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评述丨王贤彬：重点产业政策刺激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了吗？——来自五年规划与上市公司的证据
评述：
重点产业政策刺激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了吗？——来自五年规划与上市公司的证据
原文信息：
王贤彬,谢倩文.重点产业政策刺激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了吗？——来自五年规划与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科学,2021(01):57-68.
评述人：
肖玉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研究生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但是，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产能过剩和技术水平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如何推动实体经济实现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随着实体制造业利润的下滑以及金融和房地产投资行业利润的上升，实体产业出现“脱实向虚”的情形。
实体经济是国家竞争力之本，是强国之根基。如何推动实体制造业“脱虚向实”是经济学者和国家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房地产行业利润高涨而制造业产业升级困难的背景下，产业政策作为我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房地产投资水平是十分有必要的。
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央政府“五年规划”中支持鼓励产业规划的信息，采用2006—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房地产投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该文章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重点产业政策刺激了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与对照组相比，重点产业政策这一冲击导致实验组企业的房地产投资水平显著提高约2.7%。
第二，重点产业政策冲击对实验组企业房地产投资水平具有企业所有制和规模大小的差异性。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企业受重点产业政策影响相对更大。
第三，重点产业政策能够通过银行信贷、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机制促进重点鼓励行业企业的房地产投资水平，其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最大，税收优惠次之，银行信贷的中介效应最小。
这表明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该文章突破了现有文献在重点产业政策和房地产投资行为领域研究视角的不足。
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单独考察重点产业政策或者房地产投资行为，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信贷资源或者补贴。
但是，较少有文献将重点产业政策、信贷税收与补贴和房地产投资行为三者结合起来考察。
该文章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考察，有助于理解重点产业政策是否使得要素资源配置偏离政策设计初衷，导致了非预期的经济后果。
另一方面，该文章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
一是相比不属于重点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属于重点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可能更多地进行房地产投资，即重点产业政策刺激了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行业。
二是重点产业政策会通过银行信贷机制、税收机制和政府补贴机制将更多的资源引导到属于重点产业的企业，使受扶持企业产生房地产投资倾向，改变企业资源配置进而显著地提高房地产投资水平。
从实证创新的角度来看，该文章分析重点产业政策是否刺激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不仅采用了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和检验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房地产投资水平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还进一步实证研究了信贷市场上存在的企业“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对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的影响。
首先，该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房地产投资的因果效应。
实证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重点鼓励行业企业的房地产投资水平。
为了确保双重差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该文章进一步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分析重点产业政策的政策效果，并通过将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剔除可能影响统计结果的样本后分别重新进行回归，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其次，在验证重点产业政策的企业房地产投资效应的基础上，该文章从企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两个维度考察效应的异质性。
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冲击导致处理组企业房地产投资水平相对于对照组企业而言显著上升，特别是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这一影响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更为明显；相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重点产业政策对规模较大的企业房地产投资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
最后，该文章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模型对重点产业政策刺激制造业上市企业投资房地产的三种机制进行检验分析。
结果发现：重点产业政策的确发挥了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分别通过银行信贷、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三个渠道刺激制造业上市企业投资房地产，其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大，税收优惠次之，银行信贷的中介效应最小。
从政策建议创新角度来看，该文章基于研究结论以及制造业企业发展现状，提出了三条切实可行的措施。
第一，政府在制定重点产业政策时，应当充分引导重点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创新，提高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强调企业应当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
第二，在具体落实重点产业政策时，应当关注该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经营行为和战略决策的影响，既要充分发挥银行信贷、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的中介作用，也要强化和完善资金流向的监管措施，防范资金从实体经济中脱离，盲目向房地产行业扩张，影响制造业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三，政府应当积极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减少直接干预手段，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政府应尽量避免过度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减轻融资市场上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着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消除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在信贷、税收和补贴方面的劣势。
纵观全文，相较于已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该文章研究的特色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该文章将重点产业政策、信贷税收与补贴和房地产投资行为三者结合进行整体考察，有助于更为全面系统的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影响和传导机制，从而丰富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推动产业政策朝有益于制造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该文章不仅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和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水平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企业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两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考察重点产业政策对不同企业房地产投资水平的影响。
该文章得出的研究结果对重点产业政策的评估与制定以及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推进，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该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重点产业政策影响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水平的机制进行了检验，但是文章对于银行信贷、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这三种渠道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因此笔者认为该文章仍有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