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年何以惶惶不可终日

曾国藩32岁时给自己立下规矩，每日必做14项“功课”，包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一本书没看完，不看其他书）、读史、谨言、作（写）字……等等，其中有一条“写日记”，用楷书将每日的过失（身过、心过、口过）都记下来，“终身不间断”。

曾国藩说到做到，真的就记了一辈子日记。许多人有记日记的习惯。季羡林认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他把“人前难以说出口的话”写进了日记里，晚年出版《清华园日记》时，他决定一句也不删，称自己“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让我们有幸读到了诸如“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这样的性情之语——其实还有更出格的，我不好意思引录。

曾国藩显然不这样想，他写日记似乎就是为了做“圣人”。除了记事，更多的借事发感想，甚至称自己“卑鄙、下流、禽兽”，不怕诛心，只求诚实。他的日记不光自己看，还抄录给朋友传阅批注。日记成为这位清朝重臣“立德立功立言”的重要注脚。

曾国藩记自己的读书心得、待人处事的个人心得，平日行藏举止哪些不合圣人要求就自责自省。而从打败太平军，回任两江总督（中间补授大学士），直到去世之前，曾氏日记看不到丝毫定鼎江山的志满意得，相反充斥着“愧悔、惶恐”一类词语：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乙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忽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乙巳八月）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庚午十二月）

在他去世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这种自咎自罪的心理愈发严重。当年正月29日的日记他称自己“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安人间，惭悚何极”。

而第二天的日记，又说自己“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事，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老大徒伤，不胜悚怕惭赧”。

不只是日记，家书也一样。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满纸衰颓之气流露无遗：

“兄自患目疾，肝郁日甚。署中应治之事，无一能细心推求。居官，则为溺职之员；不仕，又无善退之法，恐日趋日下，徒为有识者所指摘耳。”

“精神亦极衰惫，会客坐谈，即已渴睡成寐，核稿时，亦或睡去，实属有玷此官。”

“年老记性愈坏，精力益散，于文武贤否，官民利弊，全无体察。在疆吏中，最为懈弛，则又为之大愧。”

读上面这些文字，你如何想得到，同一个人，在不到40岁时，曾经给道光皇帝上书，写过一篇跟“恶毒攻击”差不多的痛陈时弊的奏章：

“……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讲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但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实际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见曾国藩应诏陈言疏）

小时候常听老人说一句话：“三岁定六十”，意谓人的“本性难移”。有“完人”之称的曾国藩以克己自律著称，但他并非“孺弱”之人。甚至到同治初年担任两江总督时，似乎还颇有一些“脾气”。

当时江西巡抚沈葆桢没有与他商量，就向皇上报告，停掉江西厘捐对曾国藩的军饷。江西位于两江总督辖地，当初又是他保荐的沈葆桢，曾国藩“大怒不可遏”，挥笔写信将沈氏痛骂了一顿。“其词于严正之中，深露愤激之气，与平日谦谦之度，殊不相符。”

痛骂沈葆祯，在曾国藩属于“偶尔露峥嵘”之举。有论者谓曾氏天赋本属刚毅一流，他的“谦谦之度”，靠的全是养气克制工夫。他与李鸿章、左宗棠都有心结，但谈到他们，总是称自己“十不及一”。与左宗棠、沈葆祯交恶，对于他们以德报怨，他“心中不能无芥蒂”，却嘱咐自己的儿子，年轻人不能“妄生意气”，对这件事有丝毫掺合的念头。克己如斯，谨慎若是，令人唏嘘。

曾国藩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中成为有清一代“中兴名臣”。平大平军后，“剿捻”，处理天津教案，为左宗棠西征筹饷，日理万机，年近六旬的他右目失明，病体难支，固然有日薄西山、来日无多的垂暮之悲，但“稍有怠安，负疚滋重”，这种内心的惶恐，与其说缘于身疾，不如说因为心病。在异族政权中身居高位、夜长梦多的不安，一片孤忠、不被体察的担心，对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恐惧，内心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可想而知，真可谓“莫道艰难唯一死，道山归去释君疑”。

“英雄气短，美人迟暮”。曾国藩像一面镜子，照出人们常说的这八个字，它迥然不同于“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另一种人生苍黄。

（文章皆原创，如欲转载，敬请加微信lsq19650206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