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一一父亲的＂大学＂

原创：陈斌 军旅警营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决定抽调陕北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部分等组建抗大第一分校，挺进敌后就地培养干部。1939年冬，抗大一分校由晋东南挺进到山东临沂地区。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家乡的中共党组织还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在当时錯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下，窑工出身的父亲在从事地下党工作时一直使用着一个比较秀气的化名＂芦芳＂，1939年6月，父亲担任了家乡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我的父亲)

1939年11月，全国抗战形势日益高涨，已时任道口乡党委书记的父亲在家乡首先扛起了武装抗日大旗，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抗日武装，没有足够的武器，他就领着队伍去那些大户人家以抗日的名义收缴他们看家护院的＂长枪短炮＂。队伍成立之初，不但日寇妄图消灭他们，就连当地的国民党山东省保安旅也伺机扼杀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父亲他们一次次的被敌人包围、又一次次的突围转移，当时与父亲一起拉队伍的另外二个同伴，其中一位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另一位因为害怕当时的险恶环境而脱党回家了，最后，只剩下父亲一个人继续带领着队伍坚持了下来。

经过与敌人展开连续不断地殊死较量，父亲他们竟然打出了一块小小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上级决定在父亲这块四面围敌的＂地盘＂一一道口、沟头、水磨等三个地方组建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一一＂三地联合办事处＂。1940年7月，父亲被任命为联合办事处党的特委书记，另外调冯干三同志来任办事处主任。

当时父亲他们所处的环境十分险恶，情况也十分复杂，整个区域都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东面是国民党五十七军和县党部的特务队；南边是临沂"反共自卫团"郑德顺的队伍；西面不远是日军控制的台潍公路；北面十几公里是驻扎了大量日本鬼子的据点。日寇的"扫荡"与我们的"反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与我们的"反磨擦"斗争十分激烈，但父亲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按照党的指示，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展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抗大一分校旧址）

1940年9月，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根据地逐渐扩大，慢慢相互连接成了一片，上级决定撤销联合办事处建制，父亲奉命调任八区区委书记，他的战友冯干三同志则调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战斗相依久，初别意怆然"。在一起战斗、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早夕相处、默契配合、并肩作战，使他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分别之际，两人依依不舍。谁知这一分别竟成了永别，

1941年12月，冯干三同志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为掩护千余名群众安全转移，他率领抗日军民用步枪、手榴弹、大刀、土炮同1500余名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苦战数天，消灭鬼子120多人，而冯干三同志和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五团的147名干部战士及部分参战民众也英勇牺牲了。当时山东省滨海区参政会在壮士们的牺牲地一一渊子崖东岭立的纪念碑至今仍然耸立着，碑文写道：云天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抗大一分校校徽）

1940年冬，父亲奉调前往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建国大队第六期参加为期六个月的学习深造，负责他们这期学习的学校领导是潘淮洲同志。父亲被编在第三连，每人一套军装、一枝步枪、五发子弹和两个手榴弹，为了迷惑敌人，他们用高粱杆子将子弹袋装得满满的。他们这个大队的学员都是从对敌斗争前线抽调回来的领导干部，无论以前当哪一级的领导，在学校里一视同仁都是学员，大家一样扛着步枪出操、学习、训练和站岗放哨。这就是父亲的"大学＂生涯。

父亲学习的内容分为政治理论课和军事课两个部分。他在晚年的时候回忆到：当时学习的内容很多，有《中共党史》、《支部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工作》和《政治常识》等等；军事课目有：《队列条例》、《卫兵须知》，《敌后游击战略战术》以及武器的使用分解等等。

父亲从小就去当了窑工，年幼时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什么书，村上的私塾先生教了他认了几个字，参加革命后曾调去参加一个月的速成＂扫盲＂，文化水平很低，学习也很吃力，但他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坚持努力地学完了所学课程。在抗大几个月的学习培训，极大地丰富了父亲的知识，也开阔了父亲的眼界，使他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逐步成长为能够驾驭一个地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在父亲参加抗大一分校的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抗大一分校学员例队出操）

1941年4月，当时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聚集着大量的我党、政、军机关、学校、后方医院、兵工厂等。日寇为了摧毁我抗日根据地，集中日伪军五万多人马，由侵华日军总司令佃俊六大将亲自指挥，疯狂地对我临沂、沂水、蒙阴等抗日根据地纵横各约120里至140里的地区进行"大扫荡"，企图一举歼灭我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和115师领导机关等。

父亲曾在他回忆文章中写到：＂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沂蒙山区的孟良崮一带活动，鬼子的扫荡来势凶猛，每天的仗都打得十分激烈，生活也十分艰苦，日本侵略军实行烧杀抢掠"三光"政策，我们抗大的学员每天只能分到二两地瓜秧子和黄豆面做的窝窝头，有时就连这也吃不上，但还是参加＂反扫荡＂作战行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情况十分危急，我山东军区决定八路军主力部队避开日寇的锋芒转移到外线作战，在内线留下少部分部队打游击拖住敌人。父亲他们这一期几百名学员接到学校通知，提前结束学习任务，大家各自回原单位参加"反扫荡"斗争。父亲被通知立即返回中共滨海区五地委（五分区）分配工作。(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为抗大一分校学员作报告)

当时父亲身体患着病，正发着高烧打＂摆子＂，但大家在匆忙之中也顾不上许多，收拾好行装，互相告别后就各自上路了。

父亲后来回忆：当时，他一个人背着武器背包急匆匆地往五地委（五分区）的驻地赶，身上不时地一阵阵发冷发热，浑身难受打不起精神。只见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机关和部队一批批地在转移，远远地听见枪炮声一阵紧接着一阵。这时父亲遇见了一位熟悉的八路军陈姓团长正指挥部队行动，他看到父亲的身体病得实在不轻，就硬留下他在团部吃了顿饭，然后写了一张条子让通信员护送父亲到八路军后方野战医院去治疗。当时战斗以及部队调动十分频繁，战斗伤亡也十分厉害，从那分手以后父亲再也没有遇见过他。几十年过去了，父亲也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父亲住进后方医院仅仅两天，鬼子的"扫荡"就压过来了。危急之下，野战医院作出了轻伤病员一律各自自行回原单位，重伤病员由医院负责转移的决定。父亲又收拾起行装急忙赶路，当他翻过一座大山以后，实在是跑不动了，看见半山腰里有一座荒废的破庙，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闯了进去，进了山门就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躺在地上的父亲听见山下蜿蜒小路上行进的部队一批批地开拔过去，渐渐地远去了。一会儿，四周静悄悄的。也不知过了有多久，山间小路上人喊马嘶又热闹起来，不时还传来日本鬼子三八大盖的枪声。小路距离半山腰的破庙不远，父亲回忆说就连日本鬼子的吆喝声和大皮鞋踏着山路的＂咔、咔＂声都能听的很清楚，心想今天这一百多斤恐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他说当时就依靠着一爿破墙，举着压满子弹的驳壳枪一直对着破庙的山门，只等着鬼子进来搜查，拼个你死我活。但鬼子也许急于赶路追赶前面八路军大部队，却没有派人爬上来山来搜查一下，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近在咫尺的地方还有一个八路军的伤病号躺着那里。父亲就这样强打着精神靠着墙端着枪、戒备着、等待着。只听得鬼子的队伍也慢慢走远了。（抗大一分校旧址)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稍微缓过一点劲儿来的父亲支撑着病体，趁着夜色连续翻山越岭的赶路，黎明时分，他遇到一户大山深处的山民，那老乡看见是一位八路，就急忙将父亲拉进屋里告诉他昨天这里可是整整过了一天的日本鬼子。父亲又累又饿，在问清所处位置的情况和判明滨海区党委的方向后，毫不客气地啃了老乡家的几块地瓜就急忙赶路，但临走时，他没忘记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那户山民打了张收条，告知他等到＂反扫荡＂战斗结束后凭这收条去找抗日民主政府偿还。

经过一连几天的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几经周折，父亲冲破敌人的道道封锁，终于回到滨海区党委，他即刻就听到他所熟悉的领导潘淮洲和社会部长朱玉干等一些同志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才分别了短短的几天时间，父亲就永远失去了领导和战友，他还清楚的记得几天前潘淮洲在抗大一分校提前结束他们大队学业，布置学员们回去参加＂反扫荡＂战斗时的讲话情形。得知这个消息父亲心里十分悲痛，泛起了一阵阵难以言状的哀思。

根据中共滨海区党委的指示，父亲辗转回到了五地委，被任命担任了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所在地的莒南大店区委书记，他义无返顾地投入到火热的抗日对敌斗争中。（父亲和我）

抗大历史照片下载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