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追求的“理想国”，了解以后让人三伏天也能不寒而栗｜文史宴
读《韩非子》，很容易发现，韩非子这个人，是反智的。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韩非子.显学》）
大意是：民智这东西，跟婴儿的心一样靠不住。给婴儿剃头剖创，是为婴儿好，但被慈母抱在怀里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受的这一点点小苦，将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啼哭不休。陛下勒令民众去垦荒，他们认为太残酷；制定重刑峻法，他们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都去服兵役，他们觉得太暴虐。这些政策，都是为民众好，但民众全都不领情、不高兴。以前的大禹、子产，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民智这东西“不足用”，没有价值，没有尊重的必要。
在《忠孝》篇里，韩非子还发过这样一番感慨：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
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鼓动几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民众有了“智慧”，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肯被官府牵着鼻子走。
《秦时明月》里的韩非
那怎么办呢？
最基础的办法是“劝之以赏”——用利益来诱惑民众、“畏之以罚”——用刑罚来恐吓民众。
但还不够。
在《五蠹》、《六反》等篇章里，韩非子对民众进行了分类。
首先，有五种人相当于“不可回收垃圾”，需要被彻底清除。
这五种人是：
学者——约相当于儒家。
言古者——约相当于纵横家。
带剑者——约相当于游侠。
商工之民——商人和从事各种技艺的人。
患御者——约相当于食客或者权力掮客。
这些人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各方，他们有知识、也有资源，还懂得体制的运作逻辑，对秦制国家是有害的。韩非子把他们合称“五蠹”，五种会蛀蚀树心的虫子。
其次，有六种人相当于“可回收垃圾”，需要被教育、被改造。
这六种人是：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
光从“畏死远难”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来看，这六种人似乎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但要注意，“畏死远难”这些字眼只是韩非子的主观描述。
那普通民众是怎么描述这六种人的呢？
韩非子也留下了说法，依次是：
贵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
文学之士——追求学问的人。
有能之士——大略相当于能出门远游谋生的人。
辩智之士——大略相当于能用智力口才谋生的人。
磏勇之士——大约相当于能/敢提剑杀人者。
任誉之士——相当于敢违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者。
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有害的。
再次，有六种人不属于“垃圾”，是好东西，应该奖赏表彰树为模范。
这六种人是：赴险殉诚的人、寡闻从令的人、力作而食的人、嘉厚纯粹的人、重命畏事的人、挫贼遏奸的人。
光从“赴险殉诚”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来看，这六种人似乎确实都是很好的人。但要注意，“赴险殉诚”这些字眼，也只是韩非子的主观描述。
那普通民众是怎么描述这六种人的呢？
韩非子也留下了说法，依次是：
失计之民——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
朴陋之民——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
寡能之民——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之人。
愚戆之民——没有智识逆来顺受之人。
怯慑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之人。
謟谗之民——给官府充当耳目之人。
这六种人，是韩非子心中秦制国家的“理想民”。
正常情况下，民众不会愿意做最后那六种人。那该怎么办呢？
在《说疑》篇里，韩非子提供了一套办法：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禁事、禁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也就是洗脑。
韩非子对民众的这种期望，与他的法家前辈商鞅是高度相似的。
在商鞅看来，合格的“秦民”就不应该具有“思考”的意识。所以，他先是杀了一堆反对变法者，然后又流放了一批“有来言令便者”（跑来赞颂新法好的人），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再没人敢议论新法的好坏。
反对者被杀，歌颂者也被流放，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质上是不愿民众思考变法政策的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也需要动脑子。民众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但民众毕竟不是工蚁，商鞅的理想很难达成。韩非子的“去智能”，反倒更具可操作性：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篇与《五蠹》篇，曾浩然长叹：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三国志》也记载，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后主刘禅，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多向丞相请教《申子》、《韩非子》、《管子》。
及至北魏，又有博士公孙表，因向道武帝进呈《韩非子》而获赏。
再往后，则如明人赵用贤所云：
“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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