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社会学史和历史社会学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过去40年的历史中，社会学史和历史社会学都是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它们的命运相似，都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科规范化的大潮下获得了各自的首次发展契机，在和域外社会学对话中获得了灵感，也都在21世纪之后迎来了最有创造力的研究作品的涌现。两个研究领域都需要对历史中的人、事和思想展开研究，而它们对来自西学和中国思想两方面真问题的要求可能是最迫切的。形式上，社会学史可以无限逼近对理论和概念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而历史社会学也天然需要一把社会学史的开山利器，去在浩繁的历史遗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概念前驱。但就实质问题来说，两个研究领域在中国社会学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并以最切实的研究发展之的时候，彼此的亲和力才是最大的。
01
社会学史
（一）社会学形成史
对社会学学说的内涵进行分析并追溯其源流，是社会学史的主要工作之一。随着社会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对这门学科的形成历史和学术遗产的整理，特别是它和重整旗鼓的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前半期的实践是什么关系，也逐渐变成中国学者自觉承担的工作。中国社会学史的起点之一，正是考证以西学为基础的“群学”在译介（包括经由日语学界的转译）过程中，进入中国思想和社会的路径。其重心在讨论与“群学”或社会学有关的概念、说法或修辞的含义与传播渠道。对群学之路的探究和近代中国思想史议题大约重合，其研究大概也是最受概念形成之学（lexicography）影响的。在概念引进和传播之外，对群学之路的探究还包括社会学学科的建制和沿革史。社会学学科在高等教育和研究体制内的建立，是其学科成长的首要标志，这一内容也是主流的社会学史专著的重点讨论对象。同时，这个方向的研究也讨论对作为学科的社会学的认识是如何演变的。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个大学在学术规范化和学科建设上的大量工作直接促进了学科的完善。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领域变革迟缓、和社会其他环节脱节的情况，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空前重视而改变，大学学术研究的生态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科专业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非专业化情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个过程中，学科发展的一个共同手段是对本学科的知识体统的整理和发掘。学者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研究中国社会的专门学说和概念进行了谱系考察和检讨。这些学说，或是中国社会学的先驱学者的经典学说；或是经过了其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传播和流变，又回到社会学视野当中的学说。此外，源于中国历史和田野经验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说，也大量进入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当中。
中国社会研究学说的学术谱系的建立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学的各分支学科对本领域研究传统的总结和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对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总体状况进行讨论，特别突出了社会学重建之后的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研究的经典概念、学说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总结和思考中，学者们除了学说的铺陈，也对这些研究的方法论或方法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中国研究学说背后更为学科性的方法问题也在这个阶段获得成长。对区域研究概念，方法范式的思考进一步刺激了学者们对学科与区域研究之区别的认识。因此，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领域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着手完善本领域的知识体系，以教科书和导引性论著的形式重建各社会学分支领域的知识传统。这些努力都是经验研究范式性思考的一部分，是经验研究想象力更新的必经之路，也是社会学史的研究者不能忽视的基础之一。
在这个阶段中，社会学学说史自然地跨出了社会学的学科界限。正因为如此，这个阶段的许多社会学史作品，非但不是社会学史研究者进行的，甚至也不是社会学家完成的。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受到训练、从事特定实质研究的学者，成为推进社会学史积累和扩展的主力军。这一点和这个时期各个学科强调专业化，特别是强调和以英语文献为主的海外研究领域对话的趋势有直接关系。事实上，社会学各个分支学科大多从这一时段开始，经历了与海外中国研究的命题对话或辩难的阶段。这些经过整理和批判的中国研究学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学生和学者的研究的对话者。而中国社会学家很快地将这些研究学说纳入了立足于历史和田野的研究中。从学术谱系的建立到新的实证研究的增长，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学科专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二）社会学史的最新推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社会学形成史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学者们不再拘泥于社会学概念和修辞的传播，跨越了“社会学”名目的边界，而进入无社会学之名、但有社会之实的思想本身。这体现在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对社会学的中西源流的新探索当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主导和参与社会学重建的前辈学人，主要围绕着吴文藻先生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命题展开了讨论。最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则越来越多地深入早期中国社会学人的实质研究中，讨论他们的学问在何种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传统。这一拓展最直接的形式，就是对20世纪前期社会学“学派”的研究，也就是对以教育和研究为媒介的学人群体和研究体制的研究。这些学派的范围大大超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视野，将20世纪前半期不同学科和不同体制的学问联系起来。总体上看，研究者们吸收了此前社会学史的积累，非常熟悉这些学人和作品背后的中西学术背景。更重要的是，这十年来的研究者们深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具体的研究经历中，试图在研究者分散在不同时空的研究行为和不同形态的著述文本之间建立关联，这不仅在局部重现了早期中国社会研究的丰富形态，而且为进一步探讨其中的知识学问题准备了方法。
这些重返社会学传统的学科史研究者，是特定社会学领域、特别是和历史与文化相关的研究领域的专家。社会学史因此和历史社会学的距离得以缩短。对中国历史传统本身的研究和对中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研究因此开始了更密切的相互印证，这有力地拓展了社会学史看待自身学术传统的视野，也因此对学术传统更深的根基提出了新的探索。近年来对中国经典思想中“社会学”特质最鲜明的礼制秩序的研究，突出地反映了学术传统和社会传统结合的倾向。
而在西学的方向上，社会理论研究的变化直接改变了社会学史探求海外传统的路径。社会学史的研究对古典社会学兴起的思想史与社会史背景有了深入的观察，这一点既体现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史的推进上，也体现在社会学经典作品的编选力度的改变上。在西方思想史学术积累的前提下，近代中国思想的研究者对海外中国学之外的西学用力更多。与此同时，具有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开始加入社会学学说史的若干讨论。尽管目前数量不多，但是上述两者的彼此呼应动向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未来也许会是西学研究者和中国思想史学者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因此，社会学形成史的研究在过去40年中的重要成就，是在社会学的名目之外，在奠定社会学基础的中国思想（特别是近代中国思想）和西学的经脉当中找到社会学尚未被我们意识到的想象力。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学术思想的整理在短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呈现勃兴的势头。笔者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学史对本学科源流的反思，本身是社会思想史不可替代的工作。社会学史面向中西思想源流的工作也不应该和社会学最重要的遗产即经典学说脱钩，而致力于寻找学科史上被遗忘的“前史”和“他山”-后者恰恰是分支学科过度专业化容易产生的焦虑。
（三）社会学史的未来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生态与问题意识的转移，社会学史的工作也面临着一些充满挑战和意涵深刻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是这个研究领域在未来值得深入发掘的增长点。首先，从1995年至今，中国大学前所未有的专业化进程和资源获取力度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变动有什么样的影响？这20多年时间对研究体制（research regime）提供了什么样的动力？后果是什么？为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化和社会学人的知识生产实践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这些问题无一不是中国大学在过去20多年中经历的一部分，其对大学研究的改变之深已经成为学者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如何研究这一经验，是社会学史面临的重要工作。
其次，相比中国社会研究学说的知识积累，从学科的传统出发检讨各研究学说，特别是方法论意义的讨论相对滞后。在方法涉及的三个层面上（方法论、研究方法、研究手艺 [practicum]），过去40年主要的努力似仍在第二个层面，而结合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方法论”讨论，以及和特定研究对象紧密结合的作用关键的相关论著，在社会学教育中都相对少见。而这些领域，也将是社会学史研究者的一个值得用力的方向。
最后，目前社会学史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学派的研究，主要以代表性的学者为研究对象，而缺乏以经验研究项目为对象的讨论。对于较为稳定或反复发生的经验研究项目，我们还欠缺专门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和类型化的工作。对研究项目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典型的例子是“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而类型化的工作，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经济调查、土地调查和民族调查等。来自完全不同的学术训练、旨趣差异很大的学术群体，投入到同一类型的实地研究中，恰恰说明这些在不同地点、由不同学者完成的经验研究有一些深刻的共性，这些研究通常也在“不标准”的学术体制下，完成了对学院知识的检验和整合。找到这些深藏的共性，挑明这些“不标准”的学术体制，是有相当施展空间的社会学史工作。这些非标准的研究体制和经历高度专业化的大学研究体制，是否还可能存在学术意义上的关联？这个答案有待于社会学史研究者打破专业化和非专业化在形式上的边界。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中国社会研究面对外国社会研究的即时性要远大于之后的时代，这不仅在早期社会研究者的心态上造成了差异，也提出了对早期中国社会研究与早期西方社会研究（带有强烈社会批判色彩）的比较问题。如果对中西社会学的早期历史做一对照，我们就会发现，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之间的紧张几乎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普遍现象，而社会调查的“科学化”，尤其是二战后大型调查机构的专门化，又是新的社会调查革除自己曾经的“道德与社会批判”，从而重新占据学术主流的前提。少数研究者已经触及了这方面的思路，这也将是中国社会学史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02
历史社会学
（一）时间意识和基础概念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型译丛中已有历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但历史社会学的真正发展，还是最近20年的事情。从一开始，历史社会学就具有两个重要的学科身份。一方面，历史社会学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理论建构色彩，执着于解释模式性的历史变化，并在时间过程中找到因果解释的基础。另一方面，因为植根于经验科学，历史社会学又被认为比起经典文史研究更主张“眼光向下”，是文献和田野并重的重要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最能体现“当代史”风格的社会科学。中国历史社会学就是从这两个充满张力、但无法分开的形象中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学者们倾向于讨论历史社会学兴起背后的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问题、它和社会史研究旨趣的异同以及历史社会学和中国史的关系等。20多年来的历史社会学的努力证明，两者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足以理解历史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海外历史社会学——特别是立足于西方历史的研究和社会史——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个过程和上文所述的社会学学术谱系建立的工作在时间上有相当的重合。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社会学具有两个层面。一方面，以欧美历史社会学和年鉴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为代表的典型的社会史，被作为广义的社会理论乃至西学教育的一部分，首先改变了中国研究者的一些理论想象力和话语，也激发了他们对方法的思考，但它大量激发经验研究的形态却是在21世纪以后。不过，在研究上具有迟滞作用的理论积累某种程度上抵制了简单的概念移植或中外比较。另一方面，历史社会学的若干概念范畴与思维定式，首先是在类似于中层史学工作中得以展开的。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社会史工作开始呈现出作为描述范畴的历史社会学概念。
历史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包含了对历史时间框架和基础性概念的探索。历史社会学基于时间框架提出的问题意识或可称之为“世变”的提炼。这项工作通过时段区分（periodization）和转折点（turning point）等社会变迁的时间框架，对中国历史中时间性的结构变化进行了问题化处理。时间线索是历史社会学研究者对历史时间变动的敏感，亦可以说是社会学对历史过程的经验感受力。历史社会学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改革，转型与发展等框架，都是在“时变”方面进行的概念尝试。一般来说，对“时变”的提炼以宏观提炼居多。但历史社会学界通过对事件性历史（eventful history）和事件性时间（eventful temporality）的思考，在微观意义上对时间框架的探索目前业已开始。
历史社会学的另一项工作，是跨越较长的时间或较大的地域区分，来对社会形态、组织模式、制度沿革等主题进行探索。在过去的40年当中，中国“单位制”，央地关系中的地方财政能力，嵌入性概念及其与产权之关系，国家治理结构，社会学意义上的官制，特别是行政官僚制度的等级与流动，以及区域和文明构成等，都是中国历史社会学在基础概念上努力的体现。
很明显，就实质内容来说，历史社会学首先是在离我们最近的20世纪上半期乃至中叶中立足，然后再开始将更为久远的年代纳入分析的视野中。这个方式体现了历史社会学工作者对当前历史强烈的兴趣和执着。这个兴趣也促使学者将历史社会学和实质的社会研究领域的核心命题相结合，将种种历史和社会的概念从描述性范畴变成了解释性范畴。正是凭借过去40年对“世变”和基础概念的提炼，中国历史社会学开始从社会史和史学中层理论共享的知识资源和研究传统中走出自己的新路，开始探索中国社会变迁的解释性机制。
（二）解释变迁机制
过去40年当中，历史社会学是由近及远地将中国社会变迁纳入分析视野的。最早的历史社会学路子重视实践，因而带有浓郁的田野工作风格，而后，历史社会学试图将用于历史结构的学说变成解释现代中国变化的理论。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实践方式，某种程度上按着“理论—田野—档案”的顺序在进行。无论是“时变”框架的大大拓宽，还是基础概念的积累，都和改变自己或创造新的历史解释路径的动力直接相关。过去十多年历史社会学发展的首要变化，是历史社会学解释机制的发生，解释机制的核心是将具体的历史过程与基础性的概念建立联系。因此好的解释机制可以既丰富我们对历史本身的理解，也将概念变得更为实质。
整体上，中国历史社会学在过去10年间，和以英语文献为主的海外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互动更为密切，不仅后者进入汉语学术圈的速度显著加快，而且学者们对后者的理论进展和分析框架、以及核心概念的运用页更为熟练。同时，历史社会学也开始大量依托档案工作来进行研究，这充分反映在研究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历史作品中。在解释路径上，学者们开始整合群体身份和政治动员的身份，进而重新发现新的组织方式，譬如解释社会关系的新范畴，对“价值”本身的道德和伦理关系进行解释。此外，历史社会学研究重新回到了以往只是作为制度史沿革研究对象的诸多政治和社会体制中，探究这些被提炼的形态反复出现或长时间存在的理由（raison d'état），包括行动者在这些历史形态和制度中面临的处境，从而在制度解释中做出了超出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的努力。
上述几种研究思路，只是21世纪以来历史社会学研究取向的代表，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取向和历史社会学的时间意识及基础概念的探索关系密切，实际上是将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作为了思想和社会融合的单位，这为历史社会学未来进一步反思研究方法和思考新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做了准备。
在很多方面，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学史面临类似的局面。随着历史社会学背后的西学脉络的扩展、历史社会学对传统社会思想和中国史的打开，历史社会学解释机制的探寻面临的挑战会更加艰巨，但是，基础问题的提炼和解释机制的扩展，这两个方向上的工作能否形成循环呼应，决定了历史社会学能否继续富有想象力地提出问题并进行解答。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社会学仍然需要很多基础的理论工作要做。一方面，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西学理论、西洋史的关系是什么，需不需要再作澄清？许多西学或海外中国研究提出的概念，在历史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遭遇了挑战和质疑，接下来将何去何从？对和史学研究相关的西学基础理论如何继续下功夫？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另一方面，建立在读史基础上的概念提炼工作，很自然地包含了熟悉史学史和在专门领域深入研读经典史家著述的的努力。但对大多数的历史社会学者来说，对史料的整理工作仍然只取决于学者的需要和自觉。历史社会学如何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学史中，找到能和自己研究旨趣相结合的史学传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史料辩证（对近代史来说尤其重要）和研读的体系，是历史社会学不能回避的任务。历史社会学目前已经开始了从20世纪上半页的历史向晚清和清朝中期历史的探寻，这个史学基础工作的任务尤其关键，也令人充满期待。
总之，社会学史第一阶段的用力方向，是“社会学名目”的传播和中国社会研究学说谱系的建立，而最新的进展则表现在，西方社会思想史研究和早期中国社会研究的深入。西方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带动了西学研究者开始思考西学进入中国的路径的问题。在历史社会学方面，正是凭借着对历史时段的新问题意识和不断构造新的基础概念，逐渐走出和史学中层理论工作共享的第一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社会学家在不断丰富历史社会学的解释路径，并将之作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开始逐步体现了历史社会学在西学和中国史传统之间培育自己整体社会观的倾向。如何在经典的西学思想和史学基础工作上下更深入的功夫，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