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 | 我所敬重的罗艺军及其学术贡献

周星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对于罗艺军先生，发自内心的崇拜而且景仰的民族理论评论大师。他毫无疑问是我们心目中追求建立中国民族文化气质的电影理论体系，和立足现实创作批评与倡导艺术审美独立性价值的大师，还可以说是自觉提倡从创作现实出发总结电影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并且践行落地实际的批评家。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罗艺军先生更是一种人格典范的理论批评大师。在我们开始学习电影理论特别是电影的民族化理论和电影批评的过程中，和罗先生有过若干的交往、聍听和受到指教时，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我总是带着一种感知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他在研讨会上带着浓重湖北川音口音中的锐利分析。随意想起来对人格而言，我对罗先生的理解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概括：直率、善意、精到。

1、所谓直率既包括直截了当不隐晦，也包括固执不弯曲。他对于中国电影的现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对率直。读他对于“金鸡奖历史上的两次风波”文章就是几次他研讨会发言的不遮掩直率观点一致，而给人受教观念带人格的双重收获。而固执是他对于坚持的理念和理想绝不放松。似乎在2019年最后一次评论委员会研讨他对于那本电影史的钩沉认识等更为明显。

2、至于善意，是指他事实上对于谈论和批评的对象带着真切的善意而不是显示权威和理论领导的强横。哪怕他的观点独具一格，但是都是带着对于对象一种中国电影应该发展一种理论体系、民族电影的理论建树和批评体系的善意去分析，寻求完善健康的探索改进的意愿。比如他对成荫的创作做了一个分析。因为他的创作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发展的一个侧影。

3、而犀利是显然当触及到一种理论观念和现象的时候，对于好恶对象的剖析总是带着一种犀利的观点。罗军在早期一篇关于创作评论与自由的文章中对于电影创作提出了许多令人警醒的东西。他认为，给予电影创作最大的评论最大的自由。那么评论和创作的同步性才能得到发展。而他对于三四十年代进步力量处在地下，故而只能通过社会舆论方式影响电影创作，反而当年的电影评论相当活跃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所以他说仅从政治角度而不是美学角度进行评价导致电影评论无原则的吹捧，乱打棍子缺少艺术分析理论上的建树等等，都是危害电影评论的历史教训，

除了上述三个感知外，需要强调的自然是罗艺军对于电影之于东西方背景下文化承传等的认识。他在描述东西方艺术发展的模仿论和东方写意论的差别，借用日本美学家今道有信的概括，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美学思潮产生共识性的相互逆转，由此带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失语症，所以要建立现代中国诗学体系，而这还有一段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历史性的课题。

由此他对于电影处在东西方美学共识性逆转的年代里头，不同的国度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他认为，在中国这方面研究还严重不足。所以他惊醒我们说：”如果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怎么能让外国人尊重？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遗产，总结中国电影艺术经验，并作理论上的提升和系统化。难道要请外国人来越俎代庖？总结中国电影艺术经验，逐步建立中国电影诗学体系，乃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21世纪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2000年北电学报第三期）

2002年他在致力于电影民族化研究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一个文章中，为中传刘书亮先生的《中国电影意境论》所作序提到：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基本上除以引进选择吸收西方电影理论的阶段，那么在新世纪，他希望电影理论应当承担一个艰巨任务，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我想这一任务我们应当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