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讲古之十）唐代的恶少曾吓得用火将文身烫掉
京都的恶少大多光头文身，文什么都有（“率髡而肤扎，备众物形状”），仗着驻军的庇护，强抢财物，寻衅闹事。京都的市长（“京兆尹”）薛元赏上奏第三天，命令里长暗地里抓了30多人，全部乱棍打死，将尸体丢到街上，吓得市民中有刺青的都用火将文身烫掉。（“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
有个在大宁坊打工叫张干的，左胳膊文着“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文着“死不怕阎罗王”；还有个叫王力奴的，花了五千贯钱叫人在他胸腹文着山水田园、草木鸟兽，精致得像上了色。他们都被抓起来打死了。
还有一个盗贼赵武建，身上文了160个野兽的脚印和喜鹊，右胳膊刺着一首诗：“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鹘捎。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
高陵县捉住文身者宋元素，全身文了71处，左臂文着：“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文着一只葫芦，上面有个人头，像木偶戏里的郭公。县吏问他什么意思，说是“葫芦精”。
——据《酉阳杂俎》
点评：文身的历史十分悠久，有个成语“祝发文身”，指的是古时候“夷狄之国”的“奇风异俗”。这种评价是有歧视色彩的，因为儒家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换个角度，不说“文身”，“夷狄之国”的人们把头发剪短（“祝发”），应该说更符合卫生习惯。我们现在不也是一两个月就“祝”一回发吗？
夷狄之国的人“文身”，应该与避邪、祈祷或部落图腾之类有关，“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蛇龙之患”，与后世的文身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古往今来，作为社会现象的文身，更热衷的大多为青少年。青少年由于荷尔蒙分泌以及好动和冲动的心理，喜欢用一些“另类”的行为，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文身作为一种既方便又张扬个性的选择，在文化上具有“非主流”与主流相悖、反抗秩序的意味。
在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作为家长，大多数人不喜欢自己的小孩文身，当然宽容度各有不同。大概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段班里的同学喜欢在手腕画手表，那时候很少人戴表。其实它也算是“准文身”，动机只是出于羡慕。而当我们受梁山好汉的感召，把名字写在额头上，玩“林冲刺配沧州”的游戏时，有个同学被父亲臭骂了一通，问他知不知道那是“旧社会的劳改犯”。显然，额头刺字在家长那里是一种“忌讳”。
唐代文身十分风行，当时的“技术水平”已经跟现在不相上下。《酉阳杂俎》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在荆州市有人做文身生意，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用针一针一针扎出来，而是用一簇针做成的印，入肉三分“盖”在皮肤上，再把石墨刷在上头，“蟾蝎鸟兽，随人所欲”，伤口愈合后就能成为永久的文身。
作为“非主流”的文身，却折射出唐朝诗歌繁荣的主流文化。《酉阳杂俎》记载一个“白居易粉丝”的故事：一个名叫葛清的诗歌爱好者，从脖子以下身上刺满了白居易的诗，共30多首，“图文并茂”，比如在“不是花中偏爱菊”旁，刺着一个人在菊花丛端着酒杯。葛清可不是为了装13，因为背部哪首诗在什么位置，他反手一指毫无偏差。
想象一下，这位“葛先生”招摇过市，简直就是一本长了腿的《白居易诗选》。也许这才叫“死忠粉”、“铁粉”。前头两个故事中，被抓住杖杀的强盗赵武建，以及高陵县的宋元素，他们身上既不“文”龙也不“文”虎，却不约而同“文”上诗歌。赵武建的诗有感而发，用生动形象的手法描写自己的身世：像野鸡在滩头栖息，每天都被猎隼围捕，受惊躲到水里，才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命。这样的雅贼，要是换了我将他捉住，一定舍不得打板子，起码打之前要与他先切磋一下诗艺。
文身涉及各色人等，可以说有多少种文字或图案，就有多少种动机。不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我欣赏型”，当事人出于好奇或好玩，借文身表达心愿、理想；其中有些人缘于个人的遭遇，为了铭记某段经历和爱情，包括像岳飞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自己的身体当成画板或记事本，都是自己的事。
另一类则复杂得多，笼而统之可以称为“招摇过市”型，出于炫耀的目的。或者炫耀自己的“另类”，或者炫耀自己勇敢，毕竟在身上动刀子不是谁都敢做的事；抑或者炫耀自己雄强有力，千万别惹我。而这也是文身者常常被视为不法之徒的缘故。
作为社会管理的对象，唐朝与文身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前头所说的薛元赏上书皇帝，密捕“光头文身党”，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年—846年），而在这之前的唐文宗太和年间（827年——835年），杨虞卿当“首都市长”时，就开展过同样的专项行动。当时有一个家伙自称“三王子”，力大无穷，全身纹得斑斓可怖（“遍身图刺，体无完肤”），他先后犯过四次死罪，都在军营中躲过，再次犯事时，杨虞卿派了500人才将他抓获，关上门乱棍打死，判决书上写着四句话：
錾刺四肢，
口称王子，
何须讯问，
便合当罪。
事实上，三王子也好，被薛元赏杖杀的京都恶少，以及大宁坊的“力者”张干、盗贼赵武建也好，他们的确都是寻衅滋事、欺行霸市之徒。
老虎让人害怕，老虎不知道；人让人害怕，什么目的昭然若揭，明显涉嫌破坏社会秩序。因此，薛元赏将文身者当作不法之徒给予打击，从社会管理角度有其逻辑的合理性。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虽然喝酒的未必都是酒鬼，但要找酒鬼，自然要从喝酒者中间找。当然，如果能把那些偶尔喝一两杯，或者纯粹为了袪风去湿、壮阳补肾而喝酒的人区别开来，是最好不过的事，但那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官治”而非“法治”时代，似也不好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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