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树奇 | 长忆蹒跚共启蒙: 关于社会学的点点滴滴
庞树奇2015年后所住养老院（上海嘉定众仁乐园）
谨以此文纪念上大社会学系成立四十周年。
（一）
北京之行
我是1979年暑假期间应袁缉辉先生之召，从闵行汽轮机厂到复旦大学分校报到的。（详见袁缉辉教授伉俪所著《同爱共辉》一书中，我所忝列的《见证一段历史》一文）那时复旦分校已从原圣约翰大学旧址搬迁到西江湾路。当时袁老师还是政治系的系主任。我报到后不久，这个系就一分为二，分成了法律系和社会学系。我有幸成为社会学系的一员，并不知天高地厚地承担起了《社会学概论》这门基础必修课的教学任务。为此，袁先生给了我一年的时间，让我作准备。我利用这段时间，跑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教案。但现在回想起来，给我感受最深，收获最大的，却是在书本之外，甚至是在社会学之外，在“贵人”的帮助之下，在1979年秋冬之交，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面对面地接触到了大难不死而依然矢志不渝的，中国社会学界的几位元老级人物：李景汉、吴文藻、吴泽霖、雷洁琼、费孝通诸前辈，以及稍后于他们的袁方、罗青、王康诸先生，耳闻目睹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思维逻辑，甚至他们的片言只语，都比读他们的文章著作印象深刻好多倍。
说到“贵人”，王康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79年冬，我和麦夷、郑心永（原《民主与法制》第一任主编）先后在北京相聚，与此同时，南开的杨心恒也到了北京，大家第一个去拜见的人就是王康。在他的牵线搭桥下，开始一道参加社会学恢复后第一波访问交流和学术活动。听来自香港和美国的社会学专家作讲座和报告。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来的中国社会学学会）借民盟中央的地方为临时办公处，长驻那里办公的，就王康一人，潘乃穆（潘光旦先生的女儿）则从旁协助。百废待举，迎来送往，事务异常繁忙。但王康先生有求必应，且主动向我们推荐应该访问的单位和个人。只要我们提出要求，希望会见什么人，他无不应承，一一开具介绍信，使我们能顺利地实现愿望。除拜访前辈之外，还去了一些研究单位，如团中央研究室。毋庸讳言，北京方面对上海去的人寄以厚望，格外热情，这也是事实。原因是，在恢复重建社会学方面，一开始上海明显走在北京前面。对上海的过高期望，在几位前辈身上，反应尤其强烈。他们听说我们要开社会学的课，甚至准备建社会学系，异常兴奋，谆谆嘱托，语重心长，令人倍感鼓舞。不过，坦率地说，他们看好上海，主要是看好复旦，而不是复旦分校。但既然分校敢为人先，首先亮相，他们也是热情支持的。这包括费老。我们数度登门拜访，费老在百忙之中均热情接待，促膝长谈，对后进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最使我喜出望外的，是这次北京之行实现了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三度拜见年逾古稀、德高望重的吴文藻先生，和他的夫人，我儿时的偶像，冰心女士。临近春节时，我给吴文藻先生写信向他拜年，并感谢他此行对我的多方关照。信中，我斗胆附了一首致冰心先生的诗。完全是喜出望外，我收到了吴文藻先生的回信，在同一张信纸上，我真真切切地发现了我最熟悉不过的冰心女士的手迹：“诗拜读，不胜感谢，顺祝笔健！冰心”。我摩挲着这页信纸，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北京回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学概论讲稿的写作中。艰苦备尝，一言难尽。
（二）
曾经的“盛况”
穷则思变。社会学系的牌子正式挂出来，确切的日期不易查到，但应该是在1982年。我现在常年住在嘉定一家养老院，手边资料奇缺。所幸当年的一本备课笔记还带在身边。30周年系庆时，曾拿出来送系资料室，后来一想，他们未必能派什么用场，还不如留在身边。光阴荏苒，转瞬已又是10年！复旦分校（现在的新名词叫“复分”，恐怕只有圈内人知道是什么意思。）成立的40周年已经到来，很想写几句话，即使为了这本陈旧不堪的讲课笔记！毕竟它耗费了我这一生中不算少的一段精力和时间。为了给有关方面，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现在倒让它派上了用场。怎能不感慨系之！
这最后几句话（关于校外热心人士），这里想稍微展开讲几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界同行友人对我们这门课的开出，关注程度之高，反应之热烈，是超出了我们的预估的。当时的形势是，几乎在同时，全国各地各高校都想开社会学概论这门课。听说复旦分校已经在开了，自然想来看个究竟。还有一个情况，说来惭愧，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出于对社会学这门学科历经磨难，死而复生的无限感慨，抱着满腔热情前来听课，希望它能顺利开下去。这其中，如苏州大学的袁少卿先生，杭州大学（后并入浙大）的孟还教授偕夫人，复旦的刘豪兴先生，我系的刘达临先生以及当时还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章人英先生，以及同城不少高校的任课老师，都曾时间不等地参与到听课活动中来。师生互动，同行互动，使我感动不已，感激不尽。至于通过书信、电话的形式前来咨询的人，一段时间，更是络绎不绝，交往频繁。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上述同行中，不乏响当当的社会学传人，如吴泽霖教授的高足，许德珩先生的助教，费孝通先生的弟子。等等。充分说明，形势逼人，能人有的是。机缘巧合，如此而已。
初涉社会学理论
说起来，我是复旦历史系的本科毕业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纯属偶然。“半路出家衔使命，讲坛三尺话生民。” 既担此任，只得勉力以赴。所幸历史学与社会学有些内在联系，把社会和历史合为一系者，历史上间亦有之。
社会学源自西欧。清末严复以《群学肄言》的书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于是社会学在中国又有“群学”之名。诚然，老一辈社会学家大多受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又无例外地具有深厚的国学涵养。读他们的书，字里行间充满浓浓的中国味。聆听他们的话语，这种感觉尤其真切。
在社会学恢复初期，有三次大的活动我都有幸参加了。一次是前面已经提到的79年秋冬季在北京的参访活动，一次是80年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首届社会学全国年会。但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是1981年在天津召开的审议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第一本《社会学概论》（初稿）的座谈会。关于这件事，我在上大社会学系建系三十周年大会发言中是这样说的：我没有参加费孝通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第一本《社会学概论》的工作，但却有幸以社会学概论授课者的身份参加这次非同寻常的研讨会。并得以再次有机会面对面地接受众多社会学前辈，特别是费老的教诲，领略他们的见解和风采，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在“冻”虽已解，“寒”意犹存的北方。使我受益终身。
这次研讨会，会期相当长，涉及的问题很多。但费老的发言却既分散又集中，反复强调几个原则：
这些原则后来也成了我编写教材时思考的依据。
费的讲话，看似比较任意，随意，收放自如。（亦因此，他到分校来作报告，同学们多反映听不懂，实际是跟不上他的思路。）但其实他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围绕着他心目中的中心转。他不喜欢作纯理论的推演。例如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我想费老不会直接或正面提这样的问题，也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他又无时不在接触这个问题。例如，他会提“个人怎样进入社会？” 进入某些场馆要入场券，那么，人也有一个进入社会的问题，也要办一定的手续。这个问题可大可小。我联想到现在出现的“新上海人”的问题，其实亦属同类性质的问题。既属理论问题，亦属实际问题。费还经常会提到一个“个人”有死，“社会人”无死的问题。“我”死，“社会我”不死。甚至，是他，又不是他。等等。只是费老又并无意把它作为一个纯理论问题提出来。他举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文革中，红卫兵叫我跪下，我不得不跪下。不是红卫兵个人有这个权力叫我跪下，而是这个社会在命令我跪下，我不得不服从社会的命令。”从中不难看出，费的社会唯实论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我在《普通社会学理论》第三版前言中说过：“说这个框架（指行为——关系——制度的框架）是一个保守的框架，是因为毋庸讳言，它带有比较浓厚的早期社会唯实论的色彩。我们忠诚于社会学是一门'制度的科学’的古训，确信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社会实体论曾经是从涂尔干到费孝通所一直奉为圭皋的指导思想。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来看，就是从认识到在自然力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社会的力量开始的，就是把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开始的，否则的话，也许这门学科根本就不会诞生。”
但同样是在这一版前言中，我又加了这样一段话：
“年届90高龄的费孝通教授的不断演进的思想，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和鼓舞。他在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不寻常的变化之后，实现了一个理论上的飞跃，得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几乎是全新的结论：不仅社会是一个实体，而且个人也是实体，或者说，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我们认为，由不寻常的社会变迁得出的这一不寻常的结论，其与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的意义，也将是不寻常的。”
与此不无关系的另一个属于中国社会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问题（亦可理解为中国基本的国情问题），此即所谓的“家国同构”。一切中国的社会问题，诸如家长制问题，官本位问题，一直到现今的婚姻家庭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均可由“家国同构”得到解释。在封建社会，“家国同构”是名正言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关系即君臣关系，反之亦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具有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可言。薄薄的一本《生育制度》，是费老阐述这个问题最好的一本书。是中国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必读的一部经典著作。这本薄薄的书回答了许多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至家庭的功能，婚姻的实质，都有极睿智的解答。前些年，有些学校，曾因为在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的话语权上发生分歧，进行过辩论，甚至还牵涉到我的观点。诚然，在我们的这本教材中，是力图想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但现在看来，这种纯理论式的辩论，其实是徒劳无益的。也不符合费老的治学精神。当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和“社会”都还没有出现，或至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钻研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好吧。关于理论问题，只能到此为止。言不及义，聊表心迹而已。
（三）
从讲稿到教材
《社会学概论》作为教材，从校内讲稿到公开出版，费时数年，旷日持久。让很多人失望。曾经，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都有专人跟我联系，但我一拖再拖，稿子就是交不出来。在李庆云同志和系主任袁缉辉先生面前，我无颜以对。一个小插曲：系里一位老师，（必须说明，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边听我的课，边写书，居然写出了一本社会学的书。临出版时，问我，要不要署名？我说不署，因为那不是我写的。的确，我在讲课方面还是有信心的，在课堂上，甚至有如鱼得水的感觉。这从同学方面的反应来看，好像也能得到印证。但书稿就是无法按时交出。这其实是一种陋习。文章在没交出去之前，会没完没了的修改，直到非交不可为止。同行中，有看过我的校内讲稿者，亦不断催促付印，也使他们很失望。
直至1989年12月，也就是我从事社会学概论课堂教学将近十年之后，系内教材《社会学概论》才以《普通社会学理论》的书名，借老同学（也是系里同事）麦夷之力，在“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得以出版，还离不开当时还是分校社会学系83级学生的蒋雅容女士的鼎力协助。她帮我整理讲稿，翻译材料，绘制图表，以至润色文字，不辞辛劳。后来才知道，她其实那段时间自己个人的事情亦特别繁忙，而我对她的关心甚少。她帮忙我的时候，其实正是她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每念及此，心意难平。
将《社会学概论》改名为《普通社会学理论》，其实有点冒失，甚至可以说是一意孤行。国内其他学校没有这样叫法的。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一段话：“我们设想，就像在物理学中有'普通物理学’，在化学中有'普通化学’一样，在社会学中，应该有一门阐述社会学基本范畴和原理的'普通社会学’。”设想它介于现在流行的“社会学概论”和严格说来现在还没有诞生的“社会学原理”之间。“普通社会学理论”它至少有两点必须具备：1）它应该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理论汇编”；2）它应该是“社会学理论”，而不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为此，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理论架构，在本书中，我们试图验证的，就是“行为-关系-制度”这个架构。它的展开式就是：社会学应该着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过程和固定化形式。具体说来，就是要研究个人的一定的行为怎样形成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又怎样形成一定的制度，进而研究行为、关系、制度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在作这一研究的时候，要作动态的观察。固定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社会变迁的本质，是制度的变迁，亦即原有固定化形式的变迁。因此，任何孤立地，片面地以“社会行为”，“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坦率讲，我们对这个理论架构的成败并不抱过高的期望，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希望是一种收获。
这个架构的灵感，来自于费老的一句话。费老说，“男女是一种关系，夫妻是一种制度。”夫妻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关系，但那已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一种特定的制度性关系。——真所谓“大道至简”，“大音希声”！予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行-关-制”这一提法的。
此书出版后，反应尚可。
杨心恒教授（南开大学）：我认为您的前两章写得是非常之好的，很有自己的见解，理论深度和文字都值得我学习。特别是您提出的“行为-关系-制度”三位一体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您所达到的学术境界，已经超出我们的许多同行，因为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教社会学概论，这方面的“行情”我是了解的。.....
邓伟志教授（上海社科院）：大作已拜读。这可能是第三（四）遍了。大作有自己的体系，是近十本类似的书中最好的一本。如可能，不妨开一次讨论会，让同行评议.....
蒋雅容：（原复旦分校社会学系学生，后为旅美学者）：先生知识渊博，根底扎实。虽然没机会读西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原著，凭他的智慧，一气贯通。理解分析十分到位。....先生后来成著的《社会学概论》的不少章篇现在读来也不会比在外深造数年的学者逊色。......
还有不少溢美评论，恕不一一。同行和前辈的鼓励曾经是我前进的动力，并无意借此炫耀自己。相信读者能理解我的心情。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以虔诚的心情，重温一遍费老对我有关这本书向他提出的请求所作的回答：
树奇同志：
你给我的信和书都已收到，读来使人感动，同时也使我十分难过的是，我实在抽不出时间为你的书写几句话。要写得好好地写，我确有许多话要说，社会学怎样搞？但是我这一年多来，日子过得十分紧张，要做的事，要写的文章，都一拖再拖。你要的“几句话”实在写不出来。我也充分了解你的心情，这一片心我是领会的。恐怕挂念，趁小林来看我，请她当面把这信转给你，并口头讲一讲我这边的实际情况。
敬礼
费孝通 5月15日
信中所说的小林，指的是社会学系78级同学林征宇女士。
顺便，我还想就一位署名云子的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歉意！他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一篇《一本不普通的社会学理论著作》，我读后深受感动。最近我又读了一遍这篇书评，给我的感觉，仍然十分令我感动。态度之严肃，思考之缜密，分析之中肯，使我这个作者自愧不如。可惜这些“读后感”说得都太晚了！而且，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也没有认真去打听作者的真实姓名，错过了向他当面请教和致谢的机会。
又过了将近10年时间，1998年2月，出了第二版。字数由20万字扩展为40万字。内容无疑比前增加了，作者的队伍也扩展到几乎系里的全部教师。因此书名加了“新编”二字。但基本框架未变。
与此同时，从这一版开始，范明林老师成为本书的主编之一。另外，必须提一下张钟汝，她和范明林二人承担了大量修订、校对等出版过程中的工作。工作量其实是最繁重的。范明林老师是82届社会学系的学生; 张钟汝是78级社会学系的学生，也是这个班级的班长。
随着邓伟志先生来到上大社会学系并出任系主任，以及由他领衔的社会学与社会发展丛书编委会的成立，《普通社会学理论》（第三版）得以在2000年12月提前出书。三年时间，三次重印，印数突破15000册。第三版的前言部分，带有一点阶段性总结的性质，谈了些这些年在社会学领域蹒跚学步的内心感受，和对费孝通社会学的肤浅体会。
又过了10年左右，2011年3月，在我早已脱离社会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之后，欣闻范明林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历经三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普通社会学理论》第四版的全面性的编撰和修订工作。原本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如今已是50余万字的皇皇巨制。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欣喜之余，希望这部教材能够在不断的修订补充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继续努力，使之不断有所提高。
怀念与感激
这些天，曾经的复旦分校的师生们，正在豪情满怀地庆祝他们亲切称之为“复分人”的自己的母校40周年的校庆。我的最有意义的一段生命历程也是在复旦分校度过的。在那里经历了最艰苦的奋斗岁月，也尝味过最幸福的欢乐时光。我今年已86岁，借用80岁时写过的几句诗，聊表我对故人和师友的怀念和感激之情于万一：
复旦分校社会学系78级同学是我耕耘和自学社会学的试验田，师生相互启蒙，共同度过了那段艰苦而又快乐的难忘岁月。以前给他们写过一首小诗，略表思念之情。后来，78级同学中被大家称为“诗霸”的王勋同学在它后面又跟了一首，我想一并放在这里，留个纪念，亦正好作为这篇回忆文字的结束语：
(2018年12月15日初稿。2019年3月8日修订。2020年元旦定稿于嘉定众仁乐园，）
作者简介
庞树奇（1933－）山西高平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79年7月进入筹建中的复旦分校社会学系，1980年9月开始给首届社会学系学生讲授《社会学概论》至1996年。曾任两届“世界青年社会学家论文竞赛”的评委（陆学艺先生为中国组组长）。参与编辑《社会学文选》，与袁缉辉，刘炳福合作《社会学探索》。主编《社会学概论》、《普通社会学理论》。
庞树奇老师在2010年1 月师生聚会上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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