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续）

那个年三十晚上，我在大队支部书记家里吃醉了。

吃醉的原因很简单，上海学来的规矩，到外面不适用，不够“社会”。

从小爷娘教育，到人家屋里去吃酒，只能一口一口渳，“嘴唇皮碰一碰”；到最后大家要吃饭了，则一口头，门前清。该客气的地方客气，该爽气的地方爽气。

不过，那时家里吃的都是黄酒，顶多五加皮、绿豆烧，基本没有高度白酒。

乃末好。老表那夜帮我倒的是自制土烧，虽然自家屋里做酒，狠难做到60度，貌50度是有的。

而且，大队书记家里并无酒杯，直接用大碗。

主人好客，一记头倒满，就是半斤。

而且我一直是渳，到最后还有四两多。

我哪里料到，老表家本来菜也不多，年夜饭是吃不长的。

一旦一大碗肉夯光，只剩小鱼和蔬菜时，主人就连呼添饭添饭，那就是要门前清啊。

断命我又要面子，死守上海规矩，只好一口头拿剩下来的土烧统统喝掉。

还记得瞬间就上头，人几乎站不起来。

别人来扶我，我当然要推开。

我挣扎着挜了几口饭，还是不行，只好告歉离席，在躺椅上隑一歇。

还好，毕竟只有二十出头，还是扛住了，既没“开架橱门”，更没“钻台底下”，喝了几口茶，我居然站起来了。

我听得见，也看得见，周围的同村年轻人都一边笑一边指着我说我醉了。我就争辩说，我没醉。

他们说，何以证明你没有醉？

我说，我给你们讲故事，《南京大桥爆炸案》，没听过吧？老长了，要讲两三个钟头。只要我当中打一只“隔楞”，我就算醉。

于是，五六个人就真的跟着我回到我的宿舍，我就开始讲。记得后来人越围越多。

我也真是争气，两三个钟头就是一只隔楞也不打，连没有大舌头。

这样的奇迹，后来我居然还复制过一次。

那是1991年吧，我们一帮人跟着洪长兴老板马宗礼回安徽看羊肉基地，“打通关”大战当地人。

那夜“打通关”，不是简单地一对一轮过来，到后来都是对赌。

你说走一个，人家说要走走两个，你就得走两个。如果你说走四个，想吓吓他，他应承了，那就是走四个。

反正有人帮我在旁边数数，他说，那夜，我走了48个。三钱杯，不带洒，不带吐在手巾里，也不少啊。

那一夜，算跟我同去的朋友倒霉，因为我为了证明自己没醉，硬要给他们讲故事！不许他们睡觉。这是后话了。

说回“就地过年”。

第二次在江西“就地过年”，已经是1976年了。那时，我已经混到公社（即今乡政府）里了。岗位是在广播站，主要工作与广播无关，是跟着公社领导写写弄弄。

那一年，因为工作需要。因为那年春节晚，开了年县里就要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春耕动员大会，公社需要我帮着准备各种材料。

所以，今年，我已经听说有两位朋友年前在忙着准备年后的会议，我是非常能理解的。虽然因此年前约不起来了。

我在公社是吃食堂的。

但初一初二初三国定假不开伙仓，于是，我这个外乡人再次被安排“吃派饭”。

老规矩，初一是书记，初二是办公室主任，初三是会计。

公社毕竟在镇上，生活节奏与山区农村还是略有不同。

吃顿饭没那么隆重了，菜式也并不更好，哪怕是年里的饭。

更重要的是，公社也算机关，机关作风就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虚实实，假痴假敱。

虽说是上下级，天天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有道是“与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所以，吃起来基本上就是“三下五除二”，说散就散。

其实，除了会计是本地人，书记和主任也是外乡人。书记好像是县城人，主任则来自萍乡。

为了同样的原因，其实他们也是“就地过年”。而他们，还要照顾好像我这样的外乡人“就地过年”。

那一年，我完全没有心事讲故事了。

插队插到第八年头上，依然无法离开山区。混在公社，虽比在生产队好些，也非久留之地。

所以，我又想要“动机不纯”地利用这一次“就地过年”。

趁着筹备会议，来来回回跑县城的机会，再加上我历年在公社小分队（文艺宣传队）的表现，我终于被县里管宣传的翟书记看中，答应我年后开完那个四级干部大会，就留在县城，在县剧团当一名编剧。

值得一提的是，县剧团为我开出的月薪是33元。我在公社每月只拿24元。一下子增长了将近40%。

而且，那年头，县剧团也有创作假，周团长答应我每年可以在庐山上呆一个月来写剧本，费用全部报销。

可惜，这样的美差，我也只干了半年。

那一年，知青大回城已悄然成风，天天耳边都有谁谁可以回上海了的消息，让人心神不定。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我的好朋友小宋反复写信规劝我的情景。

混成那样，我当然有点不舍得的。不过，我终于决定结束在那里可笑的奋斗，回上海，一切从头再来。

无论如何，“就地过年”总是出于无奈，千万不要常态化。

还有什么能好过在家过年呢。

今天是除夕，还是会有狠多人离开上海回家。有了高速和高铁，千把公里都在射程范围之内啊。

祝他们一路顺风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