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五大镇馆之宝，一般人只能看到两件，另三件难睹真容

大克鼎1890年出土于陕西的扶风法门寺镇任村，清代著名收藏家潘祖荫重金收购。抗战时，日寇曾觊觎此器，潘氏后人潘达于将鼎深埋宅中，躲过了这次劫难，1951年，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将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大克鼎让人称绝之处在腹内壁上刻有28行290字铭文，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

《苦笋帖》两行十四字，字虽不多，但技巧娴熟，精练流逸。尽管笔画粗细变化不多，但有单纯明朗的特色，增强了结体疏放的感觉，与其奔流直下、一气呵成的狂草书势相得益彰。该作品书法俊健，墨彩如新，直逼二王书风，是怀素传世书迹中的精彩之笔，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晋侯苏钟是16枚一套的铜编钟，均为甬钟，钟上刻铭文355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7字，是建国以来出土青铜器中最长的一篇铭文，西周晋侯稣钟于1992年在曲沃县北赵村出土，其中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购回入藏，其余2件出土于晋侯墓地8号墓中入藏山西博物院。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纸本，29.9×119cm，上海博物馆藏。王安石以治政和文学名世，书法亦颇有造诣，此卷于正书中间有行书，结字修长紧聚，不愧为书法佳作。这篇作品是王安石在去世前一年在钟山所书，书法价值和历史价值都相当之高。

孙位《高逸图》，绢本，设色画。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脍炙人口的竹林七贤的故事，画家通过娴熟高超的技术，出色地刻划了魏晋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一般游客大概只能看到展出的两件青铜器文物，剩下三件很少展出，也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