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回忆录]被拒收的知青（十）

被拒收的知青（十）

紧接着，学校广播站又喊道：“反革命分子宁培信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宁培信！”

“全校革命的同学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和反革命分子宁培信划清界限！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宁培信的反革命罪行！”等口号。

在警报声和广播站的叫喊声中，宁培信同学的父母，在学校专政队严密的监督，用白酒清理了宁培信同学的尸体，悄悄地运到火化场火化。

我的好朋友，十九岁的翩翩少年宁培信同学，从此化作一缕清烟，永远在人间消失了！我也永远失去了一位挚友，在我以后的一生中，再也没有遇见过像宁培信一样生死与共的朋友;永别了！我少年时期最好的朋友宁培信同学！我们来世再见！

我和宁培信的友谊，是在1966年8月以后的日子里开始的。以前，在读书的初中三年里，我们俩唯一的联系就是在下午自习课上。

我和宁培信同学都特别喜欢数学和几何，也是班里唯一能在一起探讨数学和几何的人。一旦老师留的数学或几何题解不开时，我们俩就在一起合作解题。一般情况下，我们班数学和几何的疑难问题都是我们两个先找出解的，宁培信同学当时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

1966年5月16日，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都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茫然地投入了文革十年文革的初始阶段！

学校发给每个班级发了一台油印机，两桶油墨，两块钢板（刻腊纸用），几盒蜡纸。还有几摞八裁白纸，一裁的大字报纸，浆糊，水桶、墨汁…..等等用品。

我们班全体同学，便开始了印传单，发传单；写大字报和大标语，贴大字报和贴标语的活动。白天写和印，晚上发和贴。当然，这些都是报纸上的口号和转发的传单。时间一长，便觉得漫无目地！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带着疑问，我们想到了北京。

借着沈阳铁路中学是铁路子弟的优势，在1966年8月26日晚8时，我和宁培信及初三、四班的十几名男同学（这些同学，大部分在以后的两年里，都成为思想兵的骨干分子）。我们说服了女列车长，登上了沈阳至北京的12次特快列车，为12次列车的旅客提供义务服务。

我和宁培信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直到他去世。假如宁培信没有死，我想我们终生都会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讲的朋友！

12次列车于8月27日早晨八时许进入北京新火车站，由于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我们不知道去哪里落脚。

那时候，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行动还没有开始，北京及全国各省市，还根本没有官方设立的学生接待站。

最后，我们决定去北京铁路中学落脚。当时北京还没有地铁，也没有接待站。我们向北京人打听去北京铁路中学怎么走时，一听我们的东北口音，个个立刻面带轻蔑，十个人有九个一口京片子回答：“不知道！”，一旦出奇冒泡有一个告诉你路的，百分之八十都不对。到了下午两时，经过千打听万打听，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铁路中学。到了大门口一看，原来是北京铁路第二中学，和学校领导一讲，同意我们住下。

于是一名北京铁二中的同学，把我们带到了二楼（教学楼总高三层）的一间教室。教室里桌椅摆放整齐，不像我们学校那样摆的随心所欲。

征得北京铁二中的同意，我们每人把八把椅子，两个一对摆成四对排在一起，就是一张简易的的床；我们就准备在这“床”上过夜。椅子不够就用六张桌子再摆成一张张的“床”。没有被褥，没有枕头，每人只有一个书包和一身衣服；我们便住在了北京。

北京，全国青年学生们朝思暮想的圣地，我们十九名沈阳铁路中学初三四班的同学们来了！

（未完待续）

清风细雨（赵雨祥）2012年9月3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市

1、这张照片于1967年4月，在沈阳铁路中学西侧大门外（正门）拍摄。我们脚下的马路就是沈阳南京街（南北走向），再沿学校前马路向北走北100多米就是南五马路（东西走向）。

照片前排左起：古茂伦（初二八班，已故）、崔志刚（初二八班）、王连贵（初三四班，已故）、汪文（初三三班，已故）、邓宇志（初中，已故）、徐春元（初三六班）、苏英胜（初三四班）、赵永春（初三四班）、宁培信（初三四班，被沙仁哲乱棒打死）。

2、照片是下乡插队一年后的1969年9月在沈阳新中国摄影社拍摄，这六名女同学都是我们当年红卫兵战友，也成为了我终生的朋友。

前排左起：蒋亚军、张巧巧、曹艳丽。

后排左起：胡淑媛、顾丽萍、康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