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老子》明太祖注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此处仍是说防微杜渐，但唐玄宗从人性与欲心的角度立论，实际上已成道家的修养问题。修养的目标是恢复人性本有之静，而欲望总在人心产生。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人性与人心，谁更根本?二者是否天生的矛盾?儒道佛三家，有一个共同前提，即人性本纯，人心则受外物引诱而产生欲望，于是人心与人性背道而驰。人心引人向恶，人性则引人向善。人性的吸引力，比不上人心的欲望力。所以多数人变恶，且很难改恶从善，因此需要礼法等外在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然而人心为什么易受外物的引诱?人性对人心的控制力为何这么弱?则是无法回答的难题。各种各样的宗教都劝人行善，这是借外力来帮助善良而无力的人性。但人们又问，人心跟随外物，是出于本能需要，而本能也是人性的固有内容。所以人性人心本来就相此一致。再者，人心追求外物，也不能统统斥之为恶。这种定性，并不符合人性的实际。此类问题，几千年来总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圣人知几，这是圣人超出常人的地方。知几，从道理上说，是很简单的命题。但在实际中，则是非常难掌握的经验。从道理到经验的转化，就是常人向圣人的转化。常人对许多道理，都能明白，但他们不能成为圣人，在于他们仅仅知道道理，而不去实践这些已知的道理。比如知几，人人都知道它的好处，但谁能在实际上知几呢?而且如何把知几锻炼成确实的能力，也不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实践的问题。哲学往往只从理论上阐明某些观点，但并不向实践层次落实。这是哲学虽然深奥，但却不能走向大众，成为大众的人生技能的原因所在。圣人也是从常人转化而来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在于他们成为圣人之后，而在于他们成为圣人的过程之中。谁能把哲学中的道理切实地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谁就踏上了成为圣人的大道。而且一旦踏上了这条大道，也就会不断地走下去，完成这一转化过程。
明太祖注：又云其安易持，谓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方乃易守。凡人无事之时，能先知备御，何事恐及于身者，是谓易知未来者，此数事非大人君子持大道之诚，不能如是，此道于有志易学，无志小人似乎难亲，故又比云其脆微二物，人皆以为小可将以为不然。老子又比云若如此者虽脆虽微，其物事早有形矣，莫若治之于未有之先。
明太祖一说就与如何巩固他的统治联系起来，可以说，这就是他注释老子的中心所在。他说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这欲久安之人，不是别人，就是明太祖自己。他相信一点，老子所说的无为，决不是什么事都不做，那不是真正的无为，而是学者式的空谈。他的无为，是为久安做久安之事，如此天下方乃易守。守住天下，才能久安。所谓久安之事，当然包括先知备御，备御什么?无非是备御所有欲反对我的统治之人。这都是切实的事，都要切实地为，怎能空谈清静，空谈虚无呢?不但要为，而且要为之于事发之先，未有之先。这当然要有知几的能力，然后才能防微杜渐。清世祖也明白一个道理，当皇帝者，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使“天下终无事”。如何使天下终无事?老子所说的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就是诀窍之一。对付天下的反抗，清世祖也知道事未有形时最易谋之，及其既乱，愈治之而愈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常人欲成圣人，首先要踏上一条把空洞的道理落实到生活中来的大道。然后就是一个积微成著的过程，如同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一开始时，成效甚微，但坚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就可以不管目前的成效多么微小，都会持之以恒，遂行不止。路遥知马力，日积月累，积习而成，终成正果。这个过程，可能十分漫长，但从不动摇，这种恒心与毅力，也正是能成圣人者所独有。前面说圣人知几，这种知几，不仅包括看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而且包括见微知著，即宋徽宗所说“圣人见端而思末，睹指而知归”。从事物刚一开始处，就清楚地看到了事物最终的结果。这种前瞻能力，也是常人所不具备的。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唐玄宗所说，今人已不易读懂，故有必要进行浅明的解释。如他说凡情不能因任，如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常人之情，不能顺应自然。所说营为分外，就是对本分之外的事倾力追求。为者求遂，就是说这样做的人，为了达到目的。所以这几句合起来，大意是说，常人不能顺应自然，一心追求本分之外的利益，为了这一目的，不惜一切，于是必然失败。于事不能忘遣，忘遣是指忘记个人的私欲。动成执着，是说如此一来，所有的行动都成为一种执着，即不能从私欲中摆脱。按唐玄宗的意思，营为分外，都是趋向于恶。而这种趋向，又是何等地执着与固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也正是在这种执着之中，使人丧失自己的本性，同时也不能达到分外营求的目的。到头来，一无所得。反过来，常人欲求善，则是非常困难。常常费了很大力，快接近成功了，却自败坏之，前功尽弃。也就是有始无终。这种例子，实在太多。总而言之，是人求善难，而变恶易。
明太祖注：凡世人之为事，多有中途而罢其事，而不为者，往往有之。又戒慎终如始则无败矣。甚不文。又老子居周将末，见诸侯互吞，不有王命，数有为者数败之。又见执大位者又失之，故设此以喻世之不道者，使君子坚守其志，勿非天命而妄自为高也。
唐玄宗是说做事的难易，宋徽宗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圣人说成根本不做事的人，不做事，当然就无败了。这种哲学，是对老子思想的极大歪曲。老子从来没有教人不做事，宋徽宗这种以不为而不败的逻辑，只有是他这种皇帝才能做到。换了其他什么人，都不可能。宋徽宗什么事都不做，最终使北宋王朝亡于金人之手，自己也成了坐井观天的俘虏。这时，不知他心中对老子的无为，作何感想?明太祖认为，老子的意思是劝喻世之不道之人，不要轻易怀有称帝之野心，还要看一看自己是否天命在身?如果连这一点都未弄明白，就要称帝称王，那才是妄自为高，而且必然失败。明太祖出身微贱，而有在十三年内，一举称帝，他相信这是天命所在，并非自己的高明。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难得之货，即本分不该有的东西，你要是把这种东西看得宝贵，就会为之忙碌，甚至杀人越货。圣人则不这样，常人所欲求所宝贵的东西，圣人则看得轻如粪土，而不对之产生欲求之心。这是心理的调节，或者说是心理上的转向，一旦成功，则能获得超乎常人胸怀，不再为琐碎物利而忙碌。超脱出来，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老子说的欲不欲，就应如此理解。而所谓学不学，也是同样。
明太祖注：又先有学则后无学，反过常人之志，因此若逮施及万物，物得自然，无有不化者。
物在自己的身外，心在自己的身内，欲念使物主宰了心，学习使博识淹溺了心。物与学，都是利，身与心，都是己。利不属于己，己是生命的根本。所以道家的圣人不以利累心，不以学溺心。心不累不溺，就是自然的无忧之乐，亦无任何的败与失。无败与失，其心更乐。先有学而后无学，可说是大学无学。学过之后，跳出学之外。得道之后，不以道为学，不以道累心。道与学，都是恢复心灵自由的工具，已得自由，还要这工具来束缚自己的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