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动人的中国史》之第四十三章：王安石变法

宋朝的内政如此腐败，外患如此紧迫，改革运动的兴起，这是当然的一种趋势。王安石便是应时而生的一个人杰。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生于1021年，殁于1086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他从政的时间，正是宋朝势衰力弱，民穷财尽的时候。公元1067年，宋英宗赵曙死，其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据称神宗是个颇想振作有为的英明皇帝，即位后二年，便投用王安石为宰相，励行“新法”。

神宗拨用王安石为宰相，是在1069年解职，出任江宁知府。明年，再入朝为宰相。到1076年又解职。继任宰相的是韩绛、吕惠卿，凡神宗在位的年代，始终行王安石的新法，没有改变。

当时宋朝所亟待整理的，是财政与军政，所以王安石的新法，就注意于这两方面的改革，而尤其注意于财政。

宋神宗

王安石的理财政策，其目的不是只注意于国帑的经常收入，大致在于宽苏人民，培养社会的富力；社会的富力增高之后，乃取其盈余，以为国家的政费。所以实际说来，发达国民经济，是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是其第二目的。

宋朝承五代积弊，时政紊乱已极。王安石为实施政策的便利起见，便创设一个从根本整理的总机关，叫作“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关的主要职责，是节制兼并，救济贫乏，变通全国的财富，使得民生宽裕，国家太平。这制置三司条例司创设之后，乃考核三司簿籍，把一年的支出，都“编著定式”。因此削灭冗费十分之四，用来增加官吏的俸给。据史所记当时所增宫俸，京师每年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万余，各地方合计每年增六十八万九千余。增加官奉，足以保障宫风的廉洁，实为理事行政的根本设施。当时制置三司条例司所举办的善良政务一定不少，可惜史书上因后来党争关系；都不可考。就的遗留的的一鳞一爪看来，已是不凡了。

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定最有影响于民生的重要设施，为“青苗法”和“免役法”。

青苗法很像现今官办的农业银行。其法是陕西转运使李参首创。当春天播种时，教农民中缺乏资本的，自己揣度收获后可得多少盈余，向官府借货，到毂熟后归还，叫做“青苗钱”。在陕西推行数年，地方渐见殷实。王安石在鄞县为县官时，曾经仿行，也很见成效。即为宰相，乃想推行于全国。其法是用各路、各州、各县的常平仓、广惠仓所有钱毂作资本；农民借贷青苗钱的，官府取利息二分。

农民终年勤劳，如果不遇水旱荒灾，大概都是很足够瞻养一家的；数年之后，或者还可以有些积余。但是实际上农民往往十分的穷困，其故乃因农民资本不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富借贷。或则因遇非常故事，无钱应付而向豪富借贷。这种豪富，乃能因而盘剥重利。于是农民的收入，很受豪富的侵蚀，过得年年举债；负债日多，利息日重，农民的勤劳，无异为豪富作牛马了。这是中国历来民生凋敝，国民经济困乏的重要事实。青苗法的推行，便是救济贫劳农民，抑制豪富兼并的一种根本办法。

免役法是改革当时扰害人民最利害的差役制为雇役制，近于一种人身税，其办法很像现今文明国家所行的所得税得锐。差役制起源很古，国家除征收赋税之外，还要征发力役。唐朝末年以来的役法，更加苛虐。除官绅将士僧道外，按民家的人口资产，调使充当差役。有专任保官运输官家物件的“衙前”，有专任督课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有专任逐捕盗贼、匪徒的“耆长”、“弓手”、“壮丁”，有充当杂差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其中以衙前、里正最为苦累，往往因公赔贴，至于倾家荡产而尚不足。人民往往因避免苦役，不敢多种一桑，多蓄一牛，积二年之粮，藏十匹以上的绢帛。甚至于出重价购取“度牒”为僧，或竟自杀，以求子孙免役；或使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放弃田产，以求免苦累的差役，因此差役制而起的惨事，不一而足。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使例当被调为差役的，各按等第纳“免役钱”；本来无役的人家出“助役钱”。官府即用此钱，另外募人充役，不再征调差役。直到如今，人民不再受差役的苦累，实在不能不思念王安石兴行免役法的功绩。

此外还有调剂物价贵贱的“均输法”，扶助小农、小工的“市易法”，虽推行不广，不及青苗法、免役法的有力；但也都是有关国民经济的重要措施。这四法可算是新创的，尚有就旧法整理改良的不少。其重要者有二项：

一、督责各路官吏注意农田水利，讲究种植方法。史书上载当时兴修水利凡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计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倾。

二、积极整理田赋，行“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之地为“一方”。每年九月，由县官派人分头丈量，丈量完毕，乃按其土性的高下，估定赋税的数额。

王安石对于军政，入手之初，先举行大裁兵。宋朝拥兵百余万，耗用国帑三分之二，而都不堪作战。当时一般人都知道裁兵的必要，但恐激起变故，不敢下手。王安石执政后，便毅然决然的放手去做。把不堪充任禁军的淘汰为厢军，不堪充任厢军的使他们退伍。并准许年满五十以上的，自请退伍。退伍的很多，冗兵因此大减。计英宗末年的兵额为一百一十六万二千，神宗时被载大半，只余五十六万八千六百余，后来稍有增加，亦不过六十一万二千二百余。这样的裁兵成绩，也很值得称道的了。

裁兵之后，乃改从前番戌的制度，把全国兵队重生编制。其编制法，以“将”为单位，编全国兵队为九十二将，分驻各路。此次尚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上军两指挥，与将并行。把宋太祖所定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制度，完全推翻，变而为将与兵彼此相知，训练既便利，军权又统一的办法，实为宋朝兵制的一大改革。

裁兵与重行编制，都在王安石对于军政一时权宜的政策。王安石是主张国民皆兵主义的，他制定的保甲法，就是国民皆兵主义的实施方案。

王安石办保甲的本意，是实行民兵制，但着手时，先把他办成地方自治团体中的警察性质。1070年，始颁布保甲法。以十家为一保，置保长一人；五十家为一大保，置大保长一人；十大保为一都保，置都保正、都保副各一人。每户有两丁以上的，选一人为保丁。每一大保，每晚轮派保丁五人防备资匪。同保中有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等罪的，即告发，否则有罚。有窝藏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以上的，邻近各保亦有罚。此法先在京师试行，依次推行各路。第二步乃训练保甲以为民兵。先集合大保长，使教头和禁军教头等教他弓马武艺。大保长武艺成就，乃以大保长为教头，转教保丁。当初行教练保甲武艺时，议论纷纷，反对的不少。保甲武艺教成，成绩果然胜过正兵。

保甲法之外，当时还有保马法和军器监。保马法是使人民代宫府养马，免除其一部分租税；并奖励人民自动养马，等国家有事时，出价收用。军器监负改良军器之责；自设立军器监之后，人民献器械法式的很多。

这种种改革政策，虽不能说是完全妥善，行之无弊；但是比没有变更以前，当然是要好得许多，宋朝的国运，似乎应该从此转机了。然而事实上却不如此，在当时竟引起了极大的纷扰，以致不见什么显著的成效。完全是宋朝的士大夫的党争闹得太凶的缘故。

宋太祖的立法，是造成剧烈的党争的一大原因，在第四十一章中已经述及。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五代时候，风俗大坏，气节扫地，到宋朝时乃发生了一种很大的反动，反动得矫枉过正了。成为“骛为名高”、“好持苛论”的气习。“骛为名高”便遇事喜欢起哄；“好持苛论”便彼此不能相容。这样便渐渐成了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攻击的风气了。

宋朝的党争，是从真宗时闹起头的。澶渊之后，寇准和王钦若就相互排挤。后来仁宗时，宰相吕夷简和孔道辅等因仁宗废郭皇后的事，大起争论。西夏即和，仁宗用夏竦做枢密使，谏官欧阳修等竭力攻击，说他是奸邪小人；结果夏竦去位，由杜衍继任。因此就有夏竦之党和杜衍之党的倾轧，石介的庆历盛德诗和欧阳修的朋党论，就是作于此时。

英宗时，为了尊崇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礼节问题，造成韩琦、欧阳修等和司马光、王珪等两派的大争执，争论不休，互相诋毁。这就是所谓的“濮议”。其实这些都是一人一家的事，本来用不到费许多口舌的，当时士大夫却都意气用事，弄得政局不得稳定，政治设施一无成就。

王安石的推行新法，正当濮议之后，大家闲争未休，忽然来了一个自信利害的人，从事于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又要起闹了。当时一般自居守正的，便都以为王安石经变祖宗成法，联合起来一致攻击。他们把青苗法指为官取民息，是一种搜括政策；把免役法指为于士大夫不便，是一种过激政策；指保甲法为劳役农民，是一种扰乱政策；只有意气，不论是非的攻击得体无完肤。新法的名称，也是他们所起。

反对新法的领袖，便是司马光，其次为吕公著、韩琦、富弼、欧阳修、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历史上称他们为旧党。公元1085年，神宗死，哲宗赵煦继立；因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当朝。 高氏素不赞成新法，即执正权，便用司马光、吕公著为宰相，旧党大为得势，不到一年，把新法一律废除。凡帮助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如吕惠卿等一律免职，并被逐至边远地方。然其时旧党之中，又分为洛、蜀、朔三党互相攻击。因此对于政治并无良好设施，在朝的都以趋附太皇太后为能事，对哲宗也不大理会。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因积恨在心，有些厌恶旧党，于是有人献议继续神宗重行新法，名为“绍述”。哲宗就把旧党免职，起用章惇，政局一变。

宋神宗”轸念流民“

哲宗死，徽宗赵佶继立。章惇因议立新君时，与向太后意见不合而被免职，一时旧党很活动。然徽宗亦倾向新法，却引用了一个反覆无常的蔡京。蔡京借了新法之名，搜刮全国财富供徽宗挥霍，宋朝因此几乎灭亡。于是天下后世便归咎于新法，连王安石也受了一辈子不白之冤。

宋徽宗”任用六贼“

蔡京完全是一个喜欢迎合上峰意志的官僚。当哲宗初立，司马光执政时，下令尽废新法，免役法亦限五日废除，大家都以为难于办到，旧党中的范纯仁等尚与司马光力争免役法不必废；蔡京知开封府事，独能依限办到，很得司马光的赞赏，被任为户部尚书。后来章惇为宰相，恢复新法，他也尽力参赞。徽宗即位时，蔡京免职在杭州。徽宗爱书画，命供奉官臣者童贯往江南采办。童贯在杭州寓居数月，蔡京竭力与他结交。蔡京能书画，童贯将其作品进呈御览，附函推荐，因此得被宠用。即为宰相，揣摩徽宗之意，将旧党一百二十人，以司马光为首，列为奸党，请徽宗御书他们的姓名，刻成党人碑。徽宗荒淫无度，他除尽力搜刮之外，并设苏杭应奉局，派童贯去监造御用器物，又命朱勔 领花石纲，凡东南民家有好的花石，任意征取，骚扰不堪。弄得民怨沸腾，盗周蜂起。一部水浒便是描写那时一处盗寨的情形。又任用童贯执掌军事，因此引起金国侵占北方，宋朝偏安东南的祸患来。

运往京城的花石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