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显意识的同构性（连载五十八）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的种群内部和谐能力弱于动物的内在原因，一在没有天敌的威胁，二在人性先天利己的小我与利他的大我之间的冲突的难以调和，但又不是不可调和。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对于原因一，可以用物种灭亡的必然性代替；对于原因二，可以用终极可知论的建构予以终极调和，因为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可知论不但能让人实现圣人不仁的至善性淡定，还能让人类集体以极端高效的科学研究在终极物理自由框架内研究人的物种灭亡危机。

如果承认人的内在小我与大我冲突能够调和的是可知论，不承认能够调和的是不可知论，比较之下，不可知论极具显而易见的消极性，既如此，那么旧可知论为什么总是不能说服不可知论呢？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表面上是差异化的本体论起点导致在语境上互不相容的自说自话，实际却是逻辑的非终极辩证认知使然，因此只要具备基本的终极辩证能力，再繁复的本体论冲突也能迅速得到终极调和，因为人所自主建构的知识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决定，无限指向终极理性的知识体系最终只能接纳一个本体论，但受制于局部辩证的形式逻辑束缚，西方哲学史至今仍在众多本体论冲突中莫衷一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判定，西方文明只是下意识地建构了本体论命题，却从不真知于本体和本体论，因此基于动名词结构建立了爱智慧的哲学概念，却不知如何定义哲学，因为定义哲学需要语言，但作为语言的本体的逻辑与哲学所研究的本体具有同构性。

自此，如此您的理性认知能力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就不难发现和理解，以逻辑认知展开的辩证思维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差别，就是人的认知的集体逻辑天花板，突破了，便有人的终极思想自由，突破不了，就只能继续惯性知行合一于低层次的知行不一人生。

这样再看非终极文明条件下的人，客观上先天具备内涵于自我意识的终极理性发挥能力，于是在发挥终极理性的终极方法论没建构清楚之前，面对相对局限的资源，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基于共同生产生活的一致性，在主观能动性不能穷尽发挥于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的哲学的开放性封闭之前，因为非终极方法论的先天狭隘，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与人之间只能整体活在互利与互害的一致性当中，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思想不但在整体层面直接等于广义哲学，而且作为行动先导的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就是狭义哲学，因为狭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都同时构成广义方法论。

正因为能常识化解析这其中既有归纳和演绎在方法论框架内的同构性，又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在方法论框架内的同构性，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虽然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存在，但是在自我意识所内涵的主观能动性被终极挖掘出来之前，人的文明只能继续处在非终极理性的尴尬状态，这是一种显意识理性控制不了潜意识理性的下意识焦灼状态，与生物种群繁衍的潜在理性相关，因而如何建构终极理性，是个与终极调和个体生命与集体生命之间冲突的哲学问题，只能靠与终极自律相关的终极哲学理论创新来解决，只有常识化发现潜意识与显意识同构于下意识，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正因为能常识化洞见人的终极自律心理机制的建立以终极方法论的常识化建构为标准，而终极方法论的常识化建构又具体指向通过主观能动性的终极发挥封闭哲学的开放性，所以通过终极本体论终极明晰人的主观能动性运作机理，既是建构终极认识论的前提，又是建构终极方法论的前提，所以在不能自主建构与人之初这个前提批判终点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之前，任何看似高明的专业哲学都必然身处卖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明而不自知，因为终极本体论的常识化建构，既需要通过终极归纳能力在语言层面进行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本体命题创新，又需要通过终极演绎能力将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非终极本体命题基于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进行拆分，然后才能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进一步诱变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

在此之前，思想家群体不但无视了人自身显而易见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方式，而且西方哲学还直接用主观和客观偷换了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定义，所以当逻辑思辨相对精准的西方文明语境缺乏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命题时，具有准终极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就被异化为基础性的认识论命题，从而不但与常识化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失之交臂，而且不能以准确的逻辑基点建构终极本体论，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非终极存在的人都只能集体浪费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惯性终极自圆其说不能，从而为政治与宗教的不合理存在继续提供畸形的文化温床。

从本体论的角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中华文明相对史上最成熟，因为我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本体论，但通过中国传统普及性开蒙读本《三字经》首句的“人之初性本善”来看，这意味着作为与哲学史异名同出的中国思想史在源头认知上比西方哲学界从来更准确，因为西方哲学史一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断章取义地开启，所以仅一个概念体系缺乏因果一致性的突兀建构就把思辨能力不足的人整体排斥在外。

更为尴尬的是，那些思辨力极强的人也一直把理论创新建构在冗余概念的反复堆叠上，但也正因为对于关于思考的人来说没有可以浪费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通过这样不经意的学习对象的下意识精选，恰是通过西方文明最终诱变现代科技暴发的智力前提，因为盲目依赖形式逻辑，所以缺乏类似中国传统文化绝对辩证自觉的西方哲学相对缺少宏观归纳的形而上学能力，因此相对形而下学特征明显的西方哲学最终诱变了现代科学就有了全部的历史必然性。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建构了相对精准的局部辩证能力的西方文明一贯沉浸于政教合一的社会氛围当中，保守的宗教势力对人的思想的强大控制力严重扭曲了西方文明的哲学语境，因此只有当通过十字军东征一样的野蛮侵略获得民族存在感的时候，也就是曾经强大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同步走向保守的时候，西方文明才有了人化的理论自觉，于是文艺复兴适时出现。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文明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社会，而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文明，所以即便今天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由于宗教与政治之间仍有内在的伦理依赖，所以本质上的文化保守决定了政治层面保守依旧，因此才会有世界性意识形态冲突，因此现代科技文明缺乏主动解决全人类的主动性。

这样的西方文明，在占据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之后，可以有效压制同为政教合一体制的伊斯兰文明，却注定对一贯擅长辩证思维的中华文明没有实质办法，因为一个善于辩证的民族在遇见有开创性的思想的时候，总是能基于思想的一致性找到曾经不同的思想之间的同构性，于是便有了中华文明在屈辱中迅速走向复兴的近现代中华发展史，也就是现在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之间的融合史，而我不过是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之后，把融合的方向重新调整为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于是便有了哲学常识化转向命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