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

政治联姻是古今中外各政权、部族或家族团体，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经常采用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清朝历史上长期大行其道的“指婚”，也是政治联姻的突出表现，这样的婚姻通常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非婚配双方的意愿，载沣与荣禄之女的联姻也不例外。

载沣与光绪帝同父异母（光绪的母亲为慈禧的妹妹），虽系庶出，但在王府诸子中居长，光绪十六年（1890年）奕譞去世后，载沣便承袭了“世袭罔替”的醇亲王爵位。载沣性格敦厚和善，喜好读书，其容貌举止也称得上英挺俊秀，远非一般的纨绔子弟。身为御弟、亲王，载沣的尊贵地位不言而喻，然而他也有不能自主的一面，其表现之一便是婚姻之事系由慈禧太后亲自指定，当然这也是清代的“指婚”制度使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无论对于载沣的婚姻还是仕途而言，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年四月，年仅18周岁的他奉旨作为钦差头等专使大臣，就上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华被杀一事，赴德国致歉，成为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出使西洋的亲王。在访德期间，载沣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政治使命，其不卑不亢的政治风度、谦和得体的言行举止和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开明姿态，为他赢得了国内外“贤王”的美誉，也让慈禧太后不得不另眼相看。

这一年的11月载沣回国，旋即附开封迎圣驾。在扈从两宫回京的路上，慈禧太后下旨将大学士荣禄之女指婚给载沣。同行的晚清重臣王文韶在日记中写道：“荣相（荣禄）之如夫人刘氏，昨军机大臣面奉懿旨赏给正一品封典为正室，又荣相之女指婚醇亲王载沣，本日过礼，散直后同人偕往道喜。”（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

值得说明的是，作为慈禧太后手下股肱之臣，无论是戊戌政变还是庚子事变期间，荣禄都坚决拥护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尤其在庚子事变期间，尽管他并不赞同慈禧太后和顽固诸臣的所作所为，却仍被动执行慈禧太后围攻北京使馆区的指令，并因此一度被列强指为“祸首”，险遭清算。除此之外，荣禄在京产业也在战乱中被劫掠无余，其长女、正妻、独子也于庚子事变期间和回銮途中相继亡故。尽管如此，荣禄依然顶着巨大压力，与李鸿章、庆亲王奕劻和东南疆吏携手力挽狂澜，抵制列强的无理要求。凡此种种，既让慈禧太后异常感激，也让其心生同情。为防范回京之后，列强在惩治荣禄的问题上再有后言，她除了在上谕中屡次设辞为荣禄开脱和命袁世凯出面与英国公使斡旋外，此次安排荣禄之女与载沣的联姻，也是酬答兼保全荣禄的一种有力表态。

为了彰显对这桩婚事的重视，慈禧太后除亲自指婚外，还在婚礼举办前夕，特赐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治奁银1万两（上一年赏给李鸿章的治丧银也不过5000两），并谕令内廷人员代为置办各种奁具。瓜尔佳氏的所有妆奁物件，荣禄皆“恭缮清单，进呈御览”，以便慈禧太后随时了解相关细节，权臣荣禄一时容宠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