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最爱是“紫鹃”
提到陈寅恪，免不了即刻就会想到吴宓（1894—1978）。二人本即挚友，终生可谓至交。早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陈、吴二人与汤用彤，便被誉称为“哈佛三杰”。归国后，吴宓乃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而陈氏则被聘入国学院任导师。二人可谓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据说，陈、吴二人的交谊，还是因一首关于《红楼梦》的诗而致“友情益挚”的。早在1919年，也就是陈与吴谈起“五等爱情论”之际，吴恰又在哈佛演讲《红楼梦新谈》，陈为之作诗题辞，诗云： 等是阎浮梦裹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这一题诗，足见陈、吴二人确因《红楼梦》互引知音、缔为挚友。事实上，吴宓不但个人极爱读《红楼梦》，学术上也曾着力研究《红楼梦》，还将其研究心得作为其授课内容，在大学课堂上多次讲述。稍稍翻检上个世纪的一些旧报刊，不难发现，这位曾经以西洋文学研究及国学传承为己任的吴教授，一度以“红学家”身份，频频亮相于课堂与报道之中。
譬如，1949年11月24日的重庆《大公晚报》之上，就刊发有一条题为《红学专家讲红楼梦》的简讯，报道称，“吴宓教授将应南泉新专学生请，赴该校讲'红楼梦研究’》”。这一简讯，虽只有短短十余字，其历史“份量”却不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简讯的出现，意味着吴宓极可能是新中国建成之后，第一个被国内公共媒体称之为“红学专家”的学者。
那么，当时吴宓怎么会还滞留在西南后方，怎么还在重庆任教授课呢？抗战胜利之后，1943—1944年曾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又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吴宓，为何还没有随校迁返北平，为何还要在这西南一隅讲授他的“红楼梦研究”呢？
原来，抗战胜利之际，吴宓即有意择居后方，决意能远离中心城市，以期静心专注的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受世事纷扰而流离失所。1945年9月，吴宓即入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46年2月，又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湖北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
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一再邀其返归北平任教，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其挚友陈寅恪为号召，力邀其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此外，教育部长杭立武也邀其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长，面对这些纷驰南北的盛邀，吴宓却一律未允，竟于1949年4月底飞赴重庆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还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算是正式入蜀定居了。
正是在入蜀定居之初，吴宓开始重拾其多年研读《红楼梦》的心得，开始乐于在学校师生之间讲授并研讨《红楼梦》相关专题了。时间回溯到1949年5月24日，《大公晚报》上就刊有一组总题为《远乡同学纷作归计，吴宓教授讲红楼梦》的简讯，专门报道重庆相辉学院内的师生动向。报道中称：
大局动荡 ，远乡的同学纷作归计，统计离校者，已有二百余人。
吴宓教授来校已近旬，除开文史系之课外，很少活动，二十五日应青春亭社之请，将作学术讲演，题目“红楼梦”，至时听众料甚踊跃。
试想，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军政局势都十分动荡的情形之下，当年的“陪都”重庆各大院校人心浮动，相辉学校已然有二百余人学生离校的情势之下，刚入校任教不久的吴宓，却一改平时“很少活动”的生活状况，应邀去做主题为“红楼梦”的讲演了。这样的做派，如果不是极爱《红楼梦》者，恐怕是很难做到的罢。
事实上，还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吴宓便已然显露其浓厚的“红学”兴趣，圈子内外都渐以“红学家”视之。1947年3月6日，吴宓更将其《红楼梦》读书心得全盘托出，撰成一篇长稿，公开发表在了武汉《力行日报》之上。
此举倒不是为了给学生们授业解惑，也不是为了与什么别的“红学家”切磋研讨，最初的起因，只是为了澄清朋友圈里一度称其为“妙玉”化身的戏谈。此文开篇首段，明确表达了为文初衷，吴宓这样写道：
昔年在清华园中聚餐，同座诸友以《石头记》中人物互拟。刘文典教授以宓拟妙玉，谓宓“气质美如兰，才华馨比仙”，我实愧不敢当。然心中亦颇自喜。南渡后，居昆明，乃改《世难容》曲，以自悼自况。于是世传宓尝妙玉云云，其实非也。……然宓于《石头记》中人物，所最爱敬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者，厥为紫鹃。
原来，吴宓在清华任教时，曾与诸多友朋以《红楼梦》中的小说人物相互比拟。这就类似于近现代文化圈里曾流行一时的什么“文坛点将录”、“画坛点将录”之类，是将文学文艺领域内的一些杰出或活跃人物，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名目来加以比拟。而吴宓一帮人，则是用《红楼梦》人物来加以比拟的，自然又别是一番特异风味了。
清华友朋之中，著名学者、以“狂人”自居的刘文典，将吴宓比拟为“妙玉”。吴宓虽“愧不敢当”，“然心中亦颇自喜”。这相当于说，吴宓当时是表面上谦称不可，而内心却对这样的比拟感到“自喜”的。“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吴宓随清华师生南迁至云南昆明，一度仍以妙玉的精神气质“自悼自况”。不过，情随世变，时过境迁，在流徙西南后方的后半生历程中，吴宓终于发现，原来自己最爱是“紫鹃”。
于是，吴宓写成了这一篇《论紫鹃》，在武汉的报纸《力行日报》上全文发表了出来。此举一方面要说明自己从精神气质与情怀寄托上而言，已不是那么如先前友人们评说的那样接近于“妙玉”了；另一方面，则是要表达自己确实非常推崇“紫鹃”的情怀与操守，如果可能的话，自己的后半生更愿意尽力做一位像“紫鹃”那样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论紫鹃》全文发表三个月之前，上海以及江沪地区的读者，恐怕就大多已知晓了“吴宓爱紫鹃”的典故了。1946年12月26日，一篇题为《吴宓爱紫鹃》的短文，已然刊发于上海《东南日报》之上。短文别无其它内容，就是径直摘录了《论紫鹃》的首段，确乎已表明了“吴宓爱紫鹃”之说，断非空穴来风了。或因上海读者读此摘录短文仍感意犹未竟，于是乎，该报又于1947年3月20、21日两天，全文连载了《论紫鹃》一文。“吴宓爱紫鹃”的典故，也就此更为国内读者所周知与熟知了。
之所以那么推崇“紫鹃”，吴宓的理由非常充分；简言之，这是一位忠于理想的人。认定“紫鹃”是一位忠于理想的人，乃是出于其倾心爱护、全力守护“林黛玉”之故。吴宓为之解释称：
《石头记》一书所写之理想精神，为“美”与“爱情”，而此理想与此精神完全表现寄托于林黛玉之一身。林黛玉者，美与爱情之结晶也。黛玉既为此理想与精神之代表，不得不终生忧伤憔悴痛苦呻吟，而彼时大观园中能同情而赞助林黛玉者谁乎？曰：紫鹃一人而已。
一番解释之后，吴宓遂列举《红楼梦》回目中关涉紫鹃的多处情节，逐一点评其“忠于理想，甘为理想牺牲”的种种事迹，可谓赞佩之至。文末，吴宓向亲友世人宣称：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实敬爱其人。吾愿效絜紫鹃，且愿引紫鹃以自慰，终吾之余年也。吾亲吾友，欲知宓者，请覩紫鹃！”
【焚稿断痴情】，清末绘本，描绘黛玉焚毁诗稿，紫鹃陪侍临终的情景。
这一文末宣言，足见这年过半百的吴大教授，的确已将“紫鹃”视作了自己的灵魂楷模，确实是爱“紫鹃”爱得深沉啊！
联系到吴宓晚年景况与遭遇，那“忠于理想”的甘苦自知，那近于“紫鹃”的生涯行迹，既可谓一语成谶，亦可谓求仁得仁。当然，这样的比拟与说辞，几乎又回到“索隐派”的做派，那是“旧红学”的老套，可不是“新红学”的旨趣。在此，权作题外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