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村庄

前不久我去了离城市约五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去那里住几天时间。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其实中国的农村才叫差不多一样呢。我写过一本书《生于六十年代》，看过的人都说写的是他们的农村经历。我去的那个村子周边都是山，介于高山和丘陵之间的那种，山上长满了各种杂树，有松树、杉树，还有老家也有的茶树、漆树、油桐树，小块的水田就在山包夹着的叫“冲”的地方，说开阔不开阔，说封闭不封闭。许多簇新的房屋杂乱无章地坐落在从半山到山脚的坡上，因形就势，什么朝向都有，不像城市里的建筑普遍都坐北朝南，其实南方山区的房子差不多都这样，远不像北方农村那么四平八稳，讲规矩，有“文化”，而且大部分房屋的墙面都没有装饰，甚至也不粉刷一下，像一个人不肯梳头洗脸。我不知道为什么公认最讲面子的中国人，允许自己的住宅这样“不修边幅”地示人。我和一位同伴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可能是没钱。我觉得这些屋子每幢造价几十万元，钱可能是个问题，但显然不是主要的问题。过去建房子不是这样的，一些村子遗存的那些上百年、几百年的巍然老屋，它们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即使梁朽顶陷，斑驳陆离，工艺都很讲究，显得格局庄严，气象不凡，有一种“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架势。在我所住的东家下面，就有一幢遗弃的老屋，建于八十年前，杂草丛生，还能看到墙壁砌得严丝合缝，整齐光滑；而旁边的一幢新房子，根本不抹砖缝，墙面像一个粗枝大叶的母亲给孩子喂饭的脸，灰浆抹得到处都是，要多脏有多脏，有的砖洞直接就填满。一些四五层的水泥楼房，一副金碧辉煌的土豪相，却到处是败笔。

（八十年前建的老房子与新房子的距离，绝对不止这一条巷子的跨度。文明并不总在前面，它可能丢失在前行的路上）

唯一留下的传统，可能是许多屋子的门前屋后都种有树。我认出有龙眼树、番桃树、柚子树、梅子树、李子树、柿子树，还有一些高杆芭蕉，结着像火箭筒的芭蕉花。农村建房子种树并不是因为农民讲究什么“意境”，而是为了“意头”。在他们眼里，造大屋就像种一棵树，希望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像树木一样枝繁叶茂。“桃树向门，荫庇后昆；门前有槐，富贵生财”，如果一幢新房子周围没有种树，就像一个人脸上缺了鼻子耳朵一样。“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末”，“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这些树早已不是一棵树，而是一面面乡愁的旗子，在房前屋后猎猎飘扬，成为游子记忆中关于故土印象最深的特写。

除了果树，我还看到一些屋子前后有茂密的竹林。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现在不缺肉了，但种竹大概不是为了脱俗，而是它除了能庇荫，还可以护坡。我看到竹根里扔着各种垃圾，破衣服、竹笠、纸箱、塑料袋、木头、啤酒瓶……竹子仿佛成了“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不过这种现象似乎由来己久，还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校门前面也有一片竹林，每天早上做过广播体操后，大家像打开水闸一样，涌到竹林旁“放水”，一个个像小公鸡一样的男生，不动声色地比赛谁能把尿“泚”得更远。那片竹子因为有机肥充足，长得特别茂盛。

在一些房屋的周边，都有一小畦菜地，种着蕹菜、苦麦菜、番茄、苦瓜、南瓜和豆角，还有一些像是辣椒。城里的屋边种花，村里的屋边种菜，城里人讲“形而上”的精神享受，村里人满足“形而下”的物质欲望，这也是城乡差别的一种吧。既种菜又种花的不是洗脚上田进了城的“泥腿子”，就是下乡来的城里人。呼啦啦像大火燎原的城镇化，弄得人们成了悬在城乡之间找不着北的“蜘蛛人”，既贪婪城市的物质富裕、生活便捷，又羡慕农村的空气清新，远避喧嚣。每个人都成了“生活在别处”。

我看到村子中间有口池塘，水质“果不其然”地有些浑浊。因为那是一潭死水，而且塘边还有一些猪圈。一串牵牛花从猪圈的棚顶垂下来，倒映在水里，有几只鸭子在塘里游动，留下一条水线，要是拍一张照片，一定会像王朔那部小说的名字一样，《看上去很美》，甚至应得上苏东坡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所以说“有图有真相”有时根本就是瞎扯。

距离池塘不远，就是一片水田，播下去的秧苗刚刚返青。这时候的水田总是给人缱绻不已的感觉，浅水浸着秧苗，照影如镜，令人想起农人黄昏时荷锄放水的情形，这时候的秧田里一定是菩萨鱼、饭碗虫、螃蟹、泥鳅和黄鳝最多的时候。田里的秧苗横看竖看都不成行。我猜它们一定是抛秧的。现在已经没有人插秧了。过去生产队里谁干农活不弯腰会被当作“二流子”，现在人人都成为“二流子”了。农民形容“二流子”，说他们“干活见人，吃饭不见人”。要是听到有人这样说你，千万不要认为是夸奖。“干活见人”，是说你插秧、割禾、锄草时总是直起腰，东张西望，偷工减料；“吃饭不见人”，是因为你吃饭时你总是在“埋头”大吃。人们现在不插秧了，都直着腰站在田埂上，把秧苗像泥巴一样乱扔一气。相信再过几年，有人读到“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这样的诗句，一定会不知所云。没有了插秧耘田，农业没有了很多诗意。

按理现在正是耘田的时候，但田里只有蓝天白云的倒影，看不到一个人影。小时候耘田的情形我印象最深。“当东方露出一抹鱼肚白”——这是我们的小学作文里最常用的句子。大人们拄着拐杖下到田里，他们三三两两，从水田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走回来，把禾根踩实。这是最有诗意的散步，城里人散步为了健康，农人散步则为了丰收。他们在“散步”的同时不时把长出的野稗拔掉。那些野稗总是长得比秧苗高，就像坏人总是活得比好人惬意一样。不过不用担心，他们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就像这些野稗一样被拔掉。女人把耘田这种不用弯腰的劳动变成一种农事游戏，人像圆规一样，绕着手里的拐杖，两只脚东一拨，西一拨，嘴里嘻嘻哈哈，说着东家长西家短，包括带颜色的各种八卦，“田野里荡漾着农民幸福的笑声”——反正我记得作文里就是这样写的，至于那时候幸福不幸福只有天知道。

（草丛中的雄鸡）

到村子的第一天，吃过晚饭我像在城里一样，沿着一条村道去走路。走路的时候我看到几个村民，也“无所事事”地闲逛。如果说为走路而走路是一种“城市病”，现在也传染到农村了。在农村走路风景自然不错，空气清新，能听到蛙叫虫鸣，只是看上去有些“不务正业”的样子。让我很不爽的是，没走多久，就听到嗡嗡的“雷声”，大概有一万只蚊子在我的脑袋上盘旋着，像一块黑布遮在我头顶，我举起手随便一拍，阿弥陀佛，两个巴掌顿时“尸横满野”，但蚊子们视死如归，很快就聚拢来。我一边不停地挥手在脑袋上拍着，一边急急走着，那种情形在别人眼里，可能以为我在练一种什么气功。

我看到路边有几垄地。我一眼就认出地里种的是花生，刚从土里拱出两三片嫩芽。这些花生躲过一劫了，不用再担心被老鼠偷吃了。我大约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祖母上山种花生，祖母挖开坎，我把一颗小小的花生粒放到坎里，祖母再盖上土，然后浇上一勺粪水。我日里夜里盼着它们从土里拱出来。有一天放学后绕到山上，看到只有很少的坎长出了芽。我忍不住扒开一个空坎，花生粒早已无影无踪。祖母说它们一定被老鼠吃掉了，她叹息道：“要是买一点六六六粉拌过再种就好了。”

我在村道上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散步，闻到一股臭味，而且越来越臭，差不多要把人臭死了。我憋着一口气，三步并作两步，终于活着闯过了这个“毒气阵”。臭气是路边坡上一个猪场散发出来的，有两条大白狗站在猪场的石阶上，怒气冲冲地对我汪汪直叫。不是说狗鼻子最灵敏吗？它们怎么一点也不怕臭呢？我差点忘了狗本来就是吃屎的。它们为什么冲我叫得这么凶呢？是担心我偷猪吗？我像是偷猪的人吗？真是两条笨狗。虽然狗叫得很凶，但我还是坦然地走过去。有一句话说：会叫的狗不咬人。当然也不绝对，世界上的事总是有例外的，有的狗叫得很响亮，咬起人来一点也不含糊，许多情形你只能按照大概率来作选择。过了猪场不久，路两旁大片的野菊花开得十分繁茂，斑斑点点，像一张铺在地上看不到头的碎花毯子。野菊花知道人们并不留意它，它们自顾自地开着，它们才不理会人们看不看呢。它们又不是演员，演员才需要观众。世界上像这么任性的花真不多。

我到的这个村子几乎家家都养有桑蚕。那些蚕虫身体细长，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不同，那时候养的蚕虫又短又圆，像一粒粒五四手枪子弹。说到子弹，村里有人把那些红色的蚕蛹叫做“子弹”，据说吃了有特殊的滋补作用，但有人受不了会流鼻血。村里有一个人非常喜欢吃蚕蛹，喝白粥也要炒一碟蚕蛹。我不知道他充这么多“子弹”要去射击谁。进村子第四天我跟着房东夫妇去采桑叶，翻过一道山梁，走下去过了一条冲，再爬上坡顶，有一个灰砂地坪，一看就是过去生产队的晒谷场。这个废弃的晒谷场杂草丛生，晒着很多大头菜。

大头菜和榄角一样，是我记忆中最好的美味。小时候家里也种大头菜。大头菜的叶茎小小的，菜根却又粗又大，每一株都像一颗埋在地里的地雷。古人说“嚼得菜根，百事可为”指的就是它。还有一本书叫《菜根谭》，专讲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好察非明，能察而不察之谓明；必胜非勇，能胜而不胜之谓勇”、“为恶而畏人知，恶中犹有善路；为善而急人知，善处即是恶根”、“炎凉之态，富贵更甚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等等等等，都出自那本书，像一个世事洞明的老人絮絮叨叨。中国这样的书如恒河沙数，需要的人不愿读，或者读不懂；到了能读懂时，已经不需要了，生活的磕磕碰碰早己让你成为“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哲学家。好在做大头菜不需要这么多学问。把大头菜拔回来，连着叶茎用大锅煮熟，再把块根切开晾晒，然后放很多生盐，闷在缸里腌，要是没腌够时间，它像芥末一样辛辣。

（路边的豆角）

我还是说采桑叶的事吧。房东家的桑地就在晒谷场旁边，长得非常繁茂，每一张叶子比我的巴掌还大，当然可能比不过你的。采桑叶貌似很轻松，每一枝顶上留下几张，把下面的叶子捋下来，装到带来的蛇皮袋里。刚开始时，我觉得这活挺有诗意，甚至联想到古时候那个叫罗敷的美女采桑时被“富二代”调戏的情形；干到十分钟时，我觉得这活比插秧割禾轻松多了，只是蛇皮袋像无底洞一样怎么也装不满。干到半小时，我的衣服全湿了，像一层胶纸紧紧地裹在身上，两条胳膊又热又痒，可能是桑叶上有毛毛虫。我赶紧把外套穿起来。当然这样更热了，但我再也顾不得。古人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采桑叶胳膊不痒与凉快也不可兼得。

我们五个人大约摘了一个小时，终于装满了两个袋子。估计有七十来斤。房东说最多够蚕吃一天。他家才养了半张蚕。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蚕食”了，蚕食并不是吃得少，而是吃得快。“薄晚畏蚕饥，竞采春桑叶；寄语采桑伴，讶今春日短。”一条四龄或五龄的蚕吃起桑叶，跟手机游戏的贪食蛇一样，只进不出。难怪房东家六十多岁的女主人每天大清早就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下地采桑叶了。明代的高启写过一首《养蚕诗》，“三眠蚕起食叶多，陌头桑树空枝柯……新妇守箔女执筺，头发不梳一月忙”。三龄以后的蚕虫是“大胃王”，为了摘桑叶喂蚕，新娘忙得一个月头也不梳。“女为悦己者容”，古时候女人不梳头是非常失礼的事情，甚至成为被夫家休掉的理由，为了喂蚕却只好蓬头垢面，对于蚕妇来说，显然喂蚕与梳装打扮，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在村里那几天，每天上午到傍晚，我都看到一群老头坐在池塘边一间盖了半拉子的屋子里。我数了一下，有时八九位，最多时有十二位；路的另一边一间小卖店门口，也有几个老太太。他们从五六十岁到七八十岁不等，有的可能超过八十甚至九十了。人一过七十岁，就跟一截木头一样，老得看不出年龄了。那间屋子后面的窗眼对着池塘，如果诗意一点，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什么“湖”或“海”什么的，但这些老人可能没有这种诗意，因为湖边并没有依依的柳树，只有几棵高杆芭蕉。我走进去时，他们都坐在条凳上，像一排停在电线上的鸟，谁也不说话，他们好像从来都不说话，每天就这样坐着。苏东坡说，“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我听到时间像屋檐水一样，从他们身上叮咚叮咚地滴落。有两个老头分别坐在木头和砖头上，在地上自己划的一个棋盘下象棋。他们的棋艺很臭，比我还臭，明明一方的马已经踩着对方的车了，却不把它吃掉，而另一方的车也不逃，还在拱卒，他们好像不是在下棋，而是在玩小孩过家家，却下得滋滋有味。看到我观战，有几个老头也围了过来，下棋的两个人似乎下得更加认真，每一步都要用力地想半天。

（下棋的老人）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上街走一走，老人们像小学生争着回答老师一样，有人说“今天不是圩日”，有人说“明天才是圩日”，有人说“前两天刚刚去过了”，还有人说“走不动了”。我看得出，他们还是想上街的，要是走得动的话。我想起老家的一个笑话：有个女人嫌老公身上没有钱还经常趁圩入市，老公说我上街不是买东西，是去看人；老婆把煮潲水的铲子一扔：“难道我是鬼吗？”她显然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上街并不是为了去买东西，而是一种精神享受。人活在世上除了要吃、要睡，还要看、要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能像冬眠的青蛙一样闷在洞里，所以那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会戳中那么多人。村里人去不了远的地方，只能到圩场走走，它固然是做买卖的集市，也是满足精神生活的一个场所。

离开村子前一天，我到小卖店买一节电池，看到七八辆婚车络绎不断地开进来，车头和把手上都缀着彩带。这么大的阵仗，居然没有什么人围观。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现在成了“村场上办酒席，无人问津”，因为人们都外出打工了。我想起小时候，每逢村里有人结婚，都像农历七月十四或过年一样，一辆单车搭着新郎，一辆单车搭着新娘，后头跟着逶迤不断的一列单车，道路两旁总是围满了男女老少，如果光看脸上的表情，你分不清到底是谁结婚。我还记得老人叮嘱小孩看新娘时要站在高处，不然以后会被嫁到村里的“外人”欺负。现在的人一定不知道这种好笑的“规矩”了。时移世易，鸟枪换炮，新郎浩浩荡荡地用这么多汽车把新娘娶回来，只是为了光宗耀祖，向列祖列宗报告自己履行了延续香火的人生大事。那时候新娘出嫁 ，是嫁给了一块土地，嫁给那里的稻田、麦地、桑园、菜圃……她要在这块土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变成落叶化作泥土。现在的新娘是嫁给那块地里树上的一只鸟，他们只是停歇一会，就会远走高飞，到异地他乡生儿育女，开枝散叶。对于他们的下一代，父母留下模糊印记的故土，日益苍老凋零，不仅再也不是他们的家乡，甚至算不上他们的驿站。

远处婚礼的鞭炮响了起来，声音迟钝、浑沌，听起来像木板拍打在桌子上，噗噗作响。新郎新娘也许正在拜天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