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城市阴谋》连载之二
长篇小说《城市阴谋》连载之二,本长篇已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由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王树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先生联袂推荐。
第二章 想死并非那样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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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自杀时写的第一封信是给母亲的。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忘不了我的母亲。我是在她的眼泪中泡大的,因此对她的眼泪理解得特别深刻,后来我长大了,经过了许多的世事,我不太相信别的,就相信母亲的眼泪,因为母亲的眼泪始终是纯洁的,而且那成桶成桶的眼泪,没有一滴是为她自己流的。
我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一生都生活在我们那个大山的小镇里。我的母亲没有爱情,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她嫁给我父亲时只知道要和一个男人过日子,生孩子。我父亲也没有爱情,他只知道有了一个女人,家里便可以有人给他洗衣、烧火、做饭、带孩子。我长大后一直怀疑过我的父母亲有一天会离婚。特别是社会变得特别快的时候,快得让我在城里也不知道该怎么适应的时候,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母不但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而且还想下辈子仍做夫妻。这一点与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朋友大都结婚,他们一边守着身边睡着的那个女人,一边又一直盼望着生活中会出现另外一个,因此就别提什么下辈子了。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前只与我父亲见过一次面。有一次他们分别翻山越岭去劳动,不小心走到了一起。我父亲在山沟里看到了她,便鼓起了勇气问她是哪个村的。我母亲没有抬头,她不说话。我父亲又壮起胆子问了一句,尽管那时他们已经订亲,但不知对方便是所谓的爱人。我母亲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父亲语塞了,他本来想说我母亲很漂亮,可是他不敢,只是用眼睛偷偷地看她。我母亲当时便吓跑了。后来他们结婚时,看到对方,我父亲说,好像在哪见过!我母亲脸红了,不过这次她不怕了,她盯着我父亲,摹仿着我父亲的口吻说,你是哪个村的?我父亲记起来了。他大笑一声地抱住了我母亲,于是我母亲在那一夜怀上了我,让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要是他们那时懂得优生优育,我估计自己要比现在聪明一点。可是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我父亲一高兴便生了我,并没有想到我以后会怎样生活。
我母亲的不幸在于她嫁给我父亲的家庭成份不好。所以,在那时她的日子可想而知了。我童年中最深刻的记忆便是在深夜中醒来,总是看到母亲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嘤嘤地哭。那时我父亲多半是派到最远的工地干最苦的活去了。我母亲纳鞋底不是给我们,而是给镇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好让我爷爷不挨太多的打。我爷爷错就错在脾气太硬,解放前拼死拼活挣下的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加上“四清”时又不知道请人吃饭,所以顺理成章地“评”上了地主。按我们镇长的话说,地主的家庭还有什么日子?能活着不死就行了。我小时特别恨那个镇长,每当看到他家的小孩穿着我母亲做的鞋时,我恨得要命。但是恨又怎么样呢?我毕竟继承着我母亲善良的天性,只是恨过罢了。多年后,那个镇长患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病,到我居住的北京城里来做手术,还是我帮他联系的。而他的孩子,那一年曾举起刀要砍死我的那个小子,到北京来打工,最后被人骗了,大冬天的穿一条单裤找到了我,还是我帮他买的车票。人生的恨时间一长,加上以后你过得比别人好,恨也就淡了。所以我们厅的程主任在他的一个对手死了时没有对他落井下石特别感慨,他一再对我们说,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人类是爱的人类,而不是恨的人类。
我不知道我们主任到底是什么爱的人类,反正他把吴会计的手捏得紧紧时,我是不小心看到了的。他原来对我本来有看法,因为我工作了好几年,却不知道他的家在哪儿。但从我遇见他把吴会计的手抓住的那天后,他对我的态度便空前地好起来了。吴会计对我发工资袋,也客气起来了,每次问我要不要零钱。我说不要,她便说,拿点零钱好,在车上买票,在街上买东西,掏零钱不容易让小偷注意。我每次都要谢谢她的好意,因为我是一个谦虚的人。可我越谢她越觉得欠什么似的。因此,当她看到我与丁小媛分手以后,一直没有对象,便有心给我作一个大媒,介绍了好几个,也没成。直到最后她介绍我认识了王苑为止,她的媒人角色才告一段落。
王苑是我认识的女孩中惟一一个被我母亲记住并认识了的。原因在于她决定和我恋爱后,自作主张地给我母亲寄了一张照片。我母亲收到后,高兴得了不得。谁来我家便给谁看,结果我们那里的人有些还不认识我,到认识王苑了。因为我很少回去,而又相貌平平,过去一直在外面读书,上了大学开始没完没了地打工挣学费,所以我们那么大的一个镇,人们不认识我非常正常。直到我与王苑分手后一年多,我母亲还把她的照片挂在我家的墙上,让来来往往的人参观。人们看了就会说,好俊的媳妇啊,大婶你真有福。我妈妈听了总是乐滋滋的,从心里美到脸上。我父亲却不这样,他总是对我妈妈说,你看她穿衣服那个洋相,肯定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我母亲说,你懂什么?现在城里兴这个!我父亲听了便哑口无言了。其实我母亲一次也没有到我这里来过,北京天安门她总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她从哪里知道城里兴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考上大学后,也曾回去过几次。第一次回去便看到故乡渐渐地矮下去了。我母亲要是识字一定会为我这句话伤心,故乡明明还是原来那样,怎么会矮下去呢?原因在于我看惯了北京的高楼大厦,从此怎么也觉得我们故乡矮了一截。就像我奋斗到了城里,时常还是觉得自己无根无底一样。有时候在城市里半夜醒来,常常觉得自己十分的孤单,想找一个说话的人也不容易。朋友倒是很多,但他们都有各自的生活,我也不好意思老去打搅。一个快三十岁的人,老去把自己心里的孤独对别人说,算哪一门子事呢?我老是怀疑我这种孤独感是遗传下来的,因为我们家族是一个忧郁意识非常浓重的家族。可能是1973年的秋天,我爷爷因为不堪重斗,最后用一根绳子套上脖子,上吊死了。那是一根用来拉犁的粗绳,是他编织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作品。
我爷爷死的那个夜晚很黑。他对我父亲说,以后你要照顾好你媳妇,她是一个好女人。家里的事,你不要什么都不管。
我父亲大男子主义,这是有目共睹的。我爷爷这样说我们都非常赞成。我父亲在我们面前脾气非常粗暴,但却非常听我爷爷的话。我父亲可能没理会到我爷爷在那个夜晚说话的深刻含义。他只当是耳边刮过一阵风罢了。在我们镇上,男人对女人都是粗线条的,打骂女人能树立起男人的威信,根本不像我后来在城里对女人那么细心。我敢肯定我妈妈要是知道我那样对待王苑与刘红以及丁小媛她们,她一定羡慕得要命。
那个夜晚我爷爷死后,我父亲说,可惜了一根好绳子,得用上好几年呢。我母亲第一次壮起胆来用恶毒的话骂了我父亲。我父亲扬起了手,但看到我母亲、我姐姐和我以及我妹妹那愤怒与鄙视他的目光,他的手便像两根面条一样垂下来了。从此之后我父亲收敛了许多,特别是随着我长得五大三粗,还高出我父亲一截,他的手扬起的次数便越来越少。我爷爷死了,可能那些人良心有了一些发现,可能他们发现我爷爷身上的确挤不出什么油水,提不上政治的高度,因此镇上的阶级斗争很快转移了方向。我们镇上的书记只给了我父亲一个处罚,即派他到深山中去守林。那是一片非常茂密的山林,传说那里经常闹鬼,没人敢去。但既然我父亲是地主的后代,生命也就不是生命了,我爷爷是鬼,按照当时血缘论出身的规律,那我父亲也是鬼,所以鬼的命是不值钱的。我父亲便顺从地扛起行李,到深山老林中去了。他一去就是三年,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我记忆中他回来住得最长的时间,是我们镇上开始摘帽的日子。我父亲的脸上那一段时间老是红光满面,一再对人说,我们不是地主了,不是地主了。而回到家,他对我妈妈说,不是地主多好啊!按照他的逻辑,既然不是地主家庭,那么就不能在深山里与鬼一起生活。我父亲说,那里真的有鬼,每天晚上竹林里沙沙有声,有影子,还有人前来推他的门。我父亲说,戴上地主帽子时,他不怕那些鬼,但摘去了帽子后,他不敢一个人守着那片山林了,他变得害怕起鬼来。我长大后才知道我父亲那是热爱生活,而此前,他觉得自己真的像是鬼罢了。这与我在城市的生活相似,我常常是一个走在大街上,常常一个人出没于自己那间有些阴暗的房子,有时感觉到自己便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个活鬼,整天平平庸庸的,活得要死不活,换一个文雅的词说叫行尸走肉,所以我继承了我爷爷的传统,每天忧郁得要命。
就在这时,我的朋友黄平阳说,你必须找一个女人。否则,你这样很快便会从精神上垮下去。刚好热心的吴会计为了想让我忘记她那只紧紧地握在我们领导手中的那只小手,便给我介绍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女人。我算暂时解脱出来了。那些女人像走马观花似的从我身边换来换去,我有时分不清谁是谁了,所以她们打电话来时,我务必问清各自的姓名,否则会闹出笑话。记得有一次,我刚好在大街上遇到了其中的某一个女孩,两人正不冷不热地寒喧,另一个女孩走来了。她们连忙打招呼,原来早就互相认识。我正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站在那里有些茫然。她们却都想支走另一方,所以说话时说着说着便露出了馅,才知道我是脚踏两只船,这还了得!结果是她们一个人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骂我是个骗子。我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我又没有说过我爱你们!她们互相看了看,最后牵着手走了,一边走还一边转过身来对我呸了一口。我当时想,要是换了我父亲,有女人在他面前呸他一口时,他不把她的腿打断才怪。而我和他完全不一样,我只是站在街上笑了一阵,便回自己的单位去了。我们单位没有人笑我,因为我知道他们基本上是百分之八十的人有外遇的,所以他们对我这样一个不会与他们抢饭碗的未婚青年,只是一笑却之。北京的女人到处都是,他们犯不着与我这样一个没结婚的人一般见识。再说,他们并没有想到离婚,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也没有谁能说得出个什么错误来。按我的朋友俞大为的话说,什么东西成了一种风气,人们就失去判断和道德的标准了。因此,我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十几年前,爷爷是因为恨而走的,他为了自由,选择了一根绳子。而我,却是为了爱而去的,我想自由,像天空中的一只鸟,飞来飞去的让谁也找不到。可是你们那根无形的绳子,却以爱的方式,老是栓在我的脖子上,让我不能自由地呼吸和飞翔,我累得飞不动了,还是这样悄悄地走吧……
这封编号为001的信我后来记不全了。只记得中间的这么几句。因为这封信后来被王苑撕掉了,我再也找不出自己当时给我母亲写了些什么。
其实,这封信是没有写完的。因为我给我母亲写这封信的那个夜晚,我居住的地方不知怎么的就停电了。我没法把它进行下去。那个夜晚我坐在漆黑的房子想,为什么偏偏要在此时停电呢?为什么偏偏在我下定了决心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意外呢?难道我连死的自由也没有么?
正当我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8
王苑进来了。王苑那天打扮得很妖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男人们心里还是喜欢妖冶的女人的。男人们都非常的虚伪,总盼望自己的老婆在家里恪守妇道,却盼望着别人的老婆节外生枝,红杏出墙。
王苑那天来肯定带有了某种巧合。一个想死的人总是有些不甘心的,妄图在世上最后捞一把,所以我觉得王苑那天是上苍送给我的礼物。我一向是一个崇拜女人并热爱女人和呵护女人的男人,哪怕无数个女人骗了我,我也不会说什么,相反对女人一直相当的尊重。但不知怎么回事,那夜王苑出现时,我却不想放过这一机会。因为那时我正沉浸在死亡的意识里,所以血液里便膨胀着一种和欲望和疯狂。过去王苑曾给过我许多机会,每次我都想尽量使自己变得高尚一点,因此当她作出暗示的时候,我都装作不知道。这次我决定好好地享用一下王苑。这个念头在我脑里出现时,我还有一种犯罪感。但马上我便否定了。因为王苑自己给了我这个机会。
王苑那时很胖,正合我的胃口。我不喜欢太瘦的女人,所以第一次见到王苑时,我承认是她胸前的两只不停地跳跃的兔子把我吸引住了。而王苑那时正是开花的季节,她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季节,充分地开发出了自己的富矿。我一看她就是那种不会把设备闲置不用的女孩,所以与她的交往时间便长了一些。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我结过婚的一位朋友一再说,你早点结婚吧,结婚的甜蜜使你想死。我不知道什么是甜蜜,但我记住了他说的想死。既然是死,那正符合我多年来的那个阴谋。所以那时我便想让这个阴谋得以成为现实。我没想把可怜的王苑变成我的第一个。
那天晚上王苑来时,我正是万念俱灰的时候。
我曾对朋友黄平阳说过,从十七岁的那年起,情欲像一条恶魔一样缠住了我,总是把我心里弄得乱轰轰的。那时我还在读高中,有这个想法太不健康了。可我没法控制心里这个想法,以至于在上课时,我总是看女孩子的后脑勺,当老师表扬我听课认真时,我感觉到特别不好意思。好在那些年我们那里还不像今天这么开放,封建得很,我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今天我们镇上的人们,十五、六岁已不是处男的人多的是。可我到了二十八岁时,还是处男一个,并且生活在城市,真是太没有意思。按我朋友黄平阳的话说,我的前半辈子是白活了。我父母也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后半辈子上,盼望着我能娶上一个女人,给他们生一个孙子。每次与我通上了电话,或是在那短短的几句信中,我母亲总要强调这个问题,生怕我在城市没有人要。但我母亲反对我找乡下的姑娘。她说,你好不容易混到了城市,再不能回来找了。回来找,一是没文化,二是日子也不好过。其实在我生活的北京城,大龄青年多得没法数,但我没法说服我母亲,她是在十八岁便嫁给了我父亲的,应该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可我的心里对婚姻这个问题,总是很消极,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结过婚但不幸福的人们。我们班有位同学在十五岁时第一次跑马,还害怕自己得了什么病,最初以为是像小时候那样尿床,后来感到不对劲,去问我们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哈哈地大笑让他觉得跑马有一种罪恶感。最后我们全校的同学们都知道他在十五岁时跑马了,弄得他走在校园里总是低着头,特别是见了那些女生,简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从此,他的语文课一落千丈,看见那个语文老师便生起闲气来,恨不得杀了那个狗日的。所以后来他因为和我们班的女生有了不明不白的关系而判刑时,他高兴得买了一串鞭炮,觉得自己出气了。从此他的头便能抬起来了,语文成绩又追上来了。而我呢,我也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去。我们镇上原来有一个女流氓,就是今天生活得最好的那一个,她还在镇上拦着我说,伙计,借你一件东西用用可以吗?我知道她是流氓,因为人们都这样说她,所以没有回答。我低了头便走。她却赶上来一把摸在我的下档部,然后哈哈大笑说,什么玩意呀,这么小,听说就知道跑马!
我的脸红透得像个柿子。最后着急得哭起来了,幸亏当时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场,这事也就没有人知道。但从那以后,我便对大人们的事有了无穷的幻想,往往觉得血液沸腾得要把脑袋炸开似的。但每次看到镇上的那个女流氓,虽然低了头,却总要偷偷地看看她那裸露的胳膊和大腿。夜里做梦时,从此便有了对象,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常常使我在课堂上打不起精神。由于害怕无休止的跑马,我便用一根线把那个不安份的东西缠上,拴得紧紧的。结果好是好点,可好长时间却尿不出来。那时我们对生理卫生知识少得可怜,又不敢再问人家,所以说来不怕人笑话,我直到二十七岁才知道人在洗澡时原来是要洗包皮的。那是我和黄平阳在一起洗澡,他不停地翻着那个让我恶心的东西。我以为他有手淫的习惯,便说你干啥呀你?真不要脸!他哈哈在笑着说,你不洗么?我说,洗什么呀?他告诉我说,里面的脏物是必须洗的,不洗以后会影响性功能。那时我已知道了黄平阳与好几个女人有着那种关系,对他的话非常尊重,所以我也就翻开洗了,一翻还吓了一跳,里面的脏物太多。而过去我还把它们当作宝贝,以为天生就有的。这些事说来可笑,可在我十七那年说来便不可笑了。十七岁那年我总是被那一种热烘烘的说不出的情绪包围着,是世界上最压抑的人了,而偏偏我把那种念头当作一种罪恶,负罪感越来越深,所以那一年我又想到了自杀。我甚至设计了自杀的方式,决定采取投河自尽的办法。我们那里有一条大河,一直流向远方。发大水时,它一直涨到我们居住了院落。我想投水死比较好,这样家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每看到那么大的水从脚下漫过,心里又无端的害怕起来了。我想,要是没有淹死怎么办?要是家里发现了怎么办?我家很穷,要是让家里发现了,他们肯定要收尸的,但到那里去弄那么多钱呢?我死了不是给父母添负担了吗?再说,我成绩还算过得去,每年总能给父母带来一些荣誉,活着还有一些价值,于是便不想死了。真正的原因,还是对镇上那个女流氓的幻想,那种幻想是非常让人入迷的。你不可能对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讲什么道德,生理上的哀鸣声早已把他弄得黄皮寡瘦的,根本没有谁会知道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心里装了一些什么。这好比是一条分水岭,往前一段由于不懂事,他可能会对大人或者好朋友讲述一切;往后一段,他由于懂了事,可能学会了自我调节,但处在这个关节上,因为有了语文老师那个例子,他哪里还敢对人说什么呢?
我长大后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青春时代,因为我的整个青春便是在这种幻想中度过的,这就使得我的青春看上去非常苍白。除了镇上那个女流氓留在心里一丝怅惘的记忆,我根本找不出镇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在我心里留下来。以至于很多年后,我上了大学后回来,看到那个女流氓因跑了几年海南而在镇上盖了最豪华的房子,看到镇上原先用各种各样恶毒的语言来骂她的那些人,现在却一个个羡慕得要命时,我觉得自己的青春是白白的跑过去了。
可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度过了那些无聊透顶而又压抑得不能再压抑的情欲之关后,我保持了二十八岁还是处男的清白之身,并且对情欲,不再像那时可以用一根线来限制了。看到周围的人发情时受不了而又没法解决急得跳脚的那副样子,我便暗暗觉得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