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抹鲜红——红旗简史
于是，我们看到了红色和蓝色的另一个层面，当然，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是红色的历史。在加洛林王朝晚期，权臣大于格先后将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两任帝王，即路易四世和路易五世视为傀儡，操纵于掌股之间。在加洛林王朝的末代帝王路易五世仅仅当政一年便去世之后，大于格之子于格·卡佩在众僧侣的推选下，成为国王。而于格·卡佩使用的旗帜，就是一面红旗，这面红旗有一个很基督教的名字，叫做圣但尼旗，这个旗帜既是卡佩王朝的象征，也是法兰西军队的军旗，在与金雀花王朝的战争中，法国军队举的就是圣但尼旗。而继承卡佩王朝的的瓦鲁瓦王朝、波旁王朝都是卡佩王朝的旁系，在军旗上也承袭了圣但尼旗，这也让红色的圣但尼旗成为法国皇室的主色之一。
圣但尼是谁，而为什么以他命名的旗帜的颜色又是红色？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圣但尼是由第二十任教宗法比安所任命的巴黎主教，所以，圣但尼也被称为巴黎的圣但尼。在那个时期，尽管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治下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不是合法的宗教。尤其是罗马皇帝德西乌斯上台之后，加强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他不仅处死了派遣圣但尼的教宗法比安，也要求各行省处决各地的基督徒，于是圣但尼在巴黎遭到逮捕，在经过长时间的监禁之后，他与另外两位教士被押往今天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在那里，刽子手砍下了圣但尼的头。但是真正神奇的地方才刚刚开始，根据基督教圣人传记记述，圣但尼被砍下头颅之后，他并没有立即倒地身亡，他那具被砍下头颅的身体从地上捡起刚刚掉落的头颅，并手持他自己的头颅行走了近十公里的距离，在这一路上，圣但尼祈祷，念着经文，请求忏悔。在圣但尼一路从刑场蒙马特高地走回教堂的路上，鲜血从他手中的头颅以及躯体的伤口中流出，滴落在巴黎的土地上。这些侵入巴黎土地之中的圣但尼的鲜血，被后世视为保佑巴黎平安的象征。之后，圣但尼很快被基督教确认为圣人，他的名字也被唤为“殉道者圣但尼”，同时，也成为了巴黎和法兰西的主保圣人。以至于后世法兰西军队在对外战斗时，为祈求战争胜利，会不断高声呼叫“圣山！圣丹尼！”（Montjoie! Saint Denis!），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红色成为了圣但尼的象征，因为他的血已经浸入到巴黎的大地之中，而他的鲜血就是巴黎得到圣主庇佑的象征，也是让法兰西军队无往而不胜的支柱。而圣但尼的形象也成为法兰西最重要的圣者形象，他那用手拎着自己头颅的雕塑也被置于巴黎圣母院门廊的左侧。
事实上，在法国，红色在1358年的雅克雷农民起义时期，就成为了一种反抗的色彩。雅克雷（Jacquerie）一词本来就是法国贵族阶层对农民的蔑称，这个词的完成写法是Jacuqes Bonhomme，字面意思是“好奴才雅克”，后来衍生为类似于中文中的乡巴佬、泥腿子之类的对农民阶层的戏谑的称呼。在雅克雷起义中，造反的农民会戴着一种由土布缝制的无边的帽子，这种帽子统一被染成了红色，于是，戴着红色帽子的农民成为了雅克雷起义的一大特征，在农民军围攻城池期间，惊慌失措的贵族们被这些“好奴才”吓坏了，他们不停地大喊道：“雅克雷来了！红帽子来了！”尽管十四世纪的雅克雷起义，后来在太子查理和入侵法国的英国军队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血腥的屠戮，但是红帽子的形象从此被法国的反抗者承袭下来，而在回来多次法国的起义和革命中，造反的第三等级和农民在很多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将红色作为他们的象征性颜色，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我们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红色成为了革命的主色调。最典型的事件是，1791年7月，打扮成平民的皇帝路易十六仓皇逃出巴黎，旋即被革命者抓住，并被押回巴黎。7月14日，许多巴黎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上请愿，要求罢免路易十六。在随后的几天，聚集在战神广场上的民众越来越多，而当时的巴黎市长，即拜依（Bailly）在战神广场上升起了一面红旗，其意思是让请愿者们离开，不让请愿的集会变成一场骚乱。然而，之后不久，他却命令国民卫队在没有向民众发出任何警示的时候开枪，五十多位请愿者倒在血泊之中。鲜血染红了战神广场，在革命者看来，战神广场上民众的鲜血和红旗是同色的，而红旗就天然地代表着他们面对一切强权的反抗精神，而倒下的烈士们的鲜血成为红旗上的神圣的革命火焰，激励着他们推翻一切反动的强权和力量。在此之后，雅各宾俱乐部逐渐在革命领导权中占据上风，罗伯斯庇尔律师直接将红旗作为革命派的旗帜，让其飘扬在最激进的革命派所占据的区域。在雅阁宾派当权的一段时期里，红旗甚至成为了直接与三色旗旗鼓相当的国家象征，在很多正式场合，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同志们使用红旗作为法国的国旗，当然，这种取代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条文，在法国的宪法上，正式的国旗仍然是三色旗。而出身于第三等级，尤其是城市中的最贫苦的人民组成了志愿者，在历史上被称为无套裤党人（Sans-culottes），他们成为雅各宾派所倚重的革命力量。而无套裤党人的着装也非常容易辨识，其主色调就是一身红色，尤其是他们会戴上从雅克雷农民起义中承袭而来的红色的无边式的弗里吉亚帽，这种帽子从美国革命开始，就已经成为了起义者和革命者的装束之一，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尤其是在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人那里，红色的弗里吉亚帽成为了最具有辨识度的标识。在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看来，革命的红色就是反抗和烈士鲜血，同时也是对所有敌人最无情的镇压。
或许正是这种无情的镇压以及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人将红色作为主色，许多人将罗伯斯庇尔治下的法国称之为“红色恐怖”。正如罗伯斯庇尔很不留情地说道：“革命政府对于善良公民应当给与充分的国家保护，而对于人民敌人只有让他死亡。”但是，这种对敌人的打击面被扩大了很多，在雅各宾专政的最后阶段，几乎所有巴黎的监狱都被等待行刑的犯人们挤满了，每天数以百计的犯人被审批送上断头台。不过血腥的恐怖统治，没有带来雅各宾专政的胜利，相反在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都被处死，热月党人以白色恐怖终结了雅各宾派的红色恐怖，而三色旗重新被督政府所采用。红旗也从此退出了大革命的舞台。不过，从此之后，红旗不仅有了反抗的名声，也有了恐怖的名声。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诗人和政治家拉马丁（Lamartine）在巴黎市政厅前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拒绝将红旗作为法兰西的国家象征：
而画家亨利·菲利波多(Henri Philippoteaux)将这一场景画成了一幅名画，起名为《拉马丁在市政厅前拒绝红旗》。而拉马丁反对红旗的理由正是红旗代表着雅各宾专政的恐怖，代表着鲜血，这种血腥恐怖之旗不可能成为法兰西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象征。
当红旗再次飘扬在巴黎城区上空的时候，恰恰是拉马丁发表拒绝红旗演讲的23年之后。拉马丁曾认为他彻底用他义正言辞的言说，铿锵有力的批判，将雅各宾的红旗彻底撕碎。但是，红旗在巴黎市民阶层那里，仍然没有被放弃，在此后多年的革命中，底层的巴黎人民仍然坚持以红旗作为他们事业的象征。1871年3月18凌晨，当梯也尔政府命令帕拉丹将军收回在蒙马特高地上的国民自卫军手中的加农炮的时候，被附近的居民发现，并迅速通知了国民自卫军，当时的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围攻正在没收蒙马特高地上的八十八团的士兵，而八十八团也是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在行动中部分八十八团士兵倒戈，而同时在梭蒙高地执行同样任务的三十五团士兵也发生倒戈，随后爆发了席卷巴黎各区的大起义。而得知消息的梯也尔和法夫尔等人仓皇逃亡凡尔赛，巴黎人民接管了巴黎城。实际上，在后世的很多评价中，都认为巴黎公社并不是一场预谋的起义，而是一场突发的事件。如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阐述政治上的事件概念的时候，经常列举的例子就是巴黎公社，而3月18日凌晨的突发事件构成了一个根本没有任何领导的，纯粹由底层士兵和市民爆发的起义，而这次起义，无论是在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当局那里，还是在已经成立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的第一国际那里，都是一场意料之外的事件。在后世赞扬这场自发爆发的革命起义的同时，还有一个相当自发的过程，3月18日起义的革命者和巴黎市民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旗帜，但是为了与梯也尔政府的三色旗相区别，一些市民和工人自发地举起了红旗，并将红旗十分自然地作为这场革命的标志。不仅仅是蒙马特高地一个地区，几乎在席卷巴黎的各个地区的革命者，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红旗，他们走上街头，与在蒙马特高地和梭蒙高地刚刚获得斗争胜利的国民自卫队和市民汇集在巴黎市政厅前，将他们各自所举的红旗插在了23年前，资产阶级的诗人和政客拉马丁在这里颐指气使地发表演讲，拒绝红旗的地方。也这个是这面让拉马丁们感到恐惧的红旗，再一次成为革命的鲜艳的标志。对此，远在伦敦的马克思用一篇《法兰西内战》高度评价了巴黎市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时，马克思提到还有飘扬在巴黎市政厅上空的红旗：
利萨加雷的故事，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这样一种精神理想，即捍卫红旗就是捍卫一种未来的共同体，捍卫一种希望，英勇的战士砍下的不仅仅是凡尔赛的军旗，而是一种旧体制，红旗就是一种彻底取代旧体制的希望。也正是由巴黎公社的红旗所激发出来的理想，子啊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红旗再次成为了一种新体制的象征——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将巴黎公社的红色理想摆渡到了新生的苏联，而红旗在整个东方，乃至诸多亚非拉国家，都成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强权、反抗殖民主义的象征，因为红旗不仅仅是圣但尼的牺牲之旗，也不再是雅各宾派的恐怖之旗，而是走出当下体制泥淖，对未来充满憧憬，并相信一个美好社会终将降临的希望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