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学术史·思想史·批评史——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读后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是张伯伟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于1989年，其中有关“推源溯流”和意象批评的论述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写成，从大学论文到博士论文到专著定稿，前后经历了二十年时间。以古人治学传统而言，二十年写一部书也可以说是“寻常茶饭”，但在当今这“十年磨十剑”的时代，却是凤毛麟角了。其间他在古典诗学研究上积累了多方面的成果：诗学和禅学关系研究有《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专家和专书研究有《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诗学文献整理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稀见本宋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禅宗典籍研究有《临济录译释》（台湾佛光文化事业公司，1997），诗词曲综合研究有《中华文化通志·诗词曲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多方面的专题研究为《研究》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同时也日益开拓和完善了作者的学术思路。

记得先师程千帆先生八十华诞时，同门生以纪念文集为寿。友人陈尚君对我说，从伯伟《略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形成》一文看到一个“大模样”（围棋术语），有贯通古今、建立一个体系的意识。他的看法是很敏锐的。同学诸君术业各有专攻，也各有特点，伯伟的特点是文史哲三方面都有扎实的基础，同时有良好的学术史修养，见识闳通，思理缜密，使用材料，征引文献，极其谨慎。他的研究，贯注着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和人文关怀，对学术特性和方法论有着清醒的认识，《研究》“导言”就综合研究方法提出的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中外结合的三结合原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文史哲相结合原是治旧学的常谈，但辅之以动态的文学和艺术史背景，张之以中外结合的学术视野，再加上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前提，就形成了有个人特色的“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模式，《研究》是个成功的范例。

《研究》共四十六万字，篇幅不算很庞大，但可圈点评赞处甚多，其中独创性强、学术含量高，是首先应该强调指出的优点。伯伟经过多年研究，从大量文学艺术的实际批评中归纳出三种最能体现传统文学批评精神的方法，即受儒家思想影响，偏重于将作品置于与作者及社会的关系中探讨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偏重于探讨作品与作品之关系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纯然就作品本身立论，以考察其独特风格的“意象批评”法。《研究》上编先以近三百页的篇幅讨论这三种批评方法，钩勒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框架，下编再分别研究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评点等具体批评形式，描绘出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细致肌理。上编抓住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统摄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下编具体的批评模式及其著述形态，又对应着古代文学批评模式的演进——中国古代有关文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结构就在这动态的综合研究中呈现出来。对每种批评方法，《研究》都从范围、涵义、起源开始探讨，进而梳理其形成过程，分析其形态和功能，有时还剖析经典个案，最后水到渠成地对其理论价值和操作性能进行适当的评估，并对其加诸周边国家的影响和当代意义予以揭示。书中涉及的课题，大多是现有批评史论著很少触及的，具有多方面的开拓意义。有些课题如选本、诗话、评点等，历来虽不乏研究，但从未阐释得如此系统而有深度。比如诗话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前人很少涉及。伯伟则按时代先后分别论述了宋诗话所反映的党争问题及禅学对以禅喻诗风气的影响，明代诗话写作与刻书业的地域关联及诗话中反映的淫靡风气，清诗话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及对考据习气的浸染等等，引出诗话研究的一系列课题。这些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广，但因被有机地整合在一个理论结构中，就呈现出清晰的思路和条理。上编的纵横捭阖笼罩了下编的内在逻辑，而下编的条分缕析又充实了上编的大议论，其中不乏交叉渗透、互相发明之处。如“选本论”以《瀛奎律髓》为例论述选本的包容性，指出其评语中不仅包括了摘句，而且用摘句法进行作家、时代之异同高下的比较，显示出摘句法与推源溯流法的结合（第304页），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中一般原理与具体方法的交融并举以及形态的多样化。又如“摘句论”不只讨论摘句批评的起源、形态和功能等问题，还专门论述摘句向其他批评方法的渗透，指出它在选本、诗格、论诗诗乃至对联中的运用，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摘句批评的认识。

伯伟在“导言”中强调，他的研究立足于文献学的基础，力求“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秉承顾炎武所说的'采铜于山’的精神，以逻辑为导引，以历史为验证，而最终必以文献为依据”（第6页）。我认为《研究》确实是立足于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扎实的文献功夫是《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特点。它广泛搜集各类文献，包括域外书籍和目录，对问题的梳理和辨析都非常清晰。如论诗格，先从考究“格”字的义训开始，参之前代目录的著录，辨析“诗格”名义与诗话的区别，以见前人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在探溯诗格起源时，又就《日本国见在书目》的著录，辨析了《五格四声论》、《文笔式》二书的性质，从而将讨论确立在可靠的前提上。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已有若干部专著问世，论文也不断出现。这些成果在文献的搜集和考论上或多或少都有粗枝大叶的毛病，许多属于史的问题不能落到实处。比如关于评点的起源和形态，现有的论述简略而浮泛，张伯伟的“评点论”从章句、论文、科举和评唱四方面综合考察它们和评点的内在关联，细致地剖析了这极具民族特色的批评方法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可以说，在《研究》中，每个问题的源起和发展都梳理得十分清楚，绝无大而化之、语焉不详的地方。这也正是此稿延宕十三年之久才出版的原因。为了将每个问题的源流始末弄清楚，在文献上处处落实，他用了十多年时间穷尽材料。文献功夫的扎实，使《研究》不只在阐述的深入和穿透力上超出同类著作，它提出的问题也独具特识，显示出对古代文学批评的深入理解。比如诗格一类著作，在古代属于蒙学读物，夙为论者轻视，近代以来除了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一般批评史或诗学通论著作鲜有论及。而《研究》却相当重视这部分文献，并付之以翔实的研究。作者写道：

诗格一类的书，古人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顾。由于诗格的内容多为指陈作诗的格、法，不免琐屑呆板。再加上此类书的时代、真伪、书名、人名等方面，又存在着种种疑问，所以向来问津者寡。然而站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立场上看，诗格中包含着大量值得人们重视的内容，不宜简单地忽视或抹杀。（第350页）

此说深得我心，我也认为诗格、诗法类著作虽说是蒙学教材，但老生常谈中包含着中国诗学中最稳定也是最基本的专门知识，中国诗学体系的建构，尤其是基本范畴的确立，这类书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这部分内容的轻忽，已明显妨碍了中国诗学研究的深入（《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诗格论”富有独创性的开拓工作正好补了这一课，我认为它也是全书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对诗格中“门”、“体势”、“物象”的阐释，通过揭示其与佛学的关系，使唐宋诗格历来不为人所理解的诸多问题得到发明。例如晚唐五代诗格好言“势”，有所谓“狮子反掷势”、“猛虎跳涧势”、“毒龙顾尾势”等名目，莫解其义。伯伟考证此类“势”的话头源于禅宗的“仰山门风”，最早将其引入《风骚旨格》的齐己正是自幼游于沩仰宗的禅僧，他借用了当时流行的禅宗话头来类比诗歌句法的内在结构，即“由上下两句在内容上或表现手法上的互补、相反或对立所形成的'张力’”（第374页）。这一创见我以为是很有说服力的，为诗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宗教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有关论著层出不穷，究其所述，大抵用思想史或佛教史著作提供的知识与文学史知识相比附，其所提出的问题、所使用的材料及所得出的结论，多停留在很表面、很肤浅的层次，我自己的论著涉及佛教问题也不能免俗。但伯伟不是这样，他对佛学尤其禅宗是下过工夫的，故而能找到问题的契合点，从材料出发自然地提出问题，并予以深入的阐述。这是多年前读《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一文就很让我佩服的地方。

《研究》一书的长处是多方面的，而最显著的特色是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多方位的考察，特别是“对于每一种（批评）形式的渊源和背景化了较多的篇幅来研究”（导言）。作者认为，研究古代的文学思想，“需要在动态中，即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认识。但在起源、发展和趋势三者之间，特别应该重视对形成原因的探讨。一个民族文学思想的特质，往往是在其初始阶段决定的，并因此而确立了其发展演变的不同趋向”（导言）。在上编讨论以意逆志、推源溯流和意象批评的部分，伯伟都从思想基础、历史源流、构成模式和类型、批评实践等多方面来分析其发生、形成和被运用的历史过程，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位置和意义完整地呈现出来，由此再评价其得失和当代意义。当然，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他的阐述方式是不一样的。对起源很早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以意逆志”，除着力分析儒家人性论的思想背景外，主要是结合历代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来讨论，通过分析汉儒《诗经》学的解释方法、魏晋至唐代经典解释中的义疏之学、宋代理学的心性义理之学，阐明了这一命题在后代的发展演变；对形成于中古时期而一直实践于历代批评中的“推源溯流”，着重研究它与古代学术“溯流别”的传统和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的关系；至于意象批评，则侧重谈了从庄子“目击道存”、王弼“立象尽意”到庄禅相通的思想方法及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而在庄禅的区别中又讨论了禅宗“二道相因，生中道义”的话语特征。看得出，古代文学批评和佛学的关系是伯伟较为关注的问题，除“诗格论”一章外，“论诗诗论”一章也探讨了禅学对宋代论诗诗的影响。事实上，历来的批评史研究在涉及到以禅喻诗的问题时，都会举证宋代发挥“学诗浑似学参禅”之意的论诗诗。但伯伟从考察禅宗言说方式入手，更进一步指出，演绎著名禅林话头的连章偈颂在形式上影响了宋人的连章体《学诗诗》，曹山本寂禅师《对寒山子诗》开创的诗偈问对则诱导了宋人以诗表述写作经验的风气，而禅门“三句”又在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方式上启发了宋代诗论；“诗话论”一章也从禅宗“语录”的兴盛，论述其影响宋代理学家语录体笔记进而波及诗话的过程，并由宋代禅学的门派和禅法之异剖析了其对宋人以禅喻诗的影响。这都是很独到的发见、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将诗禅关系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伯伟的这些创获，固然基于扎实的文献功夫，但更取决于广阔的理论视野。透过《研究》的独创性结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知识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其中体现的理论创新。《研究》的工作不是停留在展示传统批评方法的历史效果，而是要挖掘、揭示它们与别国文学理论、批评相互发明，相互补充，参与建构人类总体文学理论的当代意义。因此作者对中国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探索，始终立足于中外比较——以意逆志和西方解释学的比较，推源溯流和西方传统观、比较文学观念的比较，意象批评法的经验方式和西方美学形而上学方法的比较，摘句法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比较，论诗诗与西方文论形式的比较……不仅如此，《研究》还独到地将比较研究的触角伸入到域外汉文学的领域，以丰富的日本、韩国文献来印证中土文献，在同类问题、同类现象的比较中，体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方法上的独特性及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如“选本论”中指出韩国、日本古代文学选本的批评价值，从编纂旨趣、分类标准及评点文字等方面揭示其与中国选本的渊源关系；“摘句论”列举韩国、日本古代诗话中运用摘句的例子，“论诗诗论”举出清代批评家对朝鲜诗人的批评在东国产生的反响，多方面地展示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给予域外汉文学的深远影响。而最集中地评述韩国、日本诗话的“诗话论”一章，在介绍赵钟业《韩国诗话丛编》、池田胤《日本诗话丛书》所收书的同时，还列入了作者自己调查所得的著作，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总体考察，他归纳出两国诗话在写作态度和内容上与中国诗话的若干不同之处。这是批评史研究中还很少有人涉及的课题，无论对中国诗话研究还是对三国诗学的比较研究，都是极有意义的探索。他的工作提醒我们，域外汉文文献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应该充分利用这部分资源。

在今天，衡量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结论。我的看法是，判断学术著作的含金量，不能只看总体构架和大的结论，还要看具体问题的阐述深度和认识水平。当今许多“专著”都是搭个框架，拉个章节，往里填些常识，书名唬人，章节引人，而内容稀松平常，不具有知识积累的意义。伯伟的《研究》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积累而成，不仅每个章节的结论为作者独到发明，就是许多材料和细节的考论也是出于自家的研究心得。就我所知，推源溯流的研究，是在《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1986.3.）一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举谢灵运为例，又是基于《钟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写于1982年，载《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三辑，1988.6.）的研究；论以意逆志，举宋人解说杜甫《江村》诗为例，是基于《杜甫〈江村〉诗心说》（写于1983年，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语言文学研究生专刊）一文的研究；论唐宋诗格中的“势”，则是基于1991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的《略论佛学对晚唐五代诗格的影响》一文的研究。由于淹贯古今，书中考论具体作家、著作，随处可见点滴创见。如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论“晚唐两诗派”分晚唐诗为张籍派与姚合、贾岛两派，为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等所本，伯伟在“选本论”中论及方回《瀛奎律髓》时，指出此说实为方回所创（第303页）；又如罗根泽先生曾说：“'诗话’是对于'诗格’的革命。所以诗话的兴起，就是诗格的衰灭，后世论诗学者，往往混为一谈，最为错误。”伯伟在肯定此说区别诗话、诗格为卓见的同时，又指出宋代以后的诗格仍然很多，至明代尤繁，并引张涣《冰川诗式序》“诗有式，则始于沈约，成于皎然，著于沧浪。若集大成，则始于今公济甫云”，说明诗话的兴起并非诗格的衰灭（第349页）。再如沈约“八病”之说，不见于齐、梁文献，前辈学者或以为出于唐人，伯伟据《文镜秘府论》等书的记载，指出“八病”当时通称“八体”，沈约《答甄公论》有“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之说，则“八病”说为沈约提出当无可怀疑（第352页）。又如皎然《诗式》“明作用”之说，当代学者一般解作艺术构思或创造性思维，伯伟由佛教典籍考究“作用”概念的语源，证以晚唐诗格的用例，论定“作用”即以象显体之义（第379页）。这些局部的知识积累最终凝聚为整部著作的创新力度，读者在获得整体认识的同时，也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获得了新的知识。不仅如此，由于《研究》考论谨严，每个细节问题都源流清楚，剖析精微，从中往往能引发一些高屋建瓴的结论。比如关于诗话的名义和体制问题，伯伟考究诗话得名之由，参以历代目录的著录，指出诗话之文体和笔记小说关系最密切，前人论述诗话，往往忽略其体制特点，将范围无限扩大。因此他强调，“诗话之所以区别于其它论诗之著，主要的乃在于其形式。因此，如果不从体制上着眼，就无法显示出各种批评形式的特点，也就无法进一步探究中外文学批评在更深层次上的异同。所以，讲诗话的体制，断断不可与其它论诗之体混淆为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绝不等同于中国诗话史”（第466页）。这对当今方兴未艾的诗话研究无疑是有针砭意义的，提醒我们诗话研究的范围和限度。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各种形式，就其表现的典型性而言，实应求之于北宋以前。北宋以后，各种形式之间便趋向于交叉、混合”，这对我们把握古代文学批评的走势，不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见解吗？

伯伟的论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思理缜密，无论解释材料还是推阐理论，都谨慎而周密，很少游谈无根之辞和模糊影响之说。细读《研究》，我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有些分析和论断似还可切磋。其一，伯伟论及“讽喻”时，曾对比中西文学的讽喻传统来进行讨论：

概言之，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讽喻概念，是以二元论（dualism）为基础，它所指向的是某种哲学或神学的思想体系。由于讽喻文学起源于初期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与基督教神学，所以它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彼”，乃存在于“形而上”的超乎现实的层面。但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却没有“来世”或“彼岸”的概念，所以中国文学中的讽喻传统，其所指向的总是在历史或现实的层面，是真实存在过或存在着的人和事。从汉人对《诗经》、《楚辞》的说解来看，其“美刺”、“讽谏”的对象都是确有所指的。然而，如前所述，玄学所讨论的是属于“形而上”的问题，它对现实是超越的。因此，在玄学思想占统治的魏晋时期，“美刺”、“讽谏”的概念既不会在“形而下”的现实中生根，因为这不符合玄学的性格，又不会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伸展，因为它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所以，尽管应璩的诗“讥切时事”，尽管阮籍的诗“志在刺讥”，但是解说者却不将其所“讥”的“事”与所“刺”的“人”一一指名坐实。总之，思想上玄学时代的开始，就是批评上讽喻传统的中断。它从魏晋开始，贯穿整个南朝，并延续到唐代。（第51～52页）

这里对中西讽喻文学传统的澄清当然是就国外汉学家的辨析而发，但我觉得这两个传统似乎不构成可比性。因为起源于早期诠释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讽喻文学，用汉语概念似应称象征诗学，到马拉美的总体象征而至其极。而中国的“讽喻”主要是指一种由下而上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借助于比喻的方式婉曲地表达，与它构成可比性的应是西方的讽刺文学，而不是象征文学，也许用“讽喻”一词来指称西方的象征文学本身就不太合适吧？如果这么说能成立，那么讽喻传统与玄学思维方式也不一定截然对立，它们是两面镜子，而非一面镜子的两面，一面现则另一面隐。虽然在六朝时代两者的消长，关系十分密切，但讽喻传统中断的直接原因，我想主要还是政治方面的，是魏晋之际严酷的政治环境造成了此消彼长的结果，正像清初的“实学”和考据学并不构成对立，但后来政治环境的作用却影响到彼此的消长一样。

其二，《研究》视上编三种方法为古代批评的基本原理，贯穿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中，因此不仅注意其与思想史的沟通，而且常由思想史出发整理批评资料，偶或不免迁就思想史，而忽略诗学史本身的理路。比如论“以意逆志”在宋代的发展时，就显示出对“理”的固执。第57页引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序》“且观之之法，先观其气象，后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终求其理。此乃定画之钤键也”一段话，认为这里“求画中之'理’实即求画者之'志’，'根其意’而'求其理’，亦即'以意逆志’的另一种说法”。我觉得前后所引几条材料，“理”都与事与形对举，应该是指画理或物理，求其理可以说是究明画理，与以意逆志恐非一事。谈论以意逆志在宋代的发展，当然不能不涉及与理学的关系，但不一定非扣住“理”字，比如理学对“涵泳”的重视，我以为就是以意逆志的一个发展，可以专门讨论一下。在学术史研究中，原理和规律的概括，原有“举本统末”的效用，但过分执着，有时难免强人就我。《研究》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孔子的学术传统和王弼举本统末的思想方法，以之为“推源溯流”成立的方法论基础，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但第148页断言“后人使用'推源溯流’法多未能构成系统，这与他们没有受到'举本统末’的方法论的影响是很有关系的”，似乎缺乏说服力。事实上“推源溯流”法是有一定局限的，即使在文学传统还比较单纯的时代，钟嵘的论断也不免为人诟病，到大传统、小传统错综复杂的后代，将推源溯流法应用到长时段的诗史描述中，像胡应麟论清淡诗派、古雅诗派那样，很容易导致简单化的弊病，所以批评家们很难像钟嵘那样系统地运用推源溯流法。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不同看法，不敢自是，供伯伟和读者斟酌。我对《研究》的一个批评意见，是我阅读这部大著微觉不满足的地方，即写作中思想史、学术史内容和批评史内容的不平衡。正如前文引述的，伯伟注重从思想史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批评方法、形式的渊源和背景，尤其重视对形成原因的探讨，这是《研究》醒目的学术特点之一。但我觉得作者过于偏爱学术史和思想史内容，为保持知识的完整性，有些地方对一般性知识的叙述不免繁缛。像论意象批评法，第201～216页用16页篇幅介绍庄子、王弼哲学，在我看来有点奢侈。而相反讨论宋人在批评实践中发展以意逆志的两个方面——物象类型和以史证诗，却只有寥寥七页，这原是极有阐述价值的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展开。在分析意象批评时，过多地使用了书法评论资料而较少运用文学批评材料，也有点喧宾夺主。其后果是限制了文学批评问题本身的剖析，以致问题的细部和纵深展开不足。伯伟将意象批评定义为“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第198页），这是不错的，但意象批评的内容不只限于风格。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评王维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绘”，就是意象批评一例，着眼于王维诗艺术表现上具象性和鲜明性的特征。有关意象批评的类型及功能，似乎还有一些问题可探讨。顺便提到，《诗经》“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可以说是意象批评的滥觞，伯伟似乎没有注意到。此外如讲选本的影响，明代以后只提了一下《唐诗品汇》和《古文辞类纂》。要说真正对诗歌批评和创作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我以为是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而关于选本的类型和功能，最值得讨论的是宋代的词选和清初的本朝诗选，书中都没涉及到，有点遗憾。当然，这么说是很苛刻的，我们不能要求一部著作将什么问题都穷尽，那样的话我们还做什么呢？我只是想说，古代文学批评真正丰富和深化的时期是明清两代，其内容、形式多样化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由于学术界对明清两代文论的不够重视，其丰富的资源尚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是顺便说到的题外话，与伯伟的大著无关。

我从《研究》得到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尽管我也研究古典诗学，书中许多内容对我仍是新鲜的知识。我想《研究》可以说是一部对专家也极具参考价值的专著，这样的著作在当今已不多见了。许多题目很吸引人的书，读不数页，只觉陈腐满眼。作者动辄我认为如何如何，据我的研究如何如何，殊不知都是老生常谈，略无新意。学人似乎已忘记学术的使命是积累知识，探究真理，而这积累和探究是要在广泛的阅读和了解上才能实现的。张伯伟的研究涉猎很广，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成果积累，但他尽量采纳了学界的成果，采纳了前辈学者的定论，说明所依据的文献。这不只是学术品德的问题，也是保证独创性的必要手段。只有广泛了解前人的研究，掌握现有的成果，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是有价值的，有独创性的。值此信息爆炸时代，知识生产的速度急剧地加快，同时信息复制手段则日益简便，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对规范的要求较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迫切。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更不能无纪律地抄袭甚至重复别人，否则我们终有一日会被自己抛出的学术垃圾淹没。谈伯伟的大著，说了这么多，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本文的标题——让学术成为真正的知识积累和增长。这好像是一句多余的话，但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郑重提起，与学界同人共勉。

2002-11-23 于韩国大邱庆北大学宿舍

原载《读书》2003年第11期，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