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我的“私人高考史”

【题记】高考仅仅指原来每年七月初、后来每年六月初的那几天的考试？非也！那几天只是决战时刻而已。通往这一天的路很长，不同的人，不同的省份，路的难度和长度都不一样。高考不是一个考点。高考是一条路。

中国四十几年间先后有多少人参加过高考？有多少人的命运因高考而改变？多少人的命运与高考擦肩而过？又有多少人在高考途中就被拦下？

有多少人参加过高考，就有多少个版本的“私人高考史”。如果有人要编一套《中国高考故事大全》，那得多少卷才能出齐呢？我想那是永远也出不齐的。无人能够将这块土地上的高考故事拼贴完整。四十多年了，不知多少故事已被带入九泉，或遗失在风中。

已经有许多人写过自己的高考故事。今年我准备写写自己的。我算不上高考的成功者，但是高考同样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故事一点不辉煌，不壮烈，不激动人心，也不阳光励志，就只是故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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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得从1977年10月讲起。那年我14岁，在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军屯中学读高中一年级。

许多年以后，每逢人们知道我原籍属衡水时，就好心地惊叹道：你一定是衡水中学毕业的！好像诺大的衡水，就只有一所中学是的。我没有那样的运气能在衡中读书，况且，1980年代及其前后几年，在衡水中学读书也未必是什么幸运之事。我参加高考那会儿衡中还很普通，它出人头地、举国闻名那是后来再后来的事了。

当然，军屯中学也非名校。它就是一所再普通不过的“社办中学”。这里的“社”，指的是“公社”。那时叫“军屯公社”，现在叫“军屯镇”。我们村儿属军屯公社管辖，那时的村名叫“胡官屯大队”，现在叫“胡官屯村”。

虽说是“社办”，我们这所中学倒是又有初中，又有高中，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展教育革命”的结果。那时学校正逐年迁往新址，我的两年初中糊里糊涂在旧址毕了业，升入高一时就搬到距军屯两三公里的新址了。新学校不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农田之中，孤零零几排红砖房而已。

说回1977年10月。有一天（后来知道是21日），广播里报纸上都在说恢复高考的事。我们班里很平静，几十个同学中还没有人认为这个消息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没过几天，反而是村里热闹了起来，那些毕业了好几年的老学生们白天忙着地里的农活，晚饭后则黑灯瞎火中凑在一起讨论考大学的事。这其中就有我的二哥和我姐姐。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不觉得自己和这考大学有什么关系，但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咱这不是农村吗？这考大学不是人家城里人的事儿吗？那时候我喜欢听豫剧《朝阳沟》，我觉得考大学是人家银环的事，和农村的拴宝没什么关系。

那时我大哥在军屯中学当语文老师。周末他回家和父母聊天也说起考大学的事，说一个多月后就要考了，够条件的都可以报名。又说以后上大学都得考试，不再走推荐工农兵学员的路子了。

父亲慢慢卷了一颗小喇叭样的纸烟，划根火柴点着，深吸一口，一边咳嗽一边说，有真事吗？考试也罢，推荐也罢，都是“走后门”。

母亲附和说，反正没咱们什么事。

我二哥好像不同意父母的说法。他那时在公社当半脱产干部，知道的消息多。他说，这是邓小平让恢复的高考，可是咱们这里的中学哪里正儿八经上过课啊，就帮生产队干农活了，混了两年就毕业，啥都没学，

话是这么说，他们几个同学还是常常聚在一起嘀咕考大学的事，说数理化不会咱就报文科，多看看报纸没准儿能猜中政治题。

我姐姐说，听说还考写作文，洪侠你不是说你作文好吗，你帮姐姐写篇范文哈。

我说，那还不容易，我告诉你写法：若是抒情题目，就用排比手法，比如每段开头都是“怎能忘”，或者“最难忘”；若是记叙文，你得先写遇到了什么难处，私心如何做怪，这时你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于是信心百倍，选择了正确道路，把难题解决了。

姐姐问，我上高中时就这么写，现在参加高考还这么写？

我不屑一顾地说，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很多年以后我二哥写了一本回忆录，关于他们参加高考这一段，他一字没提。可见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事，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件天大的事，对他们而言，不过就是凑了一下热闹。他们知道自己考不上，也清楚这么好的机会没有可能轮到自己。他们甚至觉得，有权有势的人，托门路、走后门上了大学，也没什么奇怪的；谁让咱自己是普通老百姓呢？多少年，多少事，不都这样过来了吗？

在我二哥和他的同学们看来，只要能逃离农村，吃上商品粮，有正式工作，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管它什么机会呢，当兵，出海河工，去社办企业，当民办教师，还有高考，都一样，能抓住就抓住，抓不住继续想办法。我至今记得有一年冬天他报名参军的场景。那时我还小，躲在大队征兵大会会场外，从窗户里看热闹。主席台上坐着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部队上来地方征兵验收的军人。支部书记先带领大家喊口号，喊的是我耳熟能详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一定要解放台湾”“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然后说，胡官屯大队的革命青年要踊跃参军！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现在开始报名！谁先来？

话音未落，只听一个声音马上在台下炸想：“我！”

我看见一个人一边喊着“我”，一边高举着右手，一边腾地站起身来红着脸跑向主席台，放炮似地咚咚咚发言。那一刻我觉得非常自豪。

喊“我”的人是我二哥。

我也至今记得十几天后他回到家在母亲面前呜呜痛哭的那个晚上。人家解放军没要他。他喊着说他愿意为保卫祖国粉身碎骨，可是“领兵”的军人说他的眼皮上有个疤，虽然打仗不碍事但毕竟有个疤，而村干部的亲戚眼皮上没有疤，更符合革命军人的条件。

长大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这件事对他的伤害之深。他一腔热血，表现积极，渴望加入革命队伍，从此海阔天空，远走高飞，可是，我们家无法为他提供打通外面世界的门路与关系，他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但是他不服从命运安排。他继续寻找机会。恢复高考尽管也是机会，我想他并未真正动心。这个机会太好了，他有点不敢动这个念头，他深知这不可能和自己有关系，况且自己文化课也没好好学。

几天之后，他突然很激动地回家给父母报告消息，说人家都传开了，县城考场全乱了，没真事了，都在作弊，一个人在里面考，一帮人在外面做题，考生趁上厕所之机把答案带进去，听说有人告了。

大哥也带来一些消息，说调查组正在查，那几个考场的试卷全部作废，需要重考。

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留心高考的事：不是因为高考与我有关，而是我们县的高考出大事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