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用药明传之秘”——以“多...

《伤寒杂病论》“用药明传之秘”——以“多变”应“不变”

“中药的不传之秘在于量”；
“《伤寒杂病论》'用药量过大’问题是出在度量衡”。
真相，果真是如此吗？
在《伤寒杂病论》里，有不少方剂的使用方法和用药量，貌似都有很大浮动空间“试着来”的味儿！若如此，被治疗者岂不都有被实验治疗之嫌？
难道是“圣人不仁，以……”乎？
或者，其道行学技欠精，而心中无数、模糊没谱乎？
皆非也！
先不要反驳，请看素有《伤寒杂病论》众方之祖之称的桂枝汤用法和用量（类似者很多，仅选此方为例）：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sè sè）恶寒，淅淅（xī xī）恶风，翕翕（xī xī)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桂枝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上五味，咀（jǔ）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chuò)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zhí zhí）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取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缩短）其间（隔），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桂枝本为解肌（这一句，对桂枝的基本功能来说，非常重要）。
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首先，“桂枝三两（去皮）”的去皮俩字，一定是失真讹传，桂枝如果去掉了其薄薄的一层皮，基乎没有一点药效。可是，中医教材和典籍传承至今一直都没有（敢）去掉。就这一点，中医中药的传承精神就需要费大劲纠正。即便是张仲景本人亲自书写的，现实和几千年无数人的实践也已证明是笔误。
很多人，一直纠结《伤寒杂病论》的用药量与今天如何精准换算的问题，以至于成为相当“严重”的所谓“不传之秘”。古今度量衡的换算有文物实证，无需多虑。然而，看起来张仲景的当年用药量之大又与今天的用药量悬殊比较大甚至相当大，令人唏嘘揣测难解！
仔细看看伤寒论的用药特点就不难发现其中奥秘和推定它的用药量。备用总量是固定不变的，而用药方法和用药量大部分都是多变的，实际到口的服用量受制于不少条件和前提。即大多数都是从最小量开始“试用”——最常见的是分两次以上、三至四次或灵活掌握式的若干次服用。而具体分多少次（用多大量）均是由首次用药之后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或目的所决定，也就是相对不确定、不固定。如，用药后汗出、屎气通、大便通，或其他症状解除、体征出现以及治疗期间的行为饮食忌口等，不一而足。如果达不到，要么思路方法有偏颇不对证，要么用药量不够，最后才可能是气候、药物质量等原因。
这正是医学行为措施的最大特点——永远的创造性、不确定性和及时纠错性。包括平常吃饭饭量、西医用药，所谓的“标准用量”也都是相对的，以“多变之病情”应对“不变或固定之用量”。这不是偷换概念，分次量、灵活量决定了总量，总量或实际预备量，看着有时候有点“超量”，随着因变而施，其实“实用量”有一部分被实践和具体情况给“架空”了。
用法决定用量，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用法；病情的绝对不确定性和相对的确定性，让用量成为实践和理论双重驾驭的精灵，也因其飘忽不定又真实存在而弥足珍贵。
究其原因，就是人的基因各不同，环境在变化，内外在互动，人体和用药始终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我眼中的中国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