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马骕《绎史》：上古三代，创新体例（上）韦力撰
马骕字宛斯，一字聪御，山东邹平县孙镇人，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专注研究夏、商、周三代史实，故王世贞在《池北偶谈》中赞誉马骕说：“书颇为精博，时人称马三代。
关于马骕年轻时的情况，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
马骕父母早逝，他是由母亲和祖父抚养长大，马骕出生于明天启元年，顺治三年，清廷开科取士，当时马骕24岁，他转年就考中了举人。但因为山东当地的抗清战争，使得马骕难以安心读书，于是他有一度避战乱到了杭州。顺治十六年，马骕考中了进士，此后在京中为官。康熙六年，马骕被选授为淮安府推官，候补灵璧县知县。马骕在此任上平反了不少冤案，为官十分清廉，惜其卒于任，时年52岁。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卷首
马骕的史学著作流传至今者有两部，一是《左传事纬》，二是《绎史》，且这两部书还有直接的关联性，因为《绎史》一书就是在《左传事纬》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者。马骕在《绎史·征言》中称：
原夫载籍浩博，贵约束以刈其烦，群言异同，宜胪陈以观其备。骕少习六艺之文，长诵百家之说，未能淹贯，辄复遗忘。顷于《左氏春秋》，笃嗜成癖，爰以叙事易编年，辩例《图谱》，悉出新裁，雠正旧失，数易稿而成书，谬为同志所欣赏矣。庸复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已上事，撰为《绎史》。
马骕自称他在少年时就喜六艺之文，但可惜做不到融会贯通，他又说自己记忆力不好，看过的史实转眼就忘，后来他读到了《左传》一书，他对该书十分喜爱，于是根据《左传》中所载，以编年体的形式予以重新梳理而写出了《左传事纬》二十卷。该书受到了业界好评，马骕受此鼓励，将《左传事纬》一书推而广知，于是就成了《绎史》一书。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目录
从传统观念来说，《左传》乃春秋三传之一，因该书乃是详解《春秋》，故被列为十三经之一。马骕根据《左传》来编写《左传事纬》，显然该书应属经学著作，但是他所撰的《绎史》则是标准的史学著作了。陈东在《马骕史学试评》中说：“纵观马骕一生的治学道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即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正因如此，四库馆臣将《左传事纬》一书列入经部春秋类。提要中说：“三传之中，左氏亲观国史，事迹为真而褒贬则多参俗议；公羊、谷梁二家得自传闻，记载颇谬，而义例多有师承。……骕作是书，必谓左氏义例在公、谷之上，是亦偏好之言。”
看来马骕认为春秋三传中的《左传》要比《公羊传》和《谷梁传》在义例上更好。四库馆臣说这是马骕的偏好。
《左传事纬》共二十卷，其中正文十二卷，附录八卷，马骕的撰写方式乃是采用纪事本末体。他先按事件标立题目，之后又在每题之下写一篇论证，而该书并不是对《左传》的摘录，乃是对当时的史实重新整合，同时加上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创新性的撰写方式。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年表
对于《左传事纬》一书，张舜徽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给出的评语是：“学者多认为在编制方面，《左传事纬》分类得当，条理清晰，而且图表也考证精祥，比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要略胜一筹。”
马骕从37岁时开始写《绎史》一书，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该书写完。该书有一百六十卷之多，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太古，记述的是三皇五帝等传说之事，此部分为十卷。记录夏、商、周之事，分为二十卷。三为春秋，专记鲁国十二公之事，分为七十卷。四为战国，记录春秋以后至秦灭亡之事，分为五十卷。第五部分则是外录，记录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分为十卷。由此可看出，《绎史》一书上起太古，下至秦末，讲述的是中国近三千年的历史，全书有一百八十万字之多，堪称最为详尽的上古史。
对于《绎史》一书的撰写目的、结构以及史料取舍之法等等，马骕写了篇《征言》附在书中。对于撰写体例，他在《征言》中说道：“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世系图
可见《绎史》一书以纪事本末为本，又融汇了其他的题材。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称：“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每一事各立标题，详其始末。惟枢书排纂年月，熔铸成篇。此书则惟篇末论断，出骕自作。其事迹皆博引古籍，排比先后，各冠本书之名。其相类之事则随文附注，或有异同讹舛，以及依托附会者，并于条下疏通辨证。”
四库馆臣认为《绎史》一书的编纂体例乃是效仿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但是袁枢的这部著作是按年月排列，而《绎史》一书则在每篇末予以论断，《绎史》中的原文则是引用古籍，对于一些问题则采用随文附注的方式，同时指出史料中的讹误。所以说《绎史》一书其实是融汇了编年体、纪传体、学案体等多种编纂方式，同时又有图表。马骕将这么多体例融汇为一书，乃为其独创。
马骕为什么要在《绎史》中作出图表呢？他在《绎史》中解释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由共和以前，不能谱其年也。杞有《世家》，言不列于表，非以其小微不足称述邪？然杞神明之胄，于周为三恪，《年表》削之，非也。《通鉴目录》增之，是也。列国之事，其在《春秋》甚详，而幽、平以前，略不多见。顾《世家》能序其世及，而秦、晋、卫、齐、郑、陈之诗列于变风，不可以阙遗也。”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序言
马骕与《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始于本周的共和元年，而此前的帝王没有年表，这使得一些史实的时间排列不清，他为了保存史实，所以撰写是书同时列出该表。
对于《绎史》一书中的图表，本书前有李清所作序言，该序中写道：“年月之表，起自司马、范晔，而后莫之能述，三国六朝五代无论已，马侯鳞次眉列，兼以图佐表，而一洗夫有学无问之陋。”而李清又在序中高度评价了《绎史》了书的价值：“至于万千百国，十有二代之间，大而洪荒剖判之繇，小而名物训诂之撰，与夫贞元运会之乘除，皇帝霸业之兴废，阴阳淑慝之消失，礼乐兵刑之因革，以迄日蚀星陨、水流山峙之篇，金生粟死、仰骄俛替之说，若内若外，或事或文，莫不网罗囊括于一百六十卷之中。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下，摘抉蒐狝，使芒芒坠绪，灿然复著于斯世，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
李清夸赞马骕能够把那么多错综复杂之事梳理清楚，早期典籍因为被泰朝焚烧，项羽火烧宫殿，故留下来的史料很少。然经过马骕撰写《绎史》一书，使得断烂无序的上古史又贯通了起来。所以李清认为：“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序言落款
关于《绎史》一书何以采用纪事本末体作为主体，马骕在《征言》中自称：“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而李清在序中夸赞《绎史》一书独胜古人处有四点，其第一点就是编纂体例：“一曰体例之别创也。编年之例，肇自丘明，荀氏而下，莫之能易。晋《乘》、楚《祷杌》无论已。马侯举例发凡，惟以事为经，而不袭夫系月系时之故，其独胜者一也。”
李清认为《绎史》一书的编纂体例不同于前人，他讲到编年体始自左丘明，之后的一些史书延续了这种编纂方式，但是马骕却以事件作为编排方式，而不是以时间作为轴线。对于他的这种编纂方式，四库馆臣也认为有独创性：“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
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首先夸赞《绎史》一书“盖毕生精力所萃。搜罗资料最宏博，顾亭林极称之”，而后他又说：“然马书以事类编，便其学者。李映碧（清）为作序，称其特长有四：一、体制之别创，二、谱牒之咸具，三、纪述之靡舛，四、论次之最核。后两事吾未敢轻许，但其体制别创确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徵言
梁启超谈到了李清在序言中总结出的《绎史》一书的四个特点，梁说他只赞成前两点，后两点值得商榷。但梁也承认《绎史》一书在体例创造上的独特性，他认为这部书已经具备了现代概念文化史的雏形。
在具体的撰写方式上，马骕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不同的调整，比如谈到商汤灭夏、武王克殷等重大事件时，他就以纪事本末体来叙述，而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屈原流放、子产相郑等，他就采用纪传体中人物撰写的模式。而对一些重要的制度，比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等，他就采用典制体的方式来撰写。而对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开创性，比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列庄之学》等，马骕就采用纪事本末体与学案体结合的方式来撰写。
所以说，马骕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方方面面，他不拘泥于史书的撰写体例，而是熔铸各种体例于一炉，由此而扩大了史书的涵盖量。马骕是如何能够搜集到这么多史实呢？按照他在《征言》中的所言“事则无微不悉，文则有长必收”。可见凡是认为有价值的史料，全在马骕的摘引范围内。他在《征言》中列出的采用书目就达二百多种，如果加上注引目录，就有三百多种之多。可见《绎史》一书收录之宏富。
但是马骕也并非所有有价值的史料通通录入，比如《四书》的原文他主不录入书中，因为他认为此类书太过常见，读书人基本可以背诵，所以没必要再抄录一遍，对于他的取舍标准，马骕在《征言》中列出八条，其第一条就是：“除列在学官四子书不录，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
《绎史》清康熙九年刻本，徵言落款
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典籍很常见，例如《周易》《尚书》《礼记》等等，对于这类的可靠文献，马骕采取的办法是“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抄。”也就是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全文抄录还是部分抄录。
然而有些古书虽然早已存世，但在内容的真伪上有些问题，比如《神农本草》《阴符经》《山海经》等，马骕认为这类文献“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也就是说这类文献亦有其价值在，不必舍弃。虽然他也知道“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书。”
但是还有一些书“真赝杂错者取其强半。”比如《鬼谷子》《孔丛子》《尉缭子》等，虽然这类书经过了后人的篡改和增加，但书中也保留了一些三代的重要史料，所以使用时要认真鉴别，但依然可用。
还有一些书几乎都是后世伪托者，例如《三坟》《六韬》《亢仓子》等，马骕认为这类文献“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言，浅肤不论。”所以他在书内仅存其一二。
但是马骕对谶纬之书也搜罗在内，比如《易经》中的《乾凿度》《稽览图》，《诗经》的《含神雾》《推灾图》等等。马骕觉得这些文献“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但是马骕还是从中摘取一些有价值的部分，以此来补文献之不足，余外，他还会将一些笺注之文用入书中，因为他觉得这些文“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同时一些类书中所存史料，他也同样予以摘取，比如《通典》《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等。
马骕在征引资料之时均会注明出处，这是其超越前人之处，但其在取材方面以博为胜，故《绎史》一书被人指摘为“芜杂”，然就整体而言，该书还是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该书时说：“虽其疏漏牴牾，间亦不免。而搜罗繁富，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