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顶尖高中的一场“思想实验”, 揭示了一个扎心的事实
在这个将“优胜劣汰”贯彻到极致的时代里，我们还能从“仰望星空”的哲学里学到什么呢？本文专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小王子”郁喆隽副教授，他带领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看教育、留学和内卷的启迪。
作者：Summer夏景；本文来源：公众号“爸爸真棒”（ID: babazhenbang）。“爸爸真棒”是一个K12原创国际化教育平台，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启发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如果您喜欢蓝橡树的文章，请记得要把我们“设为星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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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这么多00后，令人印象最深的大多有一个共性：爱读哲学。经过哲学训练的学生们，逻辑能力和思辨能力连贯而缜密，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理科生读点哲学，对于跳脱思维的桎梏更有帮助。
越来越多年轻人看到了哲学的价值，是乌合之众时代里珍贵的希望。《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期叫《高中生需要哲学吗？》，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郁喆隽，他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00后中有一大批财务相对自由的孩子，他们中即便有一小部分愿意思考严肃问题，这对整个民族来说也不可限量。”
郁喆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师
郁老师被称为是哲学界的“网红老师”，他的课是复旦出了名难抢的课之一。他设计了“诺亚方舟“和“大富翁”等思想实验，将高深哲学理论与具体问题结合，配以有趣的图，比如在微博上用一张星战图向网友解释“什么叫内卷”，让人忍俊不禁又醍醐灌顶。
图文来自：郁喆隽微博
究竟，在这个将“优胜劣汰”贯彻到极致的时代里，我们还能从“仰望星空”的哲学里学到什么呢？
在一个阳光特别好的下午，我们去了一趟复旦大学旁的咖啡馆，有幸与温文尔雅的郁老师畅聊了一下午，上了一堂从哲学的角度看教育、留学和内卷的启迪课。
（*以下用第一人称叙述）
上海顶尖高中的思想实验
有一年，我在上海最著名的高中做了一次“末日与方舟”的思想实验：
“假设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只能选10个人登上一艘方舟，你会选择谁登上方舟？”
第一轮游戏里，每个人将随机抽到自己的职业，如外科医生、记者、神职人员等，陈述自己可以登上方舟的理由并进行投票；
第二轮里，在职业之外，每个人也会抽到一张代表自己能力属性的卡片，如强迫症的外科医生，不育的程序员，会烹饪的记者等，大家再次陈述并投票。
经过讨论后，这群算得上全中国最聪明的学生们的答案让我有点意外。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的灾难场景都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
技术问题：如何幸存下来？
生物问题：如何繁衍后代，恢复族群？
人的问题：应当保存哪些“生而为人”的文化特质？
而在学生们的选择里，非常在意的是解决当下的问题，用功能属性对灾难背景的直接回应，如外科医生、桥梁工程师、农夫、渔民等。
而且，他们还将三大“强力职业”——警察、军人和猎人同时送上了方舟，他们极为看重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秩序。
但是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人考虑对“强力职业”群体进行辖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他们滥用权力、甚至来压制、奴役其他人的可能性。
我问他们，如果这3个有武器的人联手起来统治剩下7个人，你们还有还手之力吗？
学生们说：“我们没想那么多，就是考虑怎么解决现有问题。”他们就在解一道数学题一样，将人都单一还原为一个功能，把人想成了公式里的字母，比如猎人打猎，军人和警察维持秩序，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背后的权力关系，也没有考虑人的心灵状况。
更有意思的是，所有“文化人”，比如小说家、画家、诗人、钢琴家等无一幸存。
我跟学生们说，如果人类按照课堂上他们的选择延续下去，这个人类2.0版本是“没有文化的”，人类在音乐、美术、文学等领域的文明都将从0开始。和技术产品相比较，文化更加脆弱，甚至是独一无二，无法恢复的。
这个思想实验没有对错。但从中不难看出，这个时代的学生们是非常轻文化、重权威（real power）的，从另一方面，这代人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对于秩序更加渴望，习惯了被“安排”，被“服从”，但根本就没想过背后的原因和逻辑。
虽然他们在平时生活中表现为特立独行，但是在遇到实质性挑战的时候，价值倾向却是极为趋同的，几乎都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刻失去了个性。
钱理群教授曾说，我们在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倒觉得，这些学生做的很多事情，其实连“利己”的层面都没想到，他们从未走到过“第二阶”的思考，更像是“精致的打工人”。
现在的亲子关系，
就像“打冰壶”
孩子呈现出这样的原因，主要因为现代教育的“权威悖论”。
现代性最终理想是设定是人的自主性。但是教育的过程恰恰是倒过来的：每个人一开始是没有自主性的，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是教化出来的，一开始就完全反权威的话，教育是不可能进行的，教育必然伴随权威。
工业化已经300年了，教育还一直在标准化的思路上。但如果一直遵从权威，就不会有独立的人出现。但现在教育中的权威性已经忘记了自主性这个目标。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我接触的一些学生看起了是“很佛”，想“躺尸”，没什么追求。但这种“佛”的状态，可能带有表演性质的，大部分人在关键时刻，比如升学、就业的时候，还是会做出非常趋同的选择，一起去考研，一起去出国等。
这种表演性，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迷茫。
有人说这是因为国内没有像样的通识教育，这我不认同。类似哈佛、耶鲁这样的博雅教育，国内一流大学都有，课程设置也相当有系统、规模化，甚至是超前的，国内的7大模块，涉及了人文、社科、科学和艺术等多个门类，每个模块必须修一门课，总学时比国外大学还要长。
最大的问题还是，现代教育在社会当中的作用被过于功利化了，被考大学、保研和就业市场驱动着。这门课如果没有用，照旧会沦为带有表演性质的上课。
我形容现在的教育就像是打冰壶——孩子就像是冰壶，家长和学校在前面拿两个扫把擦，给孩子们制造出摩擦力最小的路径，帮助最快速抵达这个目标。
他们从小被教导的学习方式就是功利的，是有外界强制推动的，跟卡在系统里的外卖员一样，每一分钟都是可以被量化的。
“过度关怀”让教育目标都是权威式角色设立的，学生本身是被驱动的，动力不是自己。而在权威性服从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一旦脱离了原生家庭和原有的环境，即使是很优秀的人，也照样没有方向感和意义感。逐步适应了一些潜规则，顺应了所谓的常识，人慢慢就被“驯化”了。
有人说，中国大学生跟社会不接轨，我就很生气，这难道是大学培养的目标吗？跟社会有点棱角、有点抵触不是挺好的吗？这也是青年之所以为“青年”的价值。哲学的“无用”反思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可以引起对世界最本质的好奇心。
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有能力，很优秀，但我跟他们说，这一辈子，除了能力外，更得有激情，有追求。
迁徙的第一代
疫情下，很多人问我还要不要出国留学？包括我很多朋友也问我，要不要从小读双语学校，这么早就决定出国之路？
我自己也是个老留学生，从复旦硕士毕业后，去了德国读书，这段经历对我改变非常大，可以说塑造了现在的我。
德国的大学里是“三柱石”体系，教授、教工和学生是共生共创的关系，所有事情上相关当事人都有发言权。比如有一次汉学系里要引进一个新教授，就找了四个候选人来做公开报告，教授、教工和学生都有投票权。学生投票标准就看老师讲课有不有趣，听不听得懂，是否有亲和力。现在我也会把我课上的选择权交给同学们，这也是在德国读书留下来的烙印。
所以对于出国这件事，我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
△如果用以往的方式来教今天的孩子，就剥夺了他们的明天。——约翰·杜威
有人说，现在的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格格不入怎么办？这其实是个全球化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现在的内部冲突都是很明显的，我不担心这个问题。
更值得担心的是，全球化这么些年来，大家对于多元化的想象过于浪漫了，就像费孝通先生说的那样各美其美，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事实告诉我们，文化融入会带来很大冲突。
我今年发了篇论文，是关于韦伯的“价值多神论”，他提到价值冲突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症结，这是不可解的，一定会变成“诸神之争”，且会越来越严重。这一代孩子已经非常明显了，代际差异不大，但是代际内部差异非常大。
有没有缓解的方案？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几种可能：第一个是回到传统；第二个是诉诸宗教；第三是不要盲目相信技术进步；最后是要懂得反思，反思自己的立场。
但对于精英来说，反思自己或者松动自己原有的立场，是要付出很高昂的成本的，这涉及到自我认知。
那么留学是一个站在“他者”实现自我认知极好的方式，因为没有他者，人是没办法认清自己的，只有有了对立面，才有了参照系，就会更清楚自己是谁。
尤其是城市里中产的小孩，出国是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曾经有个社会学家说过，哪怕经济条件再阔绰，第一代移民仍然需要独自面对很多挑战，中高产家庭的孩子出国，就是换个环境，不破不立，有了对比，才知道自己是谁，认识到自己文化中真正宝贵的是什么，所以说“出了国才爱国”。
但是这个出国难道一定是去美国、英国才行吗？我觉得倒未必。去西部、去农村、去中亚、去中东，都是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现在上海的孩子去纽约、去伦敦可能毫无违和感，反倒去了中西部感觉很不适应，那真正让孩子成长的，一定是体会跟自己舒适圈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当一天快递小哥，比如去农村田野调查等。
要敢于跳出自己舒适圈，突破自己原来思想藩篱，跳出学校、老师、家长创造的最小摩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