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已千古，何人再执灯
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大结晶。
儒学在历史长河中浮沉两千年，与释、道相杀相成，结成心学。向来百炼今绕指，一寸丹心白日明。
01 儒家失败感初体验
春秋无王道。
孔子孜孜不倦地讲儒学，不辞劳苦地推销儒学，可市场叫好不叫座。晚年修订儒家经典，删《诗》、《书》，定《礼》、《乐》，作《易》传、削《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搞了一遍，敲定了后世儒家的“六经”。
孔子一死，孔门就开始拉跨。
《困学纪闻》里有个八卦。孔子之后，孔门弟子公推有子当孔门扛把子。可这位有子只是嘴炮专家（论语·檀弓：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一讨论起学术，“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被轰下台了。自此，用司马迁的话说：“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孔子世家》）
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弟子们做出了与释迦牟尼的弟子类似的选择，开始辑录孔子的言行。所幸的是，他们只搞出一本《论语》，而不是像释迦牟尼的弟子搞出一系列教材。
春秋战国之际，讲“仁”还有听众。
到了战国，孟子就只能说“义”了。孟子屡败屡战，游历列国二十年，不被认可，晚年归乡汇编《孟子》。
有了孔孟的挫折，荀子接受现实，吸收法家思想萌芽，主张“礼法并施”，培养了商鞅、李斯这样的法家大咖。
法家主导秦国思想市场，成为秦国治国行政的思想依据。但秦法酷烈，吕不韦觉得有调整政策的必要，组织写作班子编纂了《吕氏春秋》。
秦统一，淳于越反“郡县”、要求恢复“分封”，让李斯认识到战国以来的私学活动会造成思想混乱。于是，“焚书坑儒”，烧毁列国国史，禁止私藏书籍，禁止私学、强推“以吏为师”的行政管理教育。儒学转为地下学术。
02 儒家的艰难恢复
汉统一后，秦的文化政策被抛弃。自汉惠帝起，开始重视儒家经典，四处访求老儒，用当时文字隶书记录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整理成书，如《尚书》、《春秋公羊传》等。但这次整理，留下一个bug，基本每本书都不是准确无误。但好歹又有了教科书，这些汇编经典就被称为今文经，传授今文经的学说，叫今文经学。
孔门也在行动。汉初的孺生各有师承，齐地学者和鲁地学者传习的《论语》不同，都说自己的正本。嘴仗打得不分胜负，《齐论语》和《鲁论语》并行。
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知道》竹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定儒学为官学，以儒生为官吏选拔范围，并没有统一教材，只是认可了今文经派以微言大义说的那套经。
03 今文古文之争发端
两边的嘴仗还没消停，打东边来了古论语。
七国之乱，胶东王、菑川王和济南王伏法被诛，汉景帝封儿子刘余为鲁共王。刘余爱享受，要扩建宫室苑囿，把王宫旁的孔子故宅给强拆了。结果，搞出一个大新闻。孔子九代孙孔鲋藏在墙壁中的古文字书写的《论语》、《尚书》等现世。这版《论语》，即后世所谓《古文论语》。
明弘治修建的“鲁壁藏书”纪念物
孔子第十一代孙孔安国将这些书献给了朝廷。刘歆作为官方代表整理“鲁壁藏书”时，发现藏书和今文经有很多不同，进而开始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一己之力挑起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绵延到清代。
三个版本，事情更乱了。直到汉元帝指派张禹给太子刘骜当老师，才解决教科书问题。教太子需要教材，张禹发挥能动性，综合三个版本改定成一本解说《论语》的教辅《张侯论》。汉成帝继位，张禹拜相。作者是大V，书就好卖了。“欲为《论》，念张文”，《张侯论》成为权威版本。
但是，今文经古文经的争执不休。西汉是今文经派的天下，东汉古文经学派渐占上风。今、古之争一直绵延到清代。
04 思想市场来了新人
今文经派古文经派相争近百年时，汉明帝突然“闻西方有异神”，派人远赴天竺求法。几番周折，公元67年“白马驮经”而来。汉明帝高兴，建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专供“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自此，儒学有了外来的冤家，余生与之纠缠不清。
佛学来了，东汉儒生们应该很有压力。
东汉末，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诸经，以毕生之功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在郑玄专心注经的岁月里，张角借助汉末“土地兼并”激起的民粹主义，借用黄老思想建立民间教团，掀起黄巾起义，开启了军阀混战不休的魏晋南北朝。
05 儒学再次被碾压
治世饱食终日要娱乐，乱世朝不保夕需抚慰。
曹魏时还有人接着注经，东晋南北朝人们就忙着去清谈了。先是流行《易》、《老》、《庄》，后来佛教也流行了。佛经是新译的，道经也是新撰的。豪门大族的年轻后生没忌讳，争着做大v，思想新，做派飒。像王弼，以黄老注《易》。
佛教比道教积极，组织性强，尤其兴盛，甚至提出三教归佛。梁武帝三度舍身施佛，不是傻，是戏好。既然左右不了，那就加入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危险热搜中。
06 摇摆的隋唐
乱久思治，历史转入隋唐。
隋唐虽然科举考士，但考制宽松，应试可以“投牒自进”，自主报名；“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考核过关就可以了。考试内容也不限于儒学。想当官，除了科举还有别的途径，比如写诗。考试也没统一教材。
儒学提出过要“三教归儒”，但隋朝太多，没来得及实现。
唐初，老李家虽然推崇道教，但仍是三教并行，真正挑战儒家的还是佛教。道教思想在太平世道就显得太消极。到了武则天时就选择崇佛了。
南梁时，“只是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达摩，开创禅宗。至唐，禅宗已形成“渐悟”法门，也就是慧能的师兄神秀所说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高手之外有高手，慧能出手成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慧能，提出“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由此开创禅宗“顿悟”一脉。
“顿悟”虽强，但是为武则天服务的却是“渐悟”的神秀。也不难理解，都“一悟即能超脱三界”了，还要佛教做什么，则天大圣皇帝要的就是要你们慢慢悟。“顿悟”、“渐悟”、“静坐”，随着禅宗进入了儒家的视野。
安史之乱以后，唐人醒过闷了。韩愈柳宗元开始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明里改革文风，暗里复兴儒学。但唐代名人信佛的太多，柳宗元自道：“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但事情的关节就在于“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柳宗元的认识很深刻，佛教挖儒学的墙脚很容易。
等到唐宪宗迎佛骨，柳宗元的同事韩愈就坐不住了，上《迎佛骨表》，止斥“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我不两立。韩愈很激动，李纯很愤怒。“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儒学的振兴，还要再等两百年。等赵匡胤出现。
07 理学的诞夕
宋之前，得国靠的都是武力。秦经济实力强、军队战斗力强，才统一六国。西汉是斩蛇起义、实力灭项。东汉、隋是武力消灭割据。唐也是靠武力争雄。五代十国，后周也靠武力完成了大半个统一事业，中途杀出个赵匡胤。
959年，后周法人柴荣病逝，七岁的柴宗训继位。新帝六月登基，次年正月初一就风闻边境告急，还是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正月初二，赵匡胤率大军出征，夜宿陈桥驿，然后就被拥立为帝。正月四日，赵匡胤接受柴宗训禅让，登基。四天搞定，不耽误过元宵。
政治活动向来要拉一个，打一个。杯酒释了兵权。但前朝故事在前，外戚不可靠，太监不能用。勋将退了，但又离不开武将，只能拉住文臣。终宋一朝，对武将严防死守，只有韩侂胄因军功入相，相隔一百多年，朱熹仍“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
赵匡胤的帝位不是打出来的，赵光义的也不是。《宋史》说赵光义“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说赵光义“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赵匡义的赵德昭、赵德芳都是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了，赵光义咋就“遂即”了呢？
《宋史·列传第三》给了解释：“初，昭宪太后不豫，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兄终弟及是老太后的安排。
还是《宋史·列传第三》告诉我们，“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赵德昭“四年，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赵德芳“寝疾薨”。赵廷美能心安才怪。后来，“柴禹锡等告廷美阴谋……迁房陵……”，“廷美卒”。老太后安排的接班人按接班顺位逆序死光光。
皇家事多，舆论要管好。北宋、南宋对读书人宽容是真的。有人推荐就可以当官，给的官职不满意，还可以不去。苏轼的老爹苏洵就这么干过，三番五次找人推荐，又一直觉得不合心意，直到名相韩琦推荐，才去当了秘书省校书郎，进入中央政府的政策写作班子。苏轼犯事“乌台诗案”被贬而不是被斩，也是宽松的人才政策所致。
08 理学生长
苏轼的年代，北宋思想界已经有了变化。
《宋史·列传·道学一》有一段陈词：“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儒学搞了一千多年，功夫不够，没讲清楚，让佛、道钻了孔子，把社会都搞坏了。
陈词结束，捧出周敦颐。“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这里的圣贤之传，主要是孟子的。《宋史·列传·道学》夸周敦颐有点猛，但他确实禁得起。周敦颐顺应儒、佛、道合流的形势，把《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和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为材料，猛火熔炼，锻打出《太极图说》。自此，儒家学说缺少对客观世界的解释的坑就被填上了。不过，“无极而太极”这种话，真的比佛教还难懂。
周敦颐提出一个命题，“一实万分”，“万物”的第一推动者都是无极（或太极）。后来这个命题被张载的《西铭》发扬光大，发展成为理学的重要命题“理一分殊”，张载认为“太虚即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与人都是“气”，儒学要学圣贤，就要在内心体认万物。这让宋儒惊呼，这不就是孟子的养气工夫嘛。
宋明理学大宗师程颐是周敦颐的学生。程颐积极光大师门，自创了“天理”这个概念，提出了要“穷理”，“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最后达到“穷天理，灭人欲”，不要让私念干扰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对，是价值判断，宋史讲得很清楚，儒学是“入德之门”）。这时候，理学的地基已经打好了。盖房子的事，由朱熹来办。
09 理学大厦封顶
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程颐特别看重今文经《小戴礼记》的《大学篇》和《中庸篇》，认为两篇和《讲语》、《孟子》一样重要。到了朱熹这，三下五除二，把《大学》和《中庸》独立成书，凑成了“四书”。
朱熹把《大学》吃干榨尽，搞出了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临终都在注解四书，代表作是《四书章句集注》，为元明清三代贡献了一本官方教科书和科考题库。
朱熹接过前人的学术遗产，进一步提出要学“穷理”方法论：要“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存天理，灭人欲”。
至此，巍巍的理学大厦落成。
10 心学Vs理学
朱熹搞理学大厦封顶的时候，心学的大厦也在陆九渊手上拔地而起。
陆九渊“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访知勇士，与议恢复大略”（《宋史·儒林四》）。小陆有点猛。
陆九渊“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是不是和慧能的“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很相似？
这就是心学的由来。不假外求，“理即心，心即理”。源头也是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找回自己的本心。
有人劝陆九渊著书立说，陆九渊很不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可能是怕人觉得自己太狂，补了一句：'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谁在著书立说呢？朱熹！
陆九渊又说，“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拘于教条的人很难学会我的方法。谁拘于教条呢？理学弟子们！
理学和心学，就这么掐上了。
陆九渊和朱熹通信搞学术讨论（“通信论难”）。通信讨论不过瘾，1175年，两人相约在鹅湖书院做学术辩论。“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年谱》）。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主张多读书，多观察，认为陆九渊的方法太简易；陆九渊主张“心即理”，先找回本心，再读书观察。朱熹不是说陆九渊的方法简易嘛，陆九渊当众吟诗，“易简工夫终究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你朱熹的方法太琐碎了。听得朱熹为之变色。双方争论三天，不欢而散。
可能是陆九渊的“支离”点到了朱熹的短处，“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宋史·儒林四）朱熹在南康任职时，陆九渊到访。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课。陆九渊讲孟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让朱熹觉得所讲切中宋代读书人的“隐微深痼之病”。这个“隐微深痼之病”是什么，《宋史》没说，但朱熹显然知道：太多人读书是奔着做官去的。
朱熹虽然服膺陆九渊的“义利之辨”，但对心学并不以为然。陆九渊去世，仆人把死讯告知朱熹，朱熹说了句“死了告子”。陆九渊讲了大半辈子孟子的“求放心”，朱熹还是认为他是“告子”。
朱熹以陆九渊为告子，有人以朱熹为告子。朱熹的晚年也被弹劾，被斥之为“伪学魁首”。幕后黑手，可能就是朱熹早年“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的韩侂胄。清醒的人最荒唐。
11 大明的天是理学的天
元代统治者，文化底子薄，但有个好处，不挑，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三教九流，莫不崇奉，理学成为元朝官方学术。
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同样是文化底子薄，但是朱元璋动手能力强。看《孟子》不顺眼，朱元璋亲自动手删节《孟子》，把《大学》《中庸》《论语》大明版《孟子节文》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八股取士。
考纲就是指挥棒，就业压力让大明的读书人魔怔。明中期以前，大明没有出产思想家。
一旦写入教科书，观点就过时了。理学也没逃出这个魔咒。八股取士加速了理学的僵化，也加速了阳明心学时间的到来。
12 阳明心学的勃兴
王阳明青少年时期有点像陆九渊，15岁“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王阳明全集·年谱》），后来还学过兵法。17岁学书法，看到程颢的书理“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好字，只此是学”，领悟到“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27岁觉得背死书不顶事，心学来潮想去做道士。31岁，“渐悟仙、佛之非”。王阳明把儒释道尝了个遍。
37岁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管理龙场驿，蛮荒的生活环境是他需要克服的新苦难。或许正是在这种困难中积极作为的经历，启发了王阳明。1508，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1.0版甫一亮相，就大受欢迎。大明的贵州学政席书就上门求教，后亲自带领贵阳的儒生向王阳明行师礼。
好广告，不如好疗效。“知行合一”，也如陆九渊一样切中明代儒家“隐微深痼之病”。
王阳明弟子汇编的《传习录》里提到，王阳明“于大学'格物’著说，悉以旧本为正”，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划清了界限。还有比修订教科书更轰动人心的事吗？
至于什么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自己的解释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知和行是一回事。
平判宁王之后，王阳明再不提“知行合一”，开始说“'良知’与'致良知’”。这是升级版呢？还是简化版？
王阳明的“良知”袭取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致良知”也不新，也是借自孟子，“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扩”的是仁义礼智，王阳明“致”的是“良知”。“良知”不就是“仁义礼智”嘛?
虽然没啥创见，但在大明读书人的心里不啻一枚照明弹。人人有良知，四书五经上的标准答案，不是绝对真理。依从自己的良知判断，才是最简单的办法。
13 王阳明最后的嘱托
1527年，守仁受命平思田之判。出发前一条的晚上，王阳明和弟子钱德洪、王畿坐天泉桥上，钱德洪、王畿以自己的心学见解向王阳明请益。在两人的答复中，他指出“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全集·年谱三》）
《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对这段师徒对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即本体便是工夫，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者，须用为善去恶工夫，以渐复其本体也”。资质高的人可以“顿悟”，资质低的人要“渐悟”。王阳明又借鉴了禅宗。
虽然东借西拆，王明阳的初心是可嘉的。“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用。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王阳明全集·年谱三》）王阳明所说的，“习俗”是读死书、死读书，“良知”是善恶标准，“为善去恶”是要“止于至善”，“本体”是“理”、是规则。王阳明所追求的，还是落到事上有效果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王阳明身上的效果确实很好。只是，南赣剿匪、平宁王之乱、征思田之判，王阳明用的“十家牌法”是“编户齐民”的升级版，打起仗来是兵不厌诈的兵家“诡道”，平宁王更是手无兵符就调兵，“大礼议”时一言不发，平叛思田时不剿反抚，又自作主张征讨断藤峡。桩桩件件，关键部分都是依从自己的主观判断。
14 阳明心学的黄昏
自贵阳开讲心学，王阳明讲学近二十年，门生弟子遍布朝野。
1529年，王阳明病逝。“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硃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硃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軬贼，擒获叛籓，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明史·列传八十三》）
桂萼在“大礼议”中站明世宗朱厚熜，因而入阁，在大明的政治生态中，属于投机分子。但政治上和王阳明不投契。正是他把王阳明多次哀求回乡治病的文书留中不报，逼得王阳明自行离任归乡。桂萼攻击王阳明的点选的很准，和朱熹唱反调就是和大明既定政策唱反调，“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涉嫌拉帮结派。最后明世宗手下留情，没夺王阳明的封爵，只是不准子孙世袭。但对阳明心学没有手软，钦定其为伪学，严令禁止。
王阳明没有关于心学的著述。
王阳明的弟子重复了两千年前的孔门故事。他们整理出近一百一十万字的《王阳明全集》，其中的《传习录》采用的也是《论语》的体例。王门弟子也和孔门弟子一样，没人挑大梁。
再经禁绝，阳明心学成了雪泥鸿爪。
15 结语
曾国藩评价，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开新风气之先的人。
每一段夜路都需要有人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