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四十九）文人与德行
第四十九章 文人与德行
（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四十九》）
《尚书·周书》中有一篇《梓材》，旨在警戒政府做官的人们，要求他们不仅时刻心系民生安危，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外在礼仪风貌。在《梓材》一文中，当举例论证时，有这样一句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其大意是：如果建造居家住房，不只是忙于砌砖垒墙，还要粉刷墙壁和盖好茅草房顶；如果用贵重木材做家具，不仅要求榫卯严丝合缝，还要粉刷上色彩油漆，加以保护和显示珍贵。所以，从国家尊严考虑，对待任何人才，就要像珍惜贵重器物一样，既要保证内在实际堪用，还要注重外在品质雅观。因此，西汉孔安国说过：“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但是，近代的文官学士，通常只讲究外在的盛名荣耀，而不再深究内在的品德美善。正因为如此，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感慨：“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其大意是说，文人自古至今，多数不拘个人小节，很少有人单凭节操而立世扬名。与曹丕同时代的韦诞（公元179年-251年字仲将汉末三国京兆杜陵人著名书法家）更是恣意诋毁当时的文人雅士。于是，后来的评论家，与他俩的论调随声附和，并且一起唱衰人文，甚至归结成为“文人们一概不拘小节”，俗称“文人无德”。如此状况，岂不令人悲哀！
纵观以往那些名声远扬的文学大家，例举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瑕疵，众所周知的像司马相如携寡妇私奔，并收受贿赂；杨雄嗜酒不择室友，刻意阿谀谄媚；冯衍纳妾驱妻，多私寡恩；杜笃强人所难，心胸狭隘；班固攀附权贵，纵亲行恶；马融结党营私，贪财奢靡；孔融傲慢失度，狂言遭难；祢衡狂放不羁，秽语杀头；王粲锋芒毕露，急躁冒进；陈琳处事鲁莽，行径粗陋；丁仪贪婪成性，不择手段；路粹狐假虎威，鲜廉寡耻；潘岳勾结陷害，丧尽天良；陆机攀附权贵，屡遭讥嘲；傅玄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孙楚躁动偏执，不自量力……诸如此类的人格缺陷或行为错误，发生在不同时代的文人作家身上，确实屡见不鲜，甚至不胜枚举。其实，自古以来，岂止文官雅士如此，例数将官武夫依然，尤其那些发生在古代将军相国身上的拙劣故事，更加夺人耳目。例如管仲背负盗窃恶名，吴起贪婪好色，陈平性情污秽，至于周勃、灌婴都曾经谗言诬陷他人……类似的劣性和污点，在其他朝廷命官身上，亦是不可胜数。
若深入分析上述现象原因，其实也不困难。比如孔光（公元前65-5年字子夏曲阜孔子14世孙）贵为西汉宰相，尚且献媚汉哀帝宠臣董贤，更何况类似班固、马融和潘岳等位卑权薇的小官吏呢？另外，还有被当时民众骂为“膏肓之疾”的王戎，身为西晋开国大臣，尚且卖官鬻爵，甚至吝啬成癖，又何况像司马相如、杜笃这种穷困卑微的文人小官，更不要说丁仪、路粹之类卑鄙无耻之徒了吧。但是，孔光献媚丑态的自甘卑微，却无损于他还是有名的儒者；王戎吝啬的劣性骂名，也影响不了他在“竹林七贤”中位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事业功绩，确实大大超出了他们本身品德的缺陷不足，从而缓冲了当时和后来者，对于他们的讥讽热嘲。事实上，除了上述一些大家名流之外，再看忠君爱国的屈原、贾谊，和机敏警觉的邹阳、枚乘，以及仁孝忠厚的黄香（公元约68-122年字文强江夏安陆东汉官员24孝子“扇枕温衾”故事主角）和安贫乐道的徐幹等，他们不仅仅是品德高尚的作家名士，甚至更像是洁白无瑕的珍宝美玉。又怎能说一切作家必定都有过失和瑕疵呢？
毋庸置疑，世间的才情气质，从来因人而异。在事关存在各自身上的缺点、不足和错误上，如果一个人不是出生即达到圣贤大德的“先哲”高度，恐怕没有一个人一生一世符合十全十美的标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针对每个人都去求全责备了吧。毋庸讳言，在世俗常情中间，人们对待帝王将相之流，往往因为他们权势地位的尊贵隆重，一般情况下总是忽略或原谅了他们的缺陷和错误。但是。当人们对待文人作家之时，却又因为他们位卑官微，常常给予吹毛求疵一样讥笑嘲讽。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并非属于一种什么出人意料的特殊文化时尚，恰似从高处汹涌而下的江海，必定横行奔流，以至于所向披靡，而那些孱弱细微的河流，注定有着坎坷曲折的命运遭遇。所以说，即便两个人有着同样的缺点毛病，却会因为社会名声的高低，彼此获得的褒贬多少，必定显著不同；同样，纵观社会地位的尊卑得失，也会有与之雷同的情形结果。正因为如此，世间所谓的“功成名就”，对于文人雅士而言，就是要成为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人才。正如左丘明在《国语·鲁语·敬姜论劳逸》中诠释的道理一样，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作为一位聪慧的妇人，通过例举坚守手工织布的风俗传统，来驳斥好逸恶劳的腐化危害，借此诠释了治国方略的正误，那么但凡读书学文的大丈夫，又怎能够不求闻达于国家的政经要务呢？当初像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就是因为只注重文章色彩韵律，而没有实质性建功立业的用心和谋划，因而他们社会地位始终不高。再看东晋的庾亮，本身才华清秀，只因军政业绩的卓著而名噪一时，但是关于他的写作才能，却很少有人称颂。其实，如果庾亮不是做了高官，单凭他的文才一样可以赢得名声。所以，文才武略集于一身，如同左右手相得益彰一样，也是完全可能相得益彰。例如春秋时晋国的卻縠（公元前682-前632年姬姓郤氏名縠晋国公族是晋国第一任中军将）不但酷爱读书，而且精通《诗》《尚书》，并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将军。所以说，像卻縠那样爱好诗书文籍，不是也可以精通武艺吗？再者，还有孙武的《孙子兵法》，其著述文质的华美珍贵，真的如同珠玉赤金一般。如此事实之下，谁还敢妄言钻研军事武略者不可能精通丽辞华章呢？
《周易·系辞下》有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就是说，凡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文人雅士，就是要致力于修身养性，练就完善自身的德才学识，审时度势，相时而动。杨雄在《法言·君子》中说过：“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究其道理，就是要培养自身长成像楠木一样的魁梧坚实，而且修持个性品质要像樟树一般的珍奇高贵。所以，凡著书立说者，就应该有助于国计民生的富裕强盛，而且文人大家一旦立身出仕，不但足以堪当国家栋梁之才，即便仕途不利，或人生落魄，也一样可以独善其身，得以著书立说；如果仕途顺利，或生途显达，则能够因势利导，得以建功立业。像这样的文人雅士，才符合《尚书·商书·梓材》论说的人才标准。
总而言之：人材自古多瑕疵，德艺双馨太珍奇；屈原、贾谊生楚天，邹阳、枚乘起梁地。朽木难雕不成器，樟楠年久见品质；文人独善唯自在，福禄人间功德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