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父亲

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给中国人带来了两个充满人性与人情的节日：一个是母亲节，一个是父亲节。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关爱与思念父母的机会。它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铭记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不管是健在的，还是已故的！

对于母亲，我写过的好多作品中都提过，还有几篇是专门写母亲的。而对于父亲，我几乎是很少提及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心中没有父亲，并不等于我不怀念父亲。只是在我的心里，虽说过往的故事中有父亲，而父亲却几乎是没有故事的。嗯，在往事尤其是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的重要性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以致小到近乎没有。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异常沉默寡言的人，他几乎是不说话的，这在方圆十里八村都是极为罕见的。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我一生中听到父亲说的话，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和人见面打招呼一类的话在内，父亲说过的话，绝对没有我在一节课上给大学生们讲的话多。陌生人初见父亲，要想从父亲嘴里抠出几句话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好像在父亲看来，说话干什么？有什么好说的？所有的活儿和事儿，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父亲的主要表达方式，就是行动。语言都是虚的，行动才是实的。

由于奶奶过世得早，爷爷就一直和我们一起住。父亲和爷爷只管到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再就是管理自家的菜园和自留地。家中里里外外所有的一切大事小情，都是由小脚的母亲打理的，父亲从来不闻不问。我们不论有什么事情，都是回家问母亲怎么办，从来不向父亲讨主意。即使是家里没粮食了，吃了上顿没下顿了，父亲也不管。干了一上午农活的父亲晌午下班回来，即使见家里没做午饭，也是一声不吭，就躺在里屋炕上闭上双眼，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没睡，下午还是继续去生产队里干活。待到晚上，母亲借到了一升或一瓢的粮食，做饭了，父亲则是见饭较少，就少吃一些，然后睡觉，啥也不说，就像是一个外来的沉默的帮工！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父亲当过四五年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当时的政治队长是一把手，生产队长只是二把手，专管干农活的。作为生产队长，父亲也是极少说话的，到了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也就是蹦出来三五个字音。父亲领导社员干农活儿的方式，很像是一只头羊。每天早上和午后，那个挂在两棵大叶青杨树之间，召集社员上班的钟声，都是父亲去敲响的。等到社员们都到齐了，父亲也不说话，扛起农具就往农田里走，社员们见状也就陆续地跟着父亲走。到了劳动中间需要休息的时候，父亲就先坐下来抽烟，大家也就停下来休息。待到休息的时间差不多了，父亲就收起烟袋，站起来开始干活，社员们就也跟着站起来开始干活。

在极端贫困的日子里，我们吃的最多的是稀粥和面汤，因为这都是可以多加水的食物，也就是以水充粮。当然，这还是度过了吃榆树皮的恐怖日子，已经好多了。最难度过的季节，是每年青黄不接的三四月份，春天虽是充满希望的，可离希望的实现还很遥远，别的季节就好办一些了。我还记得，是夏末秋初的季节，这个季节离收获的希望较近了，虽有青菜，可还是没有粮食吃，母亲就将自家在菜园边按种的苞米，掰下来两三个苞米棒子，剥掉外皮，用萝卜丝擦子将苞米棒子上的苞米粒擦成碎末状，然后再加以茄子和线豆什么的，做成稀汤喝。我们很高兴，将其视为美食，尤其是咀嚼到一颗没有被擦碎的囫囵苞米粒的时候，那可是一种吃到粮食的享受。父亲见我们吃得欢，喝了一碗就放下了碗筷。母亲见状忙对父亲说，够吃的了。意思是父亲还可以继续吃的。父亲则一声不吭，没听见似的，去里屋躺下了。

母亲虽然性格温柔，但总是爱唠叨。母亲常说的话就是，从小没了娘，一生命不强。母亲九岁的时候，我的姥姥就病逝了。母亲就经常将自己悲苦的命运，与从小没了娘的事实联系起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经常哭泣的。哭的直接原因，就是愁吃的，愁穿的。为我们缝补破旧衣裳的时候，有时就扎了手，这时就突然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儿，就好了。对母亲的唠叨，父亲很无奈，也很烦，因为他解决不了母亲唠叨的问题，有时就躲到里屋躺着睡觉，不听母亲的唠叨，这时母亲就更生气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躺在里屋的父亲，其实并未睡觉，而是在流泪。我当时就特别地惊讶，我是从未见过父亲流泪，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的父亲，竟然也会流泪！惊讶之余，我又震惊般的难过，就忍不住也流泪了。母亲发现了我的异样，就问我怎么了。我只好悄声地告诉母亲，说父亲哭了。母亲听了，马上就停止了唠叨，而且突然地就泪流满面了。

我几乎没有发现父亲主动和爷爷说过什么话，更没有任何聊天性质的说话。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父亲都是先尽着爷爷用。爷爷和父亲都会抽烟，买不起烟末，又舍不得在菜园里种烟，就在壕边墙根等什么地方，栽上一垄半垄的旱烟，父亲专抽烟梗子，烟叶都是留给爷爷抽的。父亲和爷爷都会喝酒，姑姑在爷爷过生日的时候，会给爷爷装二斤散白酒，爷爷就倒给父亲一杯，父亲则一言不发，再推到爷爷面前。爷爷有时会说一句，叫你喝你就喝，发贱！父亲也不吱声。有时姑姑也会装一斤酒给父亲，父亲通常是自己喝一杯，然后就都给爷爷了。逢年过节，家里若是杀了一只鸡，母亲会把鸡胸或鸡大腿的厚肉，给爷爷和父亲吃，父亲都是一声不吭地把肉夹到爷爷的碗里。有的时候，白菜锅里放了粉条，母亲都是给爷爷和父亲的碗里多盛一些粉条。父亲见了，不是将其给爷爷，就是把菜再倒进锅里，自己再盛白菜吃。母亲便会生气地抱怨父亲，说他主贱，天生遭罪的命。父亲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

在那个极为贫困的年月，人人都想占一点儿集体的便宜，成年人的偷窃，是经常的事情。谁当了队长，有了权力，自然就有了占生产队里的便宜的好机会。可是父亲在当生产队长四五年间，就从来没有占过生产队“一指头的便宜”。这是一句我母亲在和东西院的邻居们聊天时，经常说的抱怨父亲的话，也是父亲不占便宜的最好证据。这话不仅我相信是真的，我家的街坊四邻也都是相信的，尤其是那些家庭主妇们。因为在村里，谁家每顿饭吃什么，大人孩子穿什么用什么，那是无法保密的。一旦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那是全村都能闻得到的。

在社会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年代，饥饿的村民们也只能占集体的便宜。春天生产队剥花生和种花生的时候，就偷吃花生种子，有的还偷吃苞米种；夏天和秋天则偷吃生产队果园里的苹果，偷吃地里的生地瓜，还有生吃苞米棒子，更多的则是偷吃秋后成熟了的花生。而父亲是绝对不动一口集体的东西的。即使有的时候，政治队长很人性地说，大家都累了，也饿了，今天就吃点花生吧，社员们马上就开吃，而父亲也是一粒不动的，他只是坐在地头上抽烟。父亲抽烟从来不从鼻孔里出烟，只是把烟抽在嘴里，再吐出来。母亲知道父亲是不会吃集体的东西的，就很生气，因为吃了集体的东西，回家自然就会省一些饭菜。有的时候，母亲就因此数落父亲。而父亲则是，要么就远离母亲的唠叨，要么就会不耐烦地说，占小便宜（干吗）！母亲则反驳说，我也没见你占到大便宜！有的社员下班时，会在身上藏有花生、地瓜、苹果、大豆，以及其他粮食什么的，带回家里。大家对此也是心照不宣，有的时候被政治队长检查出来，自然是要挨一顿批评的。可是我沉默的父亲，不管是当普通社员，还是当生产队长，他的身上从没带回家一指头生产队里的东西。

因为沉默的父亲，几乎是不说话的，所以也就从没口头教育过我们如何处事，如何做人，自然也就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在过去的传统式家庭教育里，父母对孩子的打和骂，通常是教育的最主要方式。常言道：打是亲，骂是爱嘛。还有就是，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是从来不管的，也就几乎是从来不打我们的。我使用“几乎”一词，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我的一生里，是打过我一次的，而且就只有那一次。我永远都记得，那唯一的一次挨父亲的打。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晌，我和几个小孩子去杨树林拾草拔蒿子，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道河北侧的头排地，那里种着生产队的苞米。当时我们几个孩子都饥饿难忍，就想去掰集体的生苞米穗吃。我们都知道这在是偷集体的东西，是错误的，可是又耐不住肚子的饥饿。我们当时还小心翼翼地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看见之后，才快速地就在苞米地里寻找并各自掰下一穗嫩苞米，迅速撕开外边绿色的包皮，就开始啃食。生吃的嫩苞米，虽然还有一点甜味儿，可是并不好吃，煮熟了吃那才是美味。我们咀嚼得满嘴丫子流白浆，有点腥甚至有点恶心，可是总比饿肚子的滋味强啊！我们吃完生苞米，还把苞米骨子埋在沙地里，以免被人发现。

我回到家里，刚把拔下来的青蒿子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晒好，回家坐在炕头的炕沿上歇一会儿，母亲当时正在烧火做饭，就听见有往屋门旁边的墙上闯铁锨的声音，我就知道是父亲和爷爷回来了，我也没有在意，还在炕沿边垂着双腿坐着休息。这时，父亲匆匆地走进来，直冲着我怒声问道：你刚才干什么了？！一看父亲的脸色，我就傻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不自觉地出溜到地上，就在炕沿前站着，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干什么呀！天地良心，我当时真的不是撒谎，真的不知道父亲问的是什么。

父亲于是大怒，抬起赤裸着的右脚，我记得当时父亲的黑色家织布的裤腿是挽在膝盖下的，父亲一脚踡在我的左胯骨处，其实也不是很疼，只是我从来没挨过父亲的打，这阵势把我吓懵了，我不自禁地“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而且同时我感觉一股热流顺着左腿流了下来，“哗哗”地淌了一地，我的裤衩都贴到大腿上了。

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见状，马上起来，护住了我，冲着父亲吼道，你打他干吗？父亲说，你问他！母亲就问我干吗了。我当时嚎啕大哭，抽泣得根本就说不出话来。母亲就又厉声问父亲，他怎么了？父亲说，偷队里苞米啃！母亲见我在大哭，还吓得尿了裤子，就一把搂过我。母亲突然看见我肩头被背青蒿子的绳子，勒出来的红色的痕迹，还有我身上被青蒿子染成一块块绿色的白背心，母亲心疼了，突然地就朝父亲发火了，母亲大怒道：他拾了一上午草，饿了啃一穗苞米能怎么的？哎呀，你这积极进步啊，你有能耐把他抓起来，送大队去吧！你打孩子有能耐了！有能耐你别让孩子挨饿啊！

见母亲替我说话，我就委屈地情不自禁地更加放声大哭了，然后就是抽泣个不停，母亲急忙给我又摸又揉又拍的，我却是怎么也止不住抽泣和哽咽，像是得了抽搐病似的，还干呕。母亲便一个劲儿地安慰我，一边安慰还一边数落父亲。父亲便不再说话了，而且是一声不吭，然后到街上撮了一铁锨的干沙子，撒在我尿了的地上，然后又用扫地笤帚，把浸湿了尿液的沙子扫进撮子，倒进了门前的洋坑里。然后，父亲就到里屋躺下了，午饭也没吃几口。虽然母亲是护着我的，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偷吃生产队里的任何东西了。

晚年的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我们谁也不知道父亲是哪一天开始患病的。最早发现父亲健忘的，自然是母亲，但是母亲也没太在意，年纪大了，好忘事也是正常的。等到后来，我们才真正意识到父亲的病症。父亲当时唯一知道的和主动去做的事情就是，一到腊月底小年过后，也不告诉母亲，自己就套上牛车，到五六里之外的“哈大”公路旁汽车站，等着接我和妻儿回家过年。一天不落，直到接到我和妻儿为止。接到我们后的父亲，和每次一样，也是不说话的，他的心情都表现在那充满皱纹的脸上和行动上了。我们主动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嗯嗯”的答应着，仅此而已。

后来把大夫请到家里给父亲看病，大夫说这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而且程度很重，已经是无药可医了。我们都担心这样下去，会拖累年迈的母亲吃不消。可是几个月后，父亲就走了。走前几年的父亲，就更是个沉默的人了。父亲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一生，应该是有一些想法和看法的，可是沉默的父亲，连一个字都没说！

父亲生于一九二二年，农历八月初一；去世于一九九八年，农历八月初八。

2017/6/16 17.05鸟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