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3期 | 两个南宋大状元的碰撞

编者按:

昨天,无邪女士看完“上海书评”推送的虞云国先生介绍南宋状元王十朋的文章,对我说,王十朋《宠示帖》的书法像“池塘刮风,吹起了一片水纹”。这真是天才的比喻,值得记录下来。
《宠示帖》是南宋名札,身负历史谜团,800多年来,世人已经不知它是写给谁的了。笔者认为,收信人是另一位状元汪应辰。两位状元,在重大历史背景下,展开了碰撞。
高考录取在即,武英也借状元的彩头,预祝读者朋友们家中的孩子,金榜题名。

作 者:吴 斌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浙江温州人。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四十七岁时中了状元。他是名臣、巨儒,以道德文章誉天下。谥“忠文”。有《宋王忠文公集》。

《宠示帖》,又名《室铭帖》,篇幅很长,是王十朋唯一传世墨迹,内容不见文集。收于《宋人法书》第三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赏读《宠示帖》

为了更好地赏读《宠示帖》,笔者抄录了释文,并对译出白话大意,如下。

王十朋《宠示帖》释文:

十朋伏蒙宠示室铭题跋并和诗,三复钦叹。诗词意俱工,但过情之誉,非所敢当耳。铭跋高深微妙,然有所未谕者。“不欺”二字,岂晚学无力量之人所敢拟议?以是铭室,自知得罪。窃效古人座右铭,聊以自警云耳。张丞相以合天人为不欺,深得《中庸》谨独、《论语》一贯之旨,其说非不广大,其为训诫也,亦深且至矣。而高见以为未广,如是则吾夫子所谓“惟天为大”“吾谁欺,欺天乎”之语亦未广耶?近世学者多流入于异端……

对译白话:

收到了(您为我写的)室铭题跋与和诗,很是赞叹。其中的过誉,实不敢当。您的铭跋虽好,但尚有未明白之处。“不欺”二字,不是我这个“晚学无力量之人”所敢拟议的。用它当室铭,乃是私效古人的座右铭,用以自警罢了。张丞相赠我的这两字,蕴含了“天人为不欺”的含义,符合《中庸》和《论语》所倡导的主旨,这种说法,广大且有深度。而您认为还不够广大,那么,孔子所说的“惟天为大”“吾谁欺,欺天乎”,又该怎么理解呢?近世的学者多流入异端……

王十朋《宠示帖》释文:

(近世学者多流入于异端),反以吾圣人之道为小,又以天为小,而求其所谓大于虚无荒唐,清静寂灭,不验无实之间。是之所谓大者,非欺而何?不谓贤者过之而亦以是说也,大是饶舌。及“神游毗耶离城,稽首丈室”等语,虽出于戏翰弄墨,然先贤所不道,六经所不载,恐非先生长者为后学之训,未敢承教。金华子之学,亦杂于佛老,至其《读和韩诗》有“想见大颠师,不应谈什么”之句,识者伟之。圣道不明久矣,诸儒不能无罪。因高论雄文之及,辄敢布复其狂言。十朋惶恐。右谨具呈。左奉议郎充集英殿修撰权发遣饶州军州事王十朋劄子。

对译白话:

近世的学者多流入异端,反而认为圣人之道为小,天亦为小,而去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佛老那里寻求所谓的广大,岂非欺人?贤者纵去反驳,也费口舌,至于“神游毗耶离城“”稽首丈室”之类的话,更非圣贤之语,不足为训。金华子的学问,也受佛老的影响,但他在《读和韩(愈)诗》里,写有“想见大颠师,不应谈什么”的诗句,识者称道。儒道晦暗已久,儒生们负有责任。只因看到您的文章中,涉及了这些方面,我才敢写出以上狂言。十朋惶恐。(具衔不录)

张棡与徐邦达的判断

《宠示帖》佚失了上款,这导致八百多年来,收信人身份成谜,阻碍了人们对此帖的理解。如明代王世贞说:“(十朋)所与书极辩者,不知何许人?想亦工佛法者。公可谓能卫道矣。”清代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亦做此问。

最早对收信人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温州学者张棡。1935年春,杭州林同庄给张棡写信,问及《故宫周刊》发表的《宠示帖》。张棡从《宋王忠文公集》中,寻出关键史料,有《不欺室自警》诗、《次韵何子应题不欺室》诗、《题何子应金华书院图》诗等。指出“不欺”是张魏公为王十朋题写的室号,“金华子”是王十朋的友人何子应。并认为何子应是收信人。

 ▲  《故宫周刊》 第92期第二版书影   1931年

找出张魏公和何子应,是张棡的重要贡献。美中不足的是,他把张魏公张浚错认成了张焘。

1986年,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根据帖末王十朋“左奉议郎充集英殿修撰权发遣饶州军州事”的结衔,结合《宋史》,考证出《宠示帖》书于“隆兴二年至乾道初年间”,并正确指出,帖中的“张丞相”是张浚。但是,徐先生未检出“金华子”,他推测为黄庭坚。

之后,又有几篇考证《宠示帖》的文章,但对帖中人物和书写时间的认定,不出张、徐二公。

不欺室铭》与张浚之死

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重用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王十朋也在其列。隆兴元年(1163)初,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北上,但出兵不利,五月,遭遇符离之溃,重挫士气。随后,主战派渐渐落势,主和派占了上风。翌年冬,宋金和议,隆兴北伐宣告失败。

隆兴二年(1164)七月,刚到任饶州的王十朋,去余干(今江西余干县)拜望罢相的张浚,而张浚正在生病,没能见面。八月二十日,张浚为王十朋书写了《不欺室铭》,八天后就去世了。

王十朋马上撰写了《祭张魏公文》,收录于《南宋文范》。兹摘录语句若干:

(公)社稷之功最高,亲曾取日;君父之仇未复,誓不共天。……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宣室兴思,苍生望起。虽曰闭门绝粒,不忘忧国爱君。中山功未及成,谗谤之书盈箧。武侯死有遗恨,英雄之泪满襟。一老不遗,百身莫赎。某滥比假守,惊闻讣音,忍观绝笔之铭,愧阻临棺之奠。嗟吾道之穷已甚,非斯人之恸而谁?

南渡三十余年,主战派熬白了头,好容易争取到北伐的机会,没想到,很快就折戟沉沙,眼见复国更是无望了。随之而来的,是满朝的毁谤。政敌得势,连挑梁的老帅张浚,也贬死江西。正所谓“嗟吾道之穷已甚,非斯人之恸而谁?” 主战派迎来了昏暗时刻。

王十朋所说的“忍观绝笔之铭”,显然是指《不欺室铭》。此铭全文已佚,仅见朱熹在《张浚行状》中引用的二十四个字,云:“泛观万物,心则惟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君子敬义,不忘栗栗。”在王十朋看来,这是逆境中的张浚,借儒家圣贤之言,对自己的谆谆训诫,务要常秉初心,慎独不欺。

  南宋 张浚《远辱手翰帖》  

与《宠示帖》同属于《宋人法书》第三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帖应作于隆兴二年(1164)甲申四月。本传称“除少师保信军节度,判福州。浚辞,改醴泉观使。”就是帖中所说的“治郡无补,丐祠蒙允”。八月就卒于余干,是为极晚年之笔。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P451

巨儒之间的“儒释之辨”

在《宠示帖》中,着墨最多的部分,还不是《不欺室铭》,而是“儒释之辨”。帖的后半部分,全是讲此。为什么王十朋会引入这种话题?这只能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加以考虑。

宋代皇帝多推崇道教,而孝宗有所不同,他在不废道教的同时,更倾心于佛教,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有浓厚佛老情怀的君王。孝宗登基前,最信赖的和尚,是宗杲。宗杲的信徒众多,俨然是当时的佛教领袖。

宗杲有复国情怀,力主抗金。《舆地经胜》卷十九《宋国府》载:

宗杲虽林下人,而义笃君亲。谈及时事,忧形于色,或至垂涕。时名公钜卿如李邴、汪藻、吕本中……汪应辰……,皆委己咨叩,而张浚雅相推重

宗杲周围聚集的官员,全是以张浚为代表的主战派。笔者认为,他们本质上组成了孝宗潜邸时的顾问团。孝宗一登基,之所以迅速地给岳飞平反、重用主战派,发动隆兴北伐,宗杲的影响极其重要。

佛教,是一把双刃剑,有促成北伐的作用。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容易沦入虚空,脱离实际。最早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是朱熹(1130~1200)。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登基,同年八月,发诏请天下谏言。在潭州监南岳庙的小官朱熹,递上著名的《壬午应诏封事》,打响了反对“佛老”的第一枪。他说,自古圣贤治国,不依佛老,都不看道释之书;重用儒生,弘扬儒学,才是治国的正道。这篇《封事》,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

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摘句(仅供参考,可略过):

比年以来,圣心独诣,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疏远传闻,未知信否?私独以为若果如此,则非所以奉承天锡神圣之资,而跻之尧、舜之盛者也。盖记诵华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

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防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硏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

朱熹有一位关系密切的从表叔,叫汪应辰。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江西玉山人,他十八岁就中了状元,他既是一代名臣,又是一位开明的大儒,创建了玉山学派。谥文定。有《文定集》。

汪应辰师从张九成和吕本中,这两位都是宗杲和尚的密友,痴迷佛教。汪应辰亦执礼于宗杲。汪应辰深得张浚赏识,他们同属主战阵营。

隆兴元年(1163)七月,此时的北伐军,刚遭遇“符离之溃”,朝野上下,人心动荡。在汪应辰的推荐下,朱熹赴杭州“入奏登对”。在《癸未垂拱奏札一》中,朱熹激烈地批评孝宗沉溺佛老,不尊儒道。

朱熹《癸未垂拱奏札一》摘句(仅供参考,可略过):

陛下求所以进乎此者,又不过取之老子释氏之书。是以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効所以未著,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

臣憨愚抵冒,罪当万死,然愿陛下清闲之燕,博访真儒知此道者,讲而明之。考之于经、验之于史,而防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则今日之务,所当为者不得不为,所不当为者不得不止。以至于臣下之忠邪、计虑之得失,不待烛照数计而可否,黒白判然矣。

隆兴北伐失败,张浚负有重要责任。他矢意主战,却不是一位称职的主帅,《朱子语类》记载了朱熹的一段有名评价:“张魏公(浚)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成语“扶东倒西”,即是由此而来。

张浚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和反佛斗士朱熹之间,还夹着一个汪应辰。汪应辰好佛而不佞佛,他相对持中,对儒释两道,并不抑此扬彼。《宋元学案》之《玉山学案》说他:“骨鲠极似横浦(张九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吕本中),而未尝佞佛,粹然为醇儒。

汪应辰举荐表侄朱熹面圣,说明他也看到了君臣沉湎佛老的弊端。但是,他并不赞同朱熹对佛老的彻底否定。于是,在隆兴年间,两人展开了一场“儒释邪正之辨(朱熹语)”。这场辩论,汪应辰的文字几无留存,而朱熹有三篇《答汪尚书》存世。从朱熹文中可以看出,两人都未能说服对方。

“儒释邪正之辨”反映了隆兴北伐期间,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呼声,是南宋早期思想史的重要篇章。当时,朱熹年仅三十五岁,这直接促成了朱子理学体系的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名著《杂学辨》。

王十朋和朱熹一样,也是“尊儒贬佛”。除《宠示帖》外,他亦在其他诗文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态度,如在《赠陈体仁》一诗中,他就说“异端斥佛老,吾道鸣孟荀”;还写过长篇《策问》,直斥佛老之害。

王十朋与汪应辰的相会

隆兴二年(1164),帅闽的汪应辰调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主持四川军政。他从福州前往杭州,再取道江西入蜀。在《文定集》卷十四《与周参政》中,汪应辰自述行程:

自上饶登舟,历四月余,始抵万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艰险万状,幸而无他。已于闰(十一)月十五日,境上交印。俟到成都,别具启状。

如此推算,汪应辰是在八月乘船离开上饶。

又,《文定集》卷十五《与朱元晦》:

某舟行至安仁(今江西余江县),而闻魏公(张浚)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余干。

我们对这段时间内,王十朋和汪应辰的日程进行简单总结:隆兴二年七月,王十朋到任饶州,并去余干拜望生病的张浚。八月,汪应辰在上饶登舟,还未走到余干,就在余江听到张浚去世的噩耗。

王十朋和汪应辰是同一政治立场的朋友,张浚对他们都有举荐之恩,两人在隆兴二年七、八月间,相会于饶州,同时,张浚又病逝于附近,他们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消息。

《宠示帖》的收信人

至此,再回视《宠示帖》,看看收信人应具有的特征。

1、王十朋在帖末“具全衔”,即“左奉议郎充集英殿修撰权发遣饶州军州事王十朋”,这说明,收信人是一位高阶官员。

2、在特殊历史时期,张浚给王十朋书写《不欺室铭》,收信人又撰“室铭题跋”,说明,收信人也熟悉张浚,他和王十朋政治立场一致,也是主战派。

3、王十朋坦率地批评了收信人的佛教倾向,说明收信人好佛。

4、此札涉及“儒释之辨”,说明收信人具有相关背景。王十朋又说“高论雄文之及”,这表明,收信人在相关辩论中,写过倾向于“佛老”的文章。

简言之,就是要在王十朋周围寻找和张浚有关的、且有“儒释之辨”背景的高阶同僚。

收信人会不会是张棡所认为的何子应(金华子)呢?

不会。

在《宠示帖》中,王十朋既然引用何子应的诗句给收信人举例子,收信人显然不会再是他了。何子应,名麒。王十朋知饶时,组织“楚东诗社”,何麒是参与者,时任江东提刑。

现在,朋友们应该看出来了。符合收信人全部条件的,是汪应辰。

汪应辰为王十朋写过“室铭题跋”,是确定无疑的事。在《文定集》卷十二《题跋》中,有一篇《题张魏公为王詹事作不欺室铭》。抄录如下:

凡人缘饰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际,气不乱、志不变,此决非智巧果敢所能强为也。丞相魏国公将启手足,为龟龄侍御作《不欺室铭》,词气凛然,如曾子之战战兢兢也。学道之功,岂偶然哉?龟龄以刚毅正直称天下,方且以“不欺”铭其室,又资诸人以为善,若不及焉,其过人远矣。

这篇短文,虎头蛇尾,我颇怀疑非完篇,于是翻阅了《四库提要》查其版本渊源。据《宋史·艺文志》,《文定集》原有五十卷。此书在明初已罕传。弘治年间,程敏政在内阁觅得,因卷帙浩繁,不能尽录,于是摘编其要,“钜制鸿篇,多所挂漏”。清代编纂四库时,又整合了《永乐大典》。即便这样,今本《文定集》,也仅有24卷。

《文定集》是摘编本,也许此文真的不全。可是,如果拿它来对照《宠示帖》,会发现关键语句之间,竟也合榫。

汪应辰:

龟龄以刚毅正直称天下,方且以“不欺”铭其室。

王十朋:

过情之誉,非所敢当耳。……“不欺”二字,岂晚学无力量之人所敢拟议?

既然所有的环节,都指向了汪应辰。那么,他,就是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收信人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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