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铭文的广彩瓷器！

有清一代，广彩瓷器在18世纪的外销市场主要是欧洲，产品以“式多奇巧，岁无定样”为特色。19世纪开始，广彩瓷器的市场主要转向美国，纹饰特征逐步走向程式化，以大红、大绿、大金为色彩主调，在开光内绘人物或花鸟成为纹饰套路，以此来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但其中也有少量是销往阿拉伯地区的。对这部分产品，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19世纪中到晚期，广彩瓷器出现了少量的在传统纹样的基础上用墨彩或金彩书写伊斯兰铭文的器物，文字主要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这些铭文的内容或与伊斯兰教有关，或是记录了定制的相关信息。这些器物均为定制之物，销售目的地有今天的伊朗、埃及等地，器型以大碗、大盘为主，器物的纹饰基本上都是大红、大绿、大金的风格，在开光内绘花鸟或人物。铭文的末尾一般都带有伊斯兰纪年。

综合观之，其主要年代是在清道光晚期至光绪时期，基本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40--90年代。因此，这类瓷器反过来也为我们对这类纹样的器物断代提供了宝贵的佐证。

目前可见的这类广彩器物不算太多，这里介绍几件：

香港私人收藏有一件口径51厘米的大潘趣碗，据铭文记录为伊朗某王子订制，纪年为伊斯兰历1268年，即公元1851年（咸丰元年）。

国内私人收藏的也有少量。如其中“两庆书屋”收藏的一件道光时期的人物纹大碗，碗内心书波斯文。经释义，此段文字为该碗订烧者豪基哈斯母祈颂伊玛目（即领导者）侯赛因之内容：“光明、圣洁、勇敢而无畏的伊玛目侯赛因，我无论在现世还是后世都奉伊玛目侯赛因之名，甘愿做伊玛目侯赛因的奴仆，伊玛目侯赛因作为我的引路人，将帮助我清洗我在人间的污浊，带我步入天堂。伊玛目侯赛因继承先知穆罕默德的衣钵，传播古兰经教义，为教门奋勇杀敌，在卡尔巴拉为宗教捐躯，穆斯林为之哀痛。我将每日到清真寺祈祷，愿伊玛目侯赛因保佑我的家人，为我们指引前进的道路，为我们带来光明。卑微的豪基哈斯母。1263年。”

文中年份为伊斯兰历，相对应公历为公元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图1）

文中所颂之侯赛因（625--680年），为伊斯兰教什叶派尊奉的第三任伊玛目，尊称艾布·阿卜杜拉，先知穆罕默德的两外孙之一，第四任哈里发（意为安拉使者的继承人）阿里之子。他自幼深受其外祖父的喜爱，曾于679－680年间坚决抵制伍麦叶王朝将哈里发世袭制合法化。后前往库法继任哈里发时，行至卡尔巴拉时为伍麦叶王朝袭击而罹难，史称“卡尔巴拉惨案”。他的牺牲成为什叶派的起源，什叶派尊其为“舍希德”（即殉教者），并将其殉难日定为哀悼日，每年举行纪念活动，卡尔巴拉亦被视为圣地，其后代则被尊为圣门后裔，享有“赛义德”（即领袖、主人）之称。

此类器物，笔者认为，是作为宗教活动使用而订制的器物，而非生活用器。

从这只大碗的纹饰来看，碗外壁口沿处绘织金花蝶纹一圈为边饰，腹部绘开光人物图。这是这个时期广彩瓷器非常典型的纹饰图案。碗内壁同样以一圈织金花蝶纹为边饰，但腹部是在白地上绘六组蓝彩描金折枝花卉。这种“清爽”的画面在这个时期的广彩瓷器里是相当少见的，而与伊斯兰审美的风格更契合，有可能是延续了乾隆、嘉庆时期的风格，也有可能是定制者对纹饰图案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语音译，公元七世纪由麦加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兴起，原意为“顺从”、“和平”。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发展着，乃至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

早在公元7世纪中期，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商人及学者，通过海陆的“丝绸之路”即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8世纪末起，伊斯兰教进入近代历史的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加紧对伊斯兰教国家进行侵略，伊斯兰教的思想家们感到伊斯兰教有被西方基督教国家消灭的危险。因此，一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根据《古兰经》、圣训的思想，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挽救伊斯兰教。自此，逐渐形成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并在伊斯兰世界逐步漫延。

以波斯文或阿拉伯文书写在瓷器上，在唐代长沙窑即已出现。明代正德瓷器较为流行，一般以矾红彩或青料书写，内容为伊斯兰教箴言或古兰经经文。而广彩的这类器物集中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是否与当时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背景有关呢？这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两庆书屋收藏的另外一件椭圆形盘，以织金花鸟纹为边饰，“C”字形十字开光内绘花鸟纹，盘心以墨彩描金书阿拉伯文铭文：“愿他万寿无疆，国运昌盛。教历1302年。”即公元1885年（光绪十一年）。（图2）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清道光时期的广彩大碗（潘趣碗），直径53.5厘米。碗内外壁开光内满绘人物生活场景。碗外壁四个开光内有金彩书写的波斯文，释义如下：“他是神，愿他被尊崇，他的权力强大。王子拥有如太阳般光明的面庞，照耀黑夜如白昼。群星环绕的明月化作菲鲁兹（Firuz）王子。王子的宴会上，侍者手捧着的碗，仿若来自天宫，令我们所有的碗都黯然失色”。“他是神，愿他被尊崇，他的权力强大。这个精致的碗，光彩夺目，灿若骄阳。我不禁发问，我应该买下它吗？到底是谁的宴会值得用如此美丽的碗？答案油然而生，只有它配得上胜利之王（沙赫·菲鲁兹，菲鲁兹王子）的盛宴”。“您卑微的仆人（神的仆人），阿勒哈吉▪宰因▪阿比丁·设拉子（al-HajZayn al-'AbidinShirazi），1267年。”文字中的年份为伊斯兰历，相对应的公元纪年为1850--1851年（道光三十年）。（图3）

据查，菲鲁兹·米尔扎·努斯拉特·艾道拉（FiruzMirza Nusratal-Dawla）（1233--1303年/公元1818--1886年），伊朗阿巴斯·米尔扎·那伊拜耳萨尔塔纳（AbbasMirzaNa’ibal-Saltana）的第16子，法特赫·阿里沙（Fath’ali Shah）之孙。最初，他在1250年（伊斯兰历，即公元1833年）被任命为法尔斯的长官。后来，他逐渐执掌了多个省份，成为皇太子在阿塞拜疆的代表和陆军大臣。1293年（伊斯兰历，即公元1876年），他被授予法尔曼法尔马（Farmanfarma）头衔（属于皇家的头衔）。这个瓷碗，制作于他第二次担任法尔斯省长一职的期间。（见《伊朗名人大辞典，1700-1900》第三卷，M▪巴姆达著，德黑兰，1966年，第110--114页。）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另一件花鸟纹盘，口径23.4厘米，在盘心以墨彩书波斯文：“穆罕默德·阿里订购，拥有者为商人卡沙尼，1311年。”（图4）

文中的1311年为伊斯兰历，相当于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铭文只是简单记录了定制的相关信息。、

综观上述几件实物，我们可以归纳出，销往阿拉伯地区的广彩瓷器主要有以下特点：

1、均为定制的器物。器型和纹饰并无特别来样定制的特点，均是19世纪中到晚期（清道光至光绪时期）的广彩瓷器样式，大多属于看样定制。对纹饰图案有特别要求的为数极少。此时广彩瓷器的主要市场已从欧洲转向美洲，为了应付大批量的生产，纹饰已呈现出程式化的特征，用彩以大红、大绿、大金的艳丽色调为主。纹饰画面丰满、基本不留白。显现出定制的特征在于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铭文。

2、铭文以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内容有定制的相关信息、赞颂语和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内容等方面，文字有长有短。文末均署有伊斯兰历纪年。文字书写以墨彩为多，少数使用蓝彩、金彩。

3、器物的用途有作为馈赠品、纪念品的，也有用于宗教宣传的，或宴会的。

4、器型主要有大碗、盘等，尤其以大碗居多。大碗的口径多在五十多厘米左右或以上。这类大碗又称“潘趣碗”，该叫法音译自英文punch bowl，华人称之为宾治碗或潘趣碗，意为“酒碗”。从18—20世纪，欧洲人曾大量从景德镇和广州订烧这类大碗，用于调盛果酒（一种酒精饮料和糖水、水果混合调制的饮品）。潘趣碗的大量出现，与18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上层私人宴会日益流行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大碗在欧洲宴会上使用时往往配以长柄勺，让宾客将果酒舀到自己的杯子里。从图1的铭文来看，伊朗定制的此类大碗也有用于宴会上的，但用法是否与欧洲的一样？目前仍难以考证。

5、此类定制器物数量稀少。从铭文来看，定制者的身份为商人或皇室成员，均属权贵或富裕阶层，并且对这些器物都珍爱有加。

阿拉伯地区从中国进口陶瓷器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唐代已大量输入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三彩陶器和青花瓷器等。历经宋、元、明、清各朝，输入中国陶瓷器也长盛不衰。结合伊斯兰审美以及当地生产的陶器来看，该地区流行素雅的装饰为主，喜好白、青、蓝、黑等颜色，其中部分陶器也喜欢以金彩装饰，但少见红色釉彩装饰。因此，在彩绘瓷器当中，以青花瓷器极受欢迎。而在阿拉伯陶器当中，纹饰多绘花鸟，极少绘人物。但19世纪后期销往该地区的这些广彩瓷器，大红大绿，色彩绚丽，而且不少是绘人物纹饰的。这些特点都与当地的审美意趣相悖。因此，定制这些器物的社会文化背景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这类销往阿拉伯地区的广彩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为我们研究阿拉伯地区在19世纪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丰富了广彩瓷器的市场信息和历史文化内涵，因此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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