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曾说过：「如果你够幸运，在年轻时待过巴黎，那麽巴黎将永远跟随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飨宴。」蒋勋说，现在懂得这句话了。
73岁的蒋勋散发着智慧与温润，回首近半个世纪前、自己25岁时的狂狷年代，彷彿梦一般，那是「流浪、反体制，追求一个说不清楚的自己」。
那是1972年的10月，蒋勋在松山机场告别哭得像生离死别的父母，经香港转印度航空到德里，再飞伦敦转巴黎。那个年代的辛苦旅程，漫长的40小时，青年蒋勋到了巴黎，从而影响了一生。海明威曾说过：「如果你够幸运，在年轻时待过巴黎，那麽巴黎将永远跟随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飨宴。」蒋勳说，现在懂得这句话了。刚落地的蒋勋婉谢接机同学说先休息的建议，直奔艾菲尔铁塔，在黄昏时拾级而上，一面爬楼梯一面喘大气。看到脚下的巴黎一直在变、塞纳河愈来愈远，初来乍到的巴黎新鲜人愈来愈兴奋，到了顶端，彷彿对著19岁时也在巴黎的毕卡索，蒋勋说：「巴黎，我来了。」「那是25岁才会做的事，现在觉得好疯狂，可是真是开心。」蒋勋常常跟朋友说，一生一定要走一次上埃菲尔铁塔，走的，不是搭电梯，因为这个城市太特别。巴黎美，但蒋勋认为不只是建筑或人美，还有一种「自由」，尤其对那个年代从台湾出去的孩子冲击更大。他记得，当他打开行李箱，发现父亲替他准备了60把牙刷，妈妈则把各色缝衣线捲在纸上，教他如何补破衣。走过战乱年代的父母，担心著远行的儿子。而年轻的蒋勋走进巴黎，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嬉皮后期的年代，所有年轻人自在做自己。他忽然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想在塞纳河边睡一个晚上就去睡，或者像他的同学那样，在歌剧院的楼梯上醉倒了，早上揣着好多法郎醒来，估计是潦倒形状招来的施舍。蒋勋说：「这些事情，25岁不做，以后也不会去做了。真的就是25岁，因为那时的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掉。」巴黎从1968年开始常有学生运动，蒋勋1972年在那里上课时，还常听到爆炸声，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他原本向往巴黎艺术学院那些古典的希腊雕刻与建筑，一见却吓一大跳，每座雕像上都被红油漆喷上「révolution」（革命），打破了他对巴黎古典美的所有想像，但是后来的他，很感谢那时候。蒋勋回忆，当时的「革命」，是带有「推翻一切」的意义，颠覆所有权威，没人在意读书、考试或学位。年轻人都在流浪，在街边抽大麻、喝酒，满街都是韩波（ArthurRimbaud）的照片，那个17、8岁写诗名动巴黎的诗人，名句「Lavieestd'ailleurs」后来成为米兰昆德拉小说名字「生活在他方」。这个标语至今在巴黎街头还常得见。蒋勋说，「Lavieestd'ailleurs」指的是「生活还有其他样貌」，人可以有别的方式活着。巴黎这样的反叛精神，从19世纪末的叛逆、波特莱尔的叛逆、韩波的叛逆、高更的叛逆，累积下来，是值得反省跟思考的东西。蒋勋说：「我到今天，身上还都带着这个，所以我感谢我的25岁，因为在巴黎。」
1974年在巴黎圣母院/蒋勋提供
巴黎美，但蒋勋认为不只是建筑或人美，还有一种「自由」，尤其对那个年代从台湾出去的孩子冲击更大。
在张扬着革命热血气息的巴黎，来自台湾的乖乖牌还有所顾虑，不太敢走出去。于是老师不同意了，来巴黎半年，怎么可以不出去走走？这位老师从巴黎开了一天一夜的车，将蒋勋载到了瑞士边界放下。那里有许多年轻人在路边举着大拇指搭便车。老师说：「你要写米开朗基罗，你怎么可以不在25岁时，在他的雕像前面痛哭失声？如果没有这种感觉，你不要写米开朗基罗。」蒋勋听到了，他真的自己去到了佛罗伦斯，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前、四件奴隶雕像前，痛哭失声。当他在雕像前流泪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拍拍他说：「我年轻时候也做过这件事。」蒋勋发现，这就是他的快乐，是巴黎，让他敢于走出去。那时的他，像许多穷学生穷旅行一样，一点点现款要塞来塞去，与一群人住在青年旅舍大通铺里。看著日本人脱裤脱鞋找藏到不知去向的现钞、和志同道和的朋友同行一段，「人生是一个很长的旅途，其中一段会有人陪你走其中的一段，他们跟你分担路上的孤独、忧伤，也分享某些快乐。」蒋勋记得在那第一次的搭便车经验里，老师其实躲在一旁，看着这羞涩胆怯的台湾学生，拦下一部车就立刻钻了进去。而蒋勋也的确不择对象地搭到一名酒鬼的车，却又成了一段特别的回忆。那是一位在瑞士工作的威尼斯人，周末开车返家，一路醉醺醺地为第一次载到的东方人，说着汉尼拔大将、拿破仑的故事，背景是超大声量的歌剧。酒鬼和东方学生，在酒气与歌剧声中交流，司机兴起，主动提议带著蒋勋到威尼斯，可是米兰就要到了，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在等着朝圣者。蒋勋在交流道下车，哼着「离家五百里」，翻着地图找最近的青年旅社。「忽然觉得自己胆子好壮，就是真的走出去了，以前所有的恐惧、爸妈讲的那些危险，原本都在脑海里面，但一旦走出去，就不怕了。」蒋勋在义大利待了一个月，从米兰、威尼斯，到帕都瓦去看乔托的画，到佛罗伦斯、再到圣方济的家乡阿西西、那不勒斯。那次之后，蒋勋没事就站在交流道搭便车，别人身上挂的都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有他写「N'importeou」（哪裡都可以）。外国人很好奇，蒋勋就说了柳永的故事：「今宵酒醒何处？」如青春之一去不复返，蒋勋后来重回巴黎，感觉也不再相同，艺术学院变得好干净，每座雕像都洗的干干净净，黑黑的圣母院也亮丽了，一切都优雅起来。「我在想，我是不是很幸运，是在72年到76年在巴黎，那个年代的城市是那样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也带着那样的记忆回来。」现在再回巴黎，他还是像当年那样，买一瓶红酒，穿著夹脚拖，就跑到塞纳河旁边，枕着一本诗集、或许睡一个晚上。那些荒唐的25岁、反体制的革命年代，是蒋勋经历过的巴黎。有人问他，为什么老要回巴黎？蒋勋说：「我不是回巴黎，我是回到我的25岁，我有一个一直握在手里的金币，还掉在街角，我想去找回来。」
嬉皮与革命的年代不再，现在的25岁年轻人，可以带着「金币」到哪里呢？蒋勋说，现在的年轻人很有主见，很知道要做什么，「如果不知道，那也就算了。何必要救一个25岁还要爸妈在旁边嘀嘀叨叨的人？」
所以，年轻人，试着自己走出去，否则蒋勋会说：「爸爸妈妈在旁边的25岁，不叫25岁，你根本已经死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