壮的身体为家里挣工分，为了年底能多分点粮食，刚成年的她曾经代替生病的父亲，和生产队的男人们一道早出晚归，在河堤上整整抬了一个月的土，河工结束时，她瘦得脱了形。

婚后第二年十月，我接到姐姐的来信，经过三天三夜的痛苦折磨，她的儿子降生了。信里，姐姐有着初为人母的喜悦与幸福，只是因为十月正是棉花采摘的时节，一地雪白的棉花，让月子地的姐姐担忧不已。让妈妈来帮帮我，出了月子地，我就可以自己干活了。信中，我读出了姐姐的焦灼与不安，于是，母亲在父亲的催促下，在姐姐的渴盼里动身去了姐姐家。快过春节时，母亲回来了。听着母亲的描述，我弄不明白，在那个人烟稀少，到处长满荒草的北大荒如何在姐姐的来信里却是地大物博，景色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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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的暑假，我和二哥软缠硬磨终于让母亲同意让我们一起去姐姐家。临走前一夜，我兴奋又高兴，心里是无穷的遐想。电话那一头，姐姐也是高兴万分，她说，她想我们，很想很想，听出她话音里的哽咽，母亲急促地挂了电话。我第一次明白，姐姐一直是将对我们的想念深深地放在了心底！

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只会跟着二哥后面一步不敢离，十几岁的女孩子，心里有着对陌生世界的本能害怕。我们从乡里车站上车，然后在上午八点时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转车，坐上直达姐姐家唯一的那辆长途班车。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后，车子终于停了下来，晕车的我被哥哥拉下车来时，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刚晕乎乎地一脚踩到厚实的土地，就被早等在路边的姐姐一把抱住了，她的眼里噙着泪水，摸摸我的脸，又摸摸二哥的头，一叠声地问着，累了吧，饿没饿，路上晕车厉害不？

我们下车的地方是个十字路口，距离姐姐家所在的连队不足二百米。姐姐背着我们的行李，一手拉着我一手牵着二哥往家走。路上，每遇上一个熟人，她就高声跟别人介绍着，这是我弟弟，这是我妹妹，他们从老家来……我取笑着姐姐:“姐，我怎么看你有点像老太婆啊？”姐姐不理我，依然笑着跟每一个遇上的熟人介绍着我们。

农场的房子和我们老家的房子是不一样的，老家的房子都是散散落落的，而这里却是以一个连队为单位，连队与连队之间相隔很远，站在这个连队望向另一个连队都影影绰绰地，连队与连队之间还有未开发过的地，那大片未开发的地里长满荒草，正是盛夏的季节，荒草长势狂野，遮住人远眺的目光。一个连队有四五十户人家，他们的房子是成排的，规划齐整，一色的青砖青瓦，每一户其本上是两间正房，配两间偏房，两间正房做卧室，偏房一般是一间用来做厨房，另一间洗漱用。家家的房子收拾得都很整齐，这是过了几天后，我对农场的感觉。

姐姐的儿子我们的小外甥已经八九个月了，白白胖胖的，见人就笑，可爱得很。姐夫在机耕队上班，不忙时会帮自己做做承包地的事情，每到午收秋种之际，却会连天带夜地加班。姐姐每天除了要带孩子，还要去棉花地除草，打药，打棉花的杈，看着忙得不可开交的姐姐，我忽然就理解了，尽管姐姐那样地想家想我们，却为什么不能随便回去了。

在姐姐家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暑假还剩不多天，我们要回家上学了。在回家之前，姐姐请她的婆婆帮她带一天宝宝，她说她要带我们出去玩一天。

于是，我和二哥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大海第一次站在了黄海边。黄海距离姐姐家二十多里，在黄海边的盐场里我看见雪白的初盐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追着退潮的海水，我们三人赤脚在海水里跑着，相互撩着水，我捡到了一个圆圆的大玻璃球，姐姐拾到了一个大海螺。看着姐姐开心的样子，我觉得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在老家的旷野里，在碧绿的麦田中，我们笑声朗朗，扯着风筝在春风里奔跑……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姐姐送我们到来时下车的十字路口等车过来，姐姐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着，她告诉我们，给父亲母亲的礼物是什么，给大哥小妹的东西在哪个包里，她又将装着熟鸡蛋、饼干和水果的包塞过来，说是要我们路上吃。二哥不要说，很快就到家了，不需要带吃的，姐姐拍着二哥后背，语气轻柔：听姐话，拿着。

车子来了，我们和其他等车的人抢着上车，竟然没顾上再给姐姐打招呼，还没等坐稳，车子就开动了。隔着车窗，我回头看姐姐站在路边，她的手一直举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然后慢慢地消失在视野中。家里晚上的灯下，我一边从包里往外拿着姐姐带回的东西，一边和母亲谈着姐姐，想着姐姐站在路边挥手的样子，我忽然说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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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小外甥一天天长大，姐姐在冬季不忙时会带着他回来住上几天，有几次，她还和姐夫一起带着他回来和我们一起过春节。现在想想，那时是姐姐最幸福的时光。她和姐夫相亲相爱，孩子乖巧可爱，但是，我却又似乎觉得姐姐是有些不快乐的，她的心里一直有一股浓浓的思乡情啊。那份思念通过她二天一次的长途电话中传递过来。她在电话中要父亲母亲多注意身体，要我和妹妹好好学习，要大哥二哥多帮父亲母亲做点农活……她自己省吃俭用，却托人一次又一次地往家里带回吃的穿的和用的。我和妹妹身上崭新的毛衣都是姐姐亲手织好带回来，我们身上漂亮的新裙子，让同龄孩子羡慕万分。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姐姐比起只知道在田里劳作的母亲更像我们的母亲。这种感觉，在我生了一场病后，愈加明显。

中学毕业后第三年，由于失恋，我心里万分烦闷，姐姐知道后，特意回来从老家带走了我，说是去她家散散心。谁承想，到她家第二天深夜，我突然肚子痛得厉害，姐姐吓坏了，陪着我整整一夜未眠，第二天天还未亮，她让姐夫叫来一辆连队的手扶拖拉机和姐夫一起把我送到了三十里外的农场医院。经医生检查后得知，我患的是急性阑尾炎，要赶快手术。姐姐考虑后，决定立即给我动手术，在动手术之前，姐姐给老家打了电话，依父亲母亲的意思，让我打点滴，最好别开刀。姐姐看着我痛得变了颜色的脸，到底还是在手术协议书上签了字，她颤抖着说，我不能让她这样疼下去，真出了什么事，我陪着她……

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手术，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姐姐看见我终于被推了出来，紧张到极致又放松的她一下跌坐到地上。平常这个手术只需一个小时就行，而阑尾已经化脓的我却让医生大费周折。漫长的四个小时手术，让守在病房外的姐姐近乎崩溃，她的害怕与担心，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又怎能会知道呢？医生后来说，如果不是及时手术的话，哪怕再多拖一天半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其实，是亲爱的姐姐挽救了我的命啊。

然后就是养病的日子了。在那段时间里，姐姐不断地给我买回营养品，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她怕我身体恢复不好不许我做一点事，甚至晚上连洗脚水都给我端到床边。而她却一边照顾我，一边还要忙地里的活、接送上下学的孩子，等我完全康复时，姐姐却瘦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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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好人有好报，一场不幸却落在我善良的姐姐头上。二零零五年农历七月初一中午，姐夫去棉花地给工人送开水时，一辆飞速行驶的小轿车在十字路口一头撞上了姐夫的摩托车，姐夫倒下了，再没起来。

我们兄妹四个接到电话，连忙驾车前往。一路上，大哥不停地接着姐夫的妹夫打过来的电话，按着电话指引，小轿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他们县的殡仪馆。进了殡仪馆，看着安安静静躺地在那里的姐夫，不由我不相信，不幸真的发生了，它毫不留情地砸在了姐姐的头上。

我无法用恰当的词语来描写姐姐的哀伤，她不眠不休，哭累了就呆呆地坐着，然后再接着流泪。至亲至爱的人永远地离开了，我懂得那份悲痛与绝望，可是，没有人能真正帮到她，任何的安慰话语都轻到无力。陪着姐姐，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处理好车祸的事务，离姐姐家四里多地，我们在农场的一处河堤上安葬了姐夫。我们兄妹几个虽然万般不舍，却还是不得不离开无助的姐姐，各回各的家，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啊!

从那以后，四十刚出头的姐姐孤独又坚强地生活在那个离我们几百里的地方，带着她的儿子和还在上学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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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脚步匆匆，姐夫去世三年了。在这三年里，有好心的人想帮姐姐找个伴，姐姐锁上了自己的心，不接受任何人的的劝说，也不接纳任何一个异性。考虑到我们兄妹几个都在老家的县城安了家，经过再三商议后，我们说服姐姐回来，在二〇〇八年秋天，姐姐在老家的县城买了一套二手房，我们姐弟五个终于在县城相聚了。

在安置好一切后，姐姐回农场卖了她和姐夫从前的房子。陪着她办理卖房手续时，姐姐屋里屋外，院子前后地转着看，我能理解姐姐那份不舍，离开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她这是又一次远行了。但是，这一次离开却不知归期，这里留下了她今生的最爱的那个人，那个她曾想着相守一生的人。她虽然没说一句伤感的话，但是我却清楚她的留恋与不舍。

来到县城，我们相距近了，走动自然比以前多了起来，姐姐细微的关爱，又时时萦绕着我们。

她会时不时地喊二哥去她家吃手工包的饺子，她也会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将自己手工烙的饼送给我和妹妹，她会在侄子忙时带走他们的孩子，一带多天。她还会独自一人去乡下看我们年迈的父母，帮他们洗衣做饭，带上他们的日常用品......父亲生病时，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她不声不响地为父亲准备好寿衣，就是因为她考虑细致，才让突然离世的父亲穿带一新地离去。该要对姐姐说多少感谢呢？我明白，她一句也不需要。

7  

二〇一五年农历七月一日，是姐夫去世十周年的日子，我带着大哥家的两个侄子与外甥一起陪着姐姐去农场给姐夫上坟。

那天早上三点多，我们一行几人从县城出发，开车前往安葬着姐夫的农场。到达农场时，是上午九点。由于夜里下了一场雨，路面很是泥泞，小轿车在距离坟墓很远的地方停下来，我们拿出祭祀用品，走向墓地。

姐夫长眠的那条河堤上，长满了玉米，正值盛夏时节，玉米长势葳蕤，我们看不到坟墓，只能穿行在玉米地，一路磕磕绊绊往里走着，找到姐夫的坟时，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姐姐趴在姐夫的坟头哭得昏天黑天，一旁的侄子想去拉，被我制止住了。让她哭吧，十年的阴阳相隔，十年的生离死别，此刻唯有泪水才能表达出姐姐心里那一份浓烈的思念！十年了，姐夫离开的十年，姐姐几时开心地笑过呢。当初，那位娉婷的女子，远嫁他乡，如果不是为了心中那份情与爱，还能有其他更好的答案吗？只是刚走过二十年幸福的携手生活，在猝不及防间，姐夫撒手而去，独留下了姐姐一人。那份夜深人静时的孤独无眠伴着思念，又岂是流淌的眼泪所能宣泄得了的呢？

离开农场时已是下午，金色的夕阳中我们踏上回程，透过车窗，姐姐频频回头。是啊，此刻就要走了，路途遥远，再回来，也不知是何时了。

如今，年过五十的姐姐已经退休，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承欢，儿子媳妇工作顺利，一个女儿也已结婚，愿姐姐放下过往，期盼幸福注满她以后的路上。

作者简介

邵庆平，女，江苏省泗洪县人，喜欢安静，热爱文学， 期望用手中的笔描写生活的美好。诗歌散文散见相关报刊杂志。现在从事个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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