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履祥的学说思想
金履祥的学说思想
1、主张治学要“真实刻苦”，“真积力践”。
金履祥生于宋末元初改朝换代之时，其时社会动荡，圣学不明，儒士凋零，学派分裂破碎，人心世变，学术消亡。金履祥师承何基，王柏二位先生，何基早年师事黄干，聆听真实刻苦的教训，得朱子理学的真传；王柏又师从何基，很受何的推崇。何、王两位先生，生在同一个城市（金华），又同志于道，当时有儒官发表评论说：“北山（何基）之清介纯实似和靖（尹燉），鲁斋（王柏）之高明刚正似上蔡（谢良佑），先生则兼得之二氏而并充于一已者也。”金履祥完全继承了何、王两先生的立志持敬的治学理念，认为“为学始于精揽潜思，终于真积力践；行著习察之几，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扫应对之粗，即精义入神之妙。”指出那些空言无实，而足以用来欺世盗名的，不是真学问。由此可见，他是主张学以致用，经世实用的。
2、“融会四书，贯穿六经”的治学特色，与治学严谨，敢于疑经的精神。
金履祥他学识非常广博，“四书”、“六经”能达到融会贯通，他治学也非常严谨，不泥古，不盲从，有自己的独特创建。他曾经说：“古书有注，必有疏文。”他对前人于《论语》、《孟子》所作的“集注”多有疑问。他还根据学生提出的疑问加以更正，自己钻研时发现的问题和不完备的地方，或者前人认为不重要而忽略的，都加以修补附益，自成一家之言，编成《论孟集注考证》一书。他对朱熹的《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之作，提出许多疑义，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有抵触。朱熹之作反复彰明《大学》的义趣较完备，但后学者还是存有许多疑问。金履祥衍释为《疏义》使其通畅，申辩为《指义》来统其纲领，使《大学》的教义不存在丝毫滞疑。他对司马光作的《资治通鉴》提出许多疑问，认为《通鉴》取法于《春秋》，是按年断代来写的，刘恕写《外纪》用来记前朝的事情，所以他们用意不本于经，只采信百家之说，不足以传信。况且帝尧以前的历史，没有经过孔子的肯定，本来就属于野史，不能十分真实，于是写了《通鉴前编》一书用以甄别。金履祥对自己所写的书也是不断考证，精益求精的。他早年所作的《尚书章释句解》，成书以后，有一天他超然自悟，摆脱众说，重新拿起《尚书》原著，反复玩味，直至章节段落明晰，文气脉络通晓，文章中的细微错误都清楚易见。他把原先理解错误的地方全部推翻，重新正句划段，提取文章的主旨和探究深奥的义理，考证字文中的错误，表述言外之意，所以把重写的书取名为《尚书表注》。清学者陆心源曾对其作出十分中肯评价：“其学以由博返约为主，不为理性之空谈。经史皆有撰述，《尚书》则用功尤深。”金履祥继承了王柏的疑经精神，对于传统的四书五经乃至朱熹的注解提出了许多疑难，其中有些思想是很有见地的。金履祥讲学时编写的讲义，论述非常严谨，心裁独出，不落旧窠，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譬如先生对“心性”之学，见识就与众不同。王柏、金履祥的疑经思想，是金华学派中最具特色的。
3、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理一分殊”学说，尤其在“分殊”上有所创新。
当许谦前来求学时，先生就告诉他：“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宋儒认为宇宙中、自然界存有一理，而这个“理”是先天（客观）存在的，是自然规律；这个理也是先于社会现象而存在的，即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所以说“一理”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应另当别论）。在“理一”上比较好理解，认识上也比较统一，但是在“分殊”上就很复杂了。天地间林林总总的生物和动物，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各自都具有完整的理，所以金先生认为所难者在“分殊”。而金先生精于分殊，他上知天象，下知地理，既能探民意，又能窥圣心，事事物物都能精识。如在一个晚上，他与同学在庭院中散步，指着天象说：“某星入某次，其分野当有某变。”不久果然应验。又如山东郓城人李某与先生侍坐，谈起自己的家在郓城某乡，先生对其家乡的山川、风土、物产等等了如指掌，讲得头头是道，李某大为警服。再如先生于咸淳七年向当权者献“牵制捣虚之策”时，所附的海道路线图，后来朱瑄、张清考察海运时，所经过的海道竟与先生所叙述的丝毫不差。由此可见，金先生在“分殊”上之精确。
4、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独到的见解。
金先生对许谦说：“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儒家的中庸思想博大精深，它包涵着中正、中和、中允、中立等等内涵。除此以外，金先生尤其强调“适中”，事事求中，做人做事恰到好处。他把“求中”当做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方法，以养成至善、至仁、至诚、至圣的理想人格。他认为“适中”就是自然，宇宙间万物消长都是适可而止，自然而然的；圣主统治国家，管理社会，如果时时处处都能做到恰到好处，社会能不和谐吗？柳贯在《行状》中对仁山先生的晚年有这样一段描述：“迨夫晚暮意笃见凝，心和体舒，所发皆晬盎（小孩周岁时所发出的意愿），所趋皆宽平，于一动作语默之间，自然丕冒大和之内，而无回护掩覆之弊。”由于先生毕生求中，到了晚年已达到了心地平和，像个婴儿一样，所发的都是本心诚意，内心充满自然和谐的境地。
金履祥对于学术无不精识，对于义理无不通达，对于圣贤心术无不窥究。他事事能成于践履，理理能充分体验，是金华历史上难得的通儒之一。他具有治国理政的大才，只可惜生不逢时，不能为当国者所用，怀才抱玉，淹没于民间，仅为“婺学”的中兴，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