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松：六朝启体文的流变 |【斯文选刊】

六朝启体文的流变

文/李金松

启体文是中国古代较为通用的文体，六朝时期逐渐走向兴盛。六朝启体文在不同的时期，其表达功能是不同的。在魏晋时期，启体文是“陈政言事”的，是属于重要的政治话语。而到了南朝，启体文的发展则逐渐走向“让爵谢恩”；梁陈之时，谢恩成为启体文表达诉求的中心或主流的位置，致使启体文越来越交际应酬化、私人化，并最终定型。启体文表达功能上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萧梁时期儒学复兴，礼学意识不断加强，从而拒绝接受“敬谨之情，视表为不足”的启体文作为政治话语而导致的结果。

启这一文体，虽然在魏晋之际已经产生，但其最盛时是在南宋。《四库全书总目》对南宋时启体文盛行的情形，作过这样的描述：“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侯，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古法犹存，孙觌、汪藻诸人，名篇不乏。逮刘晚出，唯以流丽稳帖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反，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1]这种描述大致是准确的。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描述，可知启这种文体自六朝以来在人们的文学话语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宋代的启体文，曾枣庄先生撰有《论宋启》一文，进行了专门的探讨。[2]而六朝的启体文，目前学界只有陈鹏先生《六朝骈文研究》第四章专列“启文”一节，以启体文的骈化过程作为讨论的角度，作了比较专门的讨论[3]，促进了学界对六朝启体文的认识。然而，笔者认为陈鹏对六朝启体文所论，尚有待发之覆；觉得对于六朝时期启这种文体的嬗变及其文学意义，实有进行深入探讨之必要。因此，希望借助于对启这一文体的深入探讨，拓深对这一文体以及六朝文学的认识。

一、“陈政言事”：启体文最初的表达功能

对于启体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云：“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4]所论相当简略。虽然如此，但刘勰所论，从表达功能的角度，指出了启体文在文体上与表奏这两种文体相当接近，即所谓“用兼表奏”：具有“陈政言事”与“让爵谢恩”这两大功能。

然而，刘勰所指出的启体文“陈政言事”与“让爵谢恩”的这两大功能，并非同时兼备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启体文最初的功能是“陈政言事”，只是到了南朝之后，才慢慢发展出“让爵谢恩”这一功能的。我们现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启体文是三国时高柔的《军士亡勿罪妻子启》。据《三国志·魏书》载：

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引者按：中华书局整理本“杀也”属上读，但语义含混。细味文意，应于“得”处读断，故如此处理），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5]

高柔此启，虽然很可能是节文，但其讨论的是军国大事，体现的即是刘勰所谓的启体文“陈政言事”这一表达功能的。而《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王隐《晋书》李重《荐曹嘉启》一文：

魏氏宗室屈滞，每圣恩所存。东莞太守曹嘉，才干学义，不及志翕，而良素修絜，性业踰之，又已历二郡。臣以为优先代之后，可以嘉为员外散骑侍郎。[6]

李重《荐曹嘉启》，虽然在主题上与高柔的《军士亡勿罪妻子启》不同，但同样是属于“陈政言事”这一范畴的，两者在表达功能上并无二致。高柔与李重的这两则启体文，虽然是现存最早启体文，而且均不是全篇，但却体现的是启体文最原始的表达功能。而在他们之后，启体文的表达功能是否会发生某些变化呢？

在魏晋时期，稍晚于高柔与李重的启体文作家，当推陆云。今所传《陆云集》，有启体文6篇，分别是《国起西园第表启 宜遵节俭制》、《西园第既成有司启 观疏谏不可》、《王即位未见宾客群臣又未讲启 宜飨宴通客及引师友观书问道》、《舆驾比出启 宜当入朝》、《言事者启使部曲将司马给事覆校诸官财用出入启 宜信君子而远小人》、《国人兵多不法启 宜峻其防以整之》。其《言事者启使部曲将司马给事覆校诸官财用出入启》篇云：

郎中令臣云言：伏见令书，以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事徐泰等覆校诸官市买钱帛簿，率日决咸、南等，治书以下，无所复司。而察钱帛重宝，奸吏多情。出入之用，诚宜使虚实当法，以防检巧伪。然臣愚以圣德龙兴，光有大国，选众官材，庶工肆业。

臣以虚薄，忝窃朝右，虽质弱任重，无益补察，至于奉己思勤，昊天罔极。中尉该、大农诞，皆清德淑慎，恪居所司。次至众官，悉州闾一介。疏暗之咎，虽可日闻，至于处义用情，庶无大戾。

今咸、南军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贱，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称，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大臣所关，犹谓未详，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开国勿用之义，又伤殿下推诚纳下旷荡之量。虽使咸能尽节益国，而功利百倍，至于光辅国美，犹未若开怀信士之无失。况咸等所益不过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乱之所兴，在于小人得亲；治之所废，在于君子自替。废兴治乱，由此而已。臣备位大臣，职在献可，苟有管见，敢不尽规！愚以宜发明令，必罢此等，覆察众事，一付治书，则无外之度，照囗光远，大信临下，人思尽节矣。谨随启以闻。[7]

陆云此启，亦见于《晋书》，不过文字多有删节改削。据《晋书·陆云》本传，陆云为吴王司马宴郎中令。司马宴任用部将覆察诸官钱帛，陆云此启是针对司马宴的这一举措而发的，文中的“殿下”，系指司马宴。在此启中，陆云指出：李咸、冯南乃“军旅小人”，而吴定、徐泰乃“士卒厮贱”，而任用他们“覆校诸官市买钱帛簿”，虽然能获得“姑息之利”，但“小人用事，大道凌替”，将会严重地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又伤殿下推诚纳下旷荡之量”。因此，陆云认为：“宜发明令，必罢此等，覆察众事，一付治书”，恳请司马宴免除李咸、冯南、吴定、徐泰的任职，将覆察诸官钱帛的事务交给治书掌管的职能部门处理。从陆云此启的内容来看，此启明显的是“陈政言事”的，而他另外的5篇启体文，也是属于这一类型，而不属于刘勰所说的“让爵谢恩”之类。

陆云是西晋时人，那么，在陆云之后，东晋的启体文的表达功能是怎样的情形呢？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来看，这一时期的启体文有熊远《谏以尚书令荀组领豫州牧启》、《论亲死贼中启》，孔安国《殷祠启》（2篇），翟铿《甘露启》（仅残存4句），卞嗣之《沙门应致敬启》（4篇）等，数量不是很多。就东晋时期这些为数不多的启体文而言，它们无一不是“陈政言事”的。而且，这些启体文所致的对象不是陆云所面对的司马宴这样的诸侯王，而是皇帝，与《唐六典》所称“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牒、辞”之小字注“笺、启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8]是颇为不同的。换言之，东晋时期这些启体文还是关于国家政治事务的公文。

由以上所述，可知魏晋时期的启体文在表达上是属于“陈政言事”这一范畴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将之与奏并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讨论启体文，是有事实依据的。实际上，这一时期启体文在政治话语的言说中所起的作用即是刘勰所说的“奏之异条”。不过，启体文与奏还是微有区别的：奏所致达的对象必须是皇帝，与表相同，而启体文所致达的对象，可以是皇帝，如熊远、卞嗣之等人诸启；也可以是诸侯王，如陆云所作的诸启即是明证。

二、多元发展与剧烈嬗变：南朝启体文

南朝刘宋前期，启体文在表达功能上“陈政言事”的格局依然如故，并无多大改变，如王曇首的《南台不开门启》，王韶之的《请定不赎罪四条启》等。《南台不开门启》乃是王曇首针对南台拒绝为三更出行的宋文帝车驾开门而发的，他致启于宋文帝刘义隆，认为南台拒绝开门的行为是合法的，不应受到指责或法律惩罚[9]；《请定不赎罪四条启》是王韶之致启于宋武帝刘裕，他认为“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这四条，不应给予赎罪的恩典[10]。王曇首、王韶之两人均为南朝刘宋前期的大臣，所作的启体文各存一篇。而他们的这两篇启体文关涉的是国家大小政事，这是启体文“陈政言事”表达功能的体现。

然而，到刘宋中后期，启体文在表达上由“陈政言事”发展到“让爵谢恩”，并多维展开。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宋文》辑有江夏王刘义恭5篇启体文，分别是《荐沈邵启》、《谢赐金梁鞍启》、《谢敕赐华林园樱桃启》、《谢敕赍华林园柿启》、《谢赐交州槟榔启》。《荐沈邵启》乃推荐沈邵为盱眙太守，此启是属于表达上的“陈政言事”；而其它4启，则是表达上“让爵谢恩”之“谢恩”，即刘勰所说的“表之别干”（见前引）。启体文的这一发展趋势，在鲍照的写作中最为明显。今鲍照集中，存有《论国制启》、《谢上除启》、《谢赐药启》、《谢永安令解禁止启》、《通世子自解启》、《重与世子启》、《请假启》、《又》、《奉始兴王白纻舞曲启》，共9篇。在鲍照的这9篇启体文中，《论国制启》据丁福林先生考证，作于元嘉二十三年（446）至二十七年（450）之间[11]，是鲍照讨论彭城国藩制的，鲍照认为彭城国旧制“虽多殊革，大纲可依”[12]，这显然是“陈政言事”。而《谢上除启》、《谢赐药启》、《谢永安令解禁止启》这3启，则是“谢恩”。《通世子自解启》，《鲍参军集注》钱仲联补注认为是鲍照“自解临川国侍郎也”[14]，此启应属“陈政言事”之列。《重与世子启》是鲍照再次恳请“世子”批准自己“自解临川国侍郎”的请求，所谓“今日之请，必为鉴许”[15]。《请假启》及《又》，是鲍照向有司或侯国王请求给假修葺房屋。《奉始兴王白纻舞曲启》，则是鲍照向始兴王表达自己代作《白纻舞曲》的歉意之情。鲍照的这9篇启体文，有“陈政言事”的，有谢恩的，也有在这两者之外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启体文表达涉及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已远远地超出了刘勰所说的“陈政言事”与“让爵谢恩”这两大范围，创作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

齐梁时期，启体文的创作臻于兴盛。这一时期，许多作家致力于启体文的创作，启体文作品的数量是此前总和的十倍不止。而在这创作启体文的作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启体文创作风貌变化的，当推齐竟陵王萧子良、沈约、刘孝仪与庾肩吾。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齐文》辑有萧齐竟陵王萧子良启体文《陈时政密启》、《又启》、《又启》、《车制启》、《谏射雉启》、《又谏射雉启》、《请加赠豫章王嶷启》，共7篇。其《陈时政密启》云：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变为污泽；农政告祥，因高肆务，播植既周，继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视褫气。夫国资於民，民资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寝不便席。本始中，郡国大旱，宣帝下诏除民租。今闻所在逋馀尚多，守宰严期，兼夜课切，新税力尚无从，故调於何取给？政当相驱为盗耳。愚谓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纾民命。自宋道无章，王风陵替，窃官假号，骈门连室。今左民所检，动以万数，渐渍之来，非复始适，一朝洗正，理致沸腾。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罚，兽穷则触，事在匪轻。齐有天下日浅，恩洽未布，一方或饥，当加优养。愚谓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检校，诚存精密，令史奸黠，鲜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谬。耳目可限，群狡无极。变易是非，居然可见。详而後取，於事未迟。明诏深矜狱圄，恩文累坠。今科网严重，称为峻察。负罪离侃，充积牢户。暑时郁蒸，加以金铁。聚忧之气，足感天和。民之多恐，非国福矣。顷土木之务，甚为殷广，虽役未及民，勤费已积。炎旱致灾。或由於此。皇明载远，书轨未一，缘淮带江，数州地耳，以魏方汉，犹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复为远矣。何得不爱其民，缓其政，救其危，存其命。湘区奥密，蛮寇炽强，如闻南师未能挫戮。百姓齐民，积年涂炭，疽食侵淫，边虞方重。交州绝一垂，实惟荒服，恃远后宾，固亦恒事。自青德启运，款关受职，置之度外，不足纟圭言。今县军远伐，经途万里，众寡事殊，客主势异，以逸待劳，全胜难必。又缘道调兵，以足军力，民丁乌合，事乖习锐。广州积岁无年，越州兵粮素乏，加以发借，必致忄匡扰。愚谓叔献所请，不宜听从；取乱侮亡，更俟后会。虽缓岁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发动费役之劳。刘楷见甲以助湘中，威力既举，蚁寇自服。[16]

这是萧子良向齐世祖所上之启，启中陈说国计民生，军政大事，其中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萧子良的其馀6启，虽不及《陈时政密启》这样忧虑深切，但也相去不远。萧子良为萧齐一朝柱干式的人物，他创作的启体文均涉及到国家事务，是属于“陈政言事”的范畴，在表达上是很单一的。他的启体文呈现出的这一特色，是由他“任天下之重”[17]的地位决定的，他在萧齐的这种身份决定了他“献纳枢机，丝纶允缉”[18]，忧心国事，因而他的启体文反映的就是他“动见规启”[19]、操劳国事的殷殷情怀。与“百揆惟穆”[20]的萧子良偏重于关切国计民生的启体文不同，沈约的启体文更多的是出于私人交际的表达。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梁文》辑有沈约的启体文18篇，分别是《谢勑赐冰启》、《谢赐甘露启》、《贺齐明帝登祚启》、《谢齐竟陵王教撰高士传启》、《谢齐竟陵王示永明乐歌启》、《谢齐竟陵王赉母赫国云气黄绫裙孺启》、《为东宫谢勑赐孟尝君剑启》、《为皇太子谢赐御所射雉启》、《谢司徒赐北苏启》、《谢赐轸调绢启》、《谢女出门宫赐绢绮烛启》、《谢勑赐绢葛启》、《谢赐交州槟榔启》、《为柳世隆谢赐乐游胡桃启》、《应诏进佛记启》、《上钱随喜光宅寺启》、《送育王像并上钱烛等启》、《谢齐竟陵王示华严璎珞启》。在沈约的这些启体文中，除了《贺齐明帝登祚启》这篇在表达上与“陈政言事”有所关涉外，其馀诸篇，主要是谢启，表达的是谢恩的意涵。这些启体文，可以看作是交际应酬的表达。沈约的这类启体文，趋于日常化、生活化，逐渐地疏离了“陈政言事”宏大雅正的严肃主题，与魏晋时期“陈政言事”的启体文大为不同，这一方面表现了启体文书写多元化的走向，另一方面，则是启体文自身在表达领域发生深刻的蜕变。

启体文的深刻蜕变，在刘孝仪与庾肩吾的是书写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梁文》辑有刘孝仪的启体文21篇，数量之多，仅次于庾肩吾。刘孝仪这21篇启体文分别是：《从弟丧上东宫启》、《为王仪同谢国姻启》、《谢东宫赐五色藤筌蹄启》、《谢女出门宫赐纹绢烛启》、《除建康令谢启》、《为晋安王谢东宫赐玉环刀启》、《为王仪同谢宅启》、《为武陵王谢赐第启》、《谢晋安王赐银装丝带启》、《谢始兴王赐花纨簟启》、《谢东宫赉酒启》、《谢晋安王赐宜城酒启》、《谢晋安王赉虾酱启》、《谢鄱阳王赐钵启》、《谢东宫赐城旁橘启》、《谢晋安王赐甘启》、《谢始兴王赐氖启》、《为晋安王赐鹅鸭启》、《谢豫章王赐马启》、《谢始兴王赐车牛启》、《谢豫章王赐牛启》。从刘孝仪这些启体文的标题来看，没有一篇是在表达上属于“陈政言事”的。虽然刘孝仪所作的启体文多达21篇，但就这些启体文的内容而言，不外乎为两大类：一是告白，如《从弟丧上东宫启》；一是致达谢意，如《为王仪同谢国姻启》等。不难见出，刘孝仪启体文的内容还是比较单调的。庾肩吾的启体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梁文》有24篇之多，他是六朝时期写作启体文最多的作家。他的这些启体文分别是《谢历日启》、《谢赉铜砚笔格启》、《谢东宫赐宅启》、《谢东宫古迹启》、《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谢东宫赉米启》、《谢湘东王赉米启》、《谢赉炭启》、《谢赉粳米启》、《谢湘东王赉米启》、《答湘东王赉粳米启》、《答陶隐居赉术煎启》、《答陶隐居赉术蒸启》、《谢赉菱启》、《谢武陵王赉绢启》、《谢武陵王赉白绮绫启》、《谢赉梨启》、《谢湘东王赉甘启》、《谢赉橘启》、《谢赉作朱樱启》、《谢东宫赉栗启》、《谢赉林檎启》、《谢赉槟榔启》、《谢东宫赉槟榔启》。从庾肩吾这些启体文的标题来看，其启体文基本上是谢启或答启，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单调了。庾肩吾与庾信，“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21]，生活简单，阅历有限，其启体文内容的非常单调是可以理解的。而刘孝仪与庾肩吾年龄相仿，历任过多地的地方官，并做过尚书左丞兼御史中丞，明威将军，他的人生历程以及生活阅历，远较庾肩吾丰富。可是，由以上所述，可知他的启体文创作表现出与庾肩吾惊人的一致。不但刘、庾二人的启体文创作是如此，即使是有“一代辞宗”[22]之誉的沈约，其年轻时曾做过多地幕府或侯国记室参军；后历官至吏部尚书、尚书令，是萧梁时的国家重臣。然而，他的启体文创作，基本上是谢启，与刘孝仪、庾肩吾的启体文创作并没有多大的分别。这一文学现象，至少给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文学事实：启体文在表达功能上已发生了深刻的巨变，“陈政言事”已不再是启体文创作的适用范围了，而个人之间的交际应酬则几乎是启体文表达的全部。也就是说，启体文个人之间交际应酬的表达挤占了有关国计民生“陈政言事”的表达，甚至几乎将后者驱除出启体文表达的空间。尽管这一时期有少数作家在启体文的创作中仍然进行“陈政言事”的表达，如丘迟《答举秀才启》、刘孝绰《求豫北伐启》、曹思文《上武帝启难范缜神灭论》等启体文，但这一表达诉求的启体文数量相当少，根本改变不了启体文书写日益私人化、交际应酬化的大趋势。换言之，萧梁时期以“陈政言事”为表达诉求的启体文急剧减少，甚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不过是启体文自身在因应时代而发生变革。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启体文关于“陈政言事”的表达剧烈衰减，是因为它的这一表达功能基本上被奏疏文所替代。

透过以上所述，我们显然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认识：魏晋时期的启体文是以“陈政言事”作为表达诉求的。进入刘宋时期，启体文的表达诉求开始多元发展，既有作为“奏之异条”涉及公共事务的“陈政言事”，也有作为“表之别干”的“让爵谢恩”。而萧梁时期，有关国计民生的“陈政言事”，渐渐地处于启体文表达诉求的边缘，而谢恩之类则居于启体文表达诉求的中心或主流的位置，而且越来越交际应酬化、私人化，并最终定型。陈代的徐陵与北周的庾信，是后齐梁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启体文书写，全部是私人之间的交际应酬，“陈政言事”的表达诉求已被他们摈弃，即是明证。

三、启体文表达功能迁转之原因

启体文自魏晋以迄南北朝，发生的演变绝不只是表达诉求的迁转，同样也是文学性不断加强的历史过程。关于启体文文学性不断加强的嬗变，陈鹏在《六朝骈文研究》第四章中，从散体到骈体的演化以及用典这两个方面，作了很精彩的论述，此处不赘。而令笔者好奇的是：是什么因素导致启体文的表达功能发生上述的迁转？对此，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出于尊君权的需要。

自东汉后期以迄南朝这四百多年里，除了开国君主稍能掌控权力之外，其他的继位君主一般很少能对君权做到有效的掌控。如东晋百馀年间，是一个君权非常孱弱的时代，以致前期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后期，政权基本上被谢氏、桓氏以及刘氏先后掌控，而作为皇帝，更多的是以傀儡的形式存在，犹如虚设。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沈约在《宋书·武帝纪下》的赞语中作了总结：“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23]东晋百馀年来“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政治格局，自然引起了南朝君主的警惕，并试图加以改变。在这一方面，梁武帝萧衍的一些举措很值得关注。如他在位期间，大力复兴儒学。众所周知，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占统治地位；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儒学逐渐衰落了：“两汉登贤，咸资经术。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24]萧衍在政治上是“思阐治纲，每敦儒术”[25]的。鉴于“魏晋浮荡，儒教沦歇”[26]的这一社会现实，他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竭力改变儒学衰微的文化学术格局。如在天监二年（503），他登位不到一年就“诏求通儒治五礼” [27]；天监四年（505），他下诏置五经博士，广开馆舍；天监八年（509），又下《叙录寒儒诏》，为出身寒微的儒家学者提供仕进的机会。由于作为统治者的萧衍重视儒学，北朝儒学学者也受到他的感召，纷纷南归以求显达，如崔灵恩、孙详、蒋显、卢广等。可以说，儒学在萧衍统治时期复兴了，形成了魏晋以来的一个高潮。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萧衍尤其重视礼学，完成了规范人们社会生活行为的“五礼”的制定，这正是当时北齐皇帝高欢所说的“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 [28]。曹道衡先生说萧衍“提倡文化学术，恐怕也有其目的”[29]， 这是很有道理的。萧衍复兴儒学，重视礼学，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因为：礼学在儒家的学术系统里，是居于中心地位。而礼学的内容虽然非常丰富，但其核心则是明秩序、序尊卑、正人伦的，是有利于统治者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作为年轻时曾成为“竟陵八友”、且具有很高文化学术素养的萧衍，不可能不明白这一道理。刘宋时精通礼学的傅隆曾说：“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30]由此可以看出，萧衍对礼学的重视，尊君权、维护其封建统治无疑是他的主要目的。统治者重视礼学，礼学自然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逐渐展开，不可能不对当时的文学书写产生影响。启体文作为六朝时期比较通行的文体，具有诚如前举刘勰所说的“用兼表奏”的“陈政言事”、“让爵谢恩”这两大功用，但是，在表达上它却是如清代骈文学者孙梅所说的那样：“敬谨之忱，视表为不足；明慎之旨，视书为有馀”[31]。既然启体文在表达上是“敬谨之忱，视表为不足”的，那么，用比较随意的启体文进行“陈政言事”，这显然是对君主的不敬。在儒学复兴、礼学意识逐渐加强的历史背景下，臣下以启体文向君主“陈政言事”，显然是一种失礼行为，是不适宜的。因此，出于尊君权的考虑，臣下自然要杜绝自己的失礼行为，因而不再以启体文向君主“陈政言事”了。这样一来，启体文 “陈政言事”的表达则大为衰减，几乎以至于无，剩下的只能是私人之间“谢恩”之类的表达。换言之，在尊君观念的导向下，启体文政治话语言说基本上逐渐被具有文化学术素养较高、礼学意识较强的文人士大夫所摈弃，已“非公文所施”（见前引），不再属于公文的范畴了，而纯粹是私人之间的话语言说。尽管我们没有发现六朝启体文在萧梁时期的书写转型与儒学复兴之间有直接关联的证据，但两者一定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否则，怎么解释萧梁时期儒学复兴后启体文基本上不再像以前那样“陈政言事”了呢？所以，我们认为：统治者出于尊君权的需要而复兴儒学；伴随着儒学复兴，士人的礼学意识得到强化；而为了表达对皇帝的恭敬，他们使“敬谨之忱，视表为不足”的启体文不再作为“陈政言事”的公文而进呈于皇帝。这就使得启体文的书写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型，以私人之间的交际应酬作为主要的表达诉求，疏离了启体文此前兼有的公共属性。

六朝启体文的流变大致如上所述。而从六朝启体文逐渐偏向于交际应酬化与私人话语化的书写来看，这使得启体文摆脱了“陈政言事”的公文书写的模式化，因而表达更为自由，也更具文学性了。六朝启体文的文学性的不断加强，并涌现出了许多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精美作品，应归功于萧梁时期对政治话语的逐渐疏离。因此，透过六朝启体文的流变，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学的嬗变往往与政治以及学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见，对文学现象的解释，我们不但需要更为宏观的学术视野，同时需要更为深邃的学术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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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镕：《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9 页。

[2]曾枣庄：《论宋启》，《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

[3]陈鹏：《六朝骈文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24至138页。

[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423-424页。

[5]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84页。

[6]陈寿：《三国志》，第588页。

[7]陆云：《陆云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9页。

[8]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页。

[9]王曇首在《南台不开门启》中说：“既无墨敕，又阙幡，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元嘉元年、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今之守旧，未为非礼。但既据旧使，应有疑却本未，曾无此状，犹宜厥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娸，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9页。

[10]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535页。

[11]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12]鲍照著、钱仲联集注：《鲍参军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1页。

[13]同上，第78页。

[14]同上，第79页。

[15]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835页

[16]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见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81页。

[17]同上，第2578页。

[18]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0页。

[19]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01页。

[20]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33页。

[21]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3页。

[22]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0页。

[23]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33页。

[24]萧衍：《叙录寒儒诏》，见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959页。

[25]萧衍：《置五经博士诏》，同上，第2957页。

[26]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62页。

[27]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47页。

[28]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9页。

[29]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51页。

[30]孙梅著、李金松点校：《四六从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全文完-

本文原发表于《斯文》（第四辑）

作者简介

李金松，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骈散文及其批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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