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怀念松浦友久先生

很奇怪，每听到前辈师长的讣闻，我总在国外。在国外的日子总比较平静而悠闲，闲静中听到不幸的消息，会有更深刻的感触和更深长的回思。2002年得知松浦友久先生病逝的消息，我正在韩国，乍闻噩耗，感到心猛地揪缩起来。这对我来说，实在太突然了。我丝毫不知道他生病的情况，后来才隐约想起，若干年前就说身体不太好。可是他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那么健朗的人，保持着旺盛的写作势头，这么一位精力旺盛的松浦先生，就突然弃我们而去了吗？怎么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很想写一篇悼念文字，写了一段便写不下去。直到高桥良行教授寄来松浦先生逝世纪念文集和厚厚的三卷文集，才让我切实感觉，今后只能通过这些著作与先生对话了。

按理说，我与松浦先生年龄相差很大，平素交往不密，甚至连忘年交也说不上。他的去世所以让我感觉特别的悲怆，是因为我认识松浦先生很早，似乎有着特殊的缘分。

我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就在林焕平先生的指导下，翻译日本学者的论著。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竟有松浦先生的著作《詩語の諸相》，我觉得很稀罕。时值学术恢复不久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文学术著作还是很少见的，便借回宿舍阅读。近日偶然翻出学生时代的读书笔记，记载读此书始于1983年7月20 日，当时的读后感是：“本书以唐诗中某些语词—意象，如猿声、断肠等为中心，考察其源流演变，并由此揭示出一些有规律性的问题，比如中国诗语的凝固的原因与构成。”他的研究角度和具体结论给我很新奇的感觉，一边读一边就译出了两篇，《中国诗的性格》与《作为诗语的“怨”与“恨”》。当时我并不清楚松浦先生的论著国内是否已有翻译介绍，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版权意识，也没想到要与作者联系，得到翻译许可，便将前一篇译文寄给《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后来发表于1986年出版的第11辑上。现在从松浦教授著述年表中知道，我的译文是他论文的第七次中译，我也是他论著较早的外文翻译者之一。后来《詩語の諸相》由亡友陈植锷教授译出，题作《唐诗语汇意象论》，由中华书局在1992年出版。

我初次拜见松浦先生是在1988年。是年3月，松浦先生来北大做访问学者，而我也在同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不久，他约我去他在勺园的宿舍晤谈。他很客气地接待我这个年轻的后辈，送我新发表的论文抽印本，交谈中娓娓陈述自己从音步的角度研究诗律的发现。

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声韵虽有细致揣摩，但对音节和节奏的探讨却很少，往往漫付以“选言或五或七者，少于五则忧其促，多于七则悲其曼也”（金圣叹语）这样大而化之的解释。近代以来，除了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外，我也没见到其他著作有深入研究。松浦先生说他的研究着眼于中日两国古典诗歌的比较，参考了当代语言学和物理学的实验结果，可以说明中国古诗为何习用五、七言句的原因。这是非常专门的学术问题，口头阐述不太容易理解。我印象较深的，倒是他谈到自己在李白研究中发现的理论问题，感叹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之薄弱。此后不久，他就出版了《韵律的美学》和《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想》。这两部著作都广受学界的重视，国内已有翻译。

1990年南京大学举办的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再次见到松浦先生。那次会议，以莅会学者而论，规格之高怕是空前绝后的，周勋初老师后来常这么说。松浦先生作为日本学界有代表性的专家受到邀请，而我那时刚毕业不久，与师兄弟们作为会务组成员列席会议。松浦先生对我们都很客气，在游览扬州平山堂时，很随和地同我们交谈、合影，还对市川桃子教授说：“瞧，他们这么年轻，就是文学博士了！”我知道，日本大学的论文博士很难取得，通常要到中年，写出厚厚的专著，才能申请文学博士学位。松浦先生是1978年以《李白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年43岁，在日本教授中应该算是早的了，但他自己可能还是觉得晚吧，笑谈中也有许多感慨。他给我的印象是，较轻松随和，与独往独来、不苟言笑的兴膳宏先生，形成很明显的反差。

松浦先生研究的问题大多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我没有能力加以评说，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他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著作量之富在日本同辈学者中罕有俦比。熟悉日本学界的人都知道，许多学者一年只写一两篇论文，到退休才编集为一部论著。但松浦先生年未及古稀，却撰写了《李白——诗与心象》、《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中国诗歌原论》、《韵律的美学——日中诗歌论》、《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想》、《<万叶集>之名的双关语——日中诗学札记》、《汉诗——有美存在吗》八部引人注目的专著，还编著了十余种普及读物。身后由门人编集的《松浦友久著作选》四卷，主题分别为《中国诗文的语言学》、《陶渊明、白居易论》、《日本上代汉诗文论考》、《通往中国古典诗学之道》，收录的论文多出于上述专著之外。

每逢他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我都会收到他的赠书。我也一直将自己的新著寄呈请教。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络。在国内或日本的学术会议上，当然也见过面，但在那些场合，除了寒暄之外，无法深入交谈。与先生最后的联系，应该是在1998年。他寄来新发表的论文《现代诗学的黎明》，希望我能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学术界。这篇论文评述闻一多先生早年的诗学著作《律诗底研究》，他发现闻先生对近体诗声律的一些见解可以和他的研究相印证。从他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希望我将这篇论文译介给中国学者，绝非汲汲于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为闻一多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类似的看法而惊讶，更为其见解未被学术界注意而遗憾。他的这篇论文，与其说是为自己的研究得到印证而自豪，还不如是要表彰闻一多诗学中被忽略的理论贡献。他的论文和信，让我很感动，立即就翻译了这篇论文，发表在《东方丛刊》2000年第3期上。

松浦先生寄给我的最后赠书是2002年1月出版的《汉诗》。这年9月26日先生在庆应大学医院病逝，享年67岁。古往今来，文人学者的悼词、墓志铭常有“未尽其才”的叹惋。此类说法，除非用于李长吉、黄仲则辈短命天才，否则不过是碌碌无为的文饰之辞而已。但对于松浦友久先生，未尽其才是学界一致的感叹和痛惜，病魔过早地带走了这位有创造力的学者！不久在什么会议上，见到葛晓音教授，谈到松浦先生的去世，相与一番欷歔。后来，我每翻开先生的追悼纪念集，看着卷首的遗照，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让我恍惚觉得不久还会见到他。他的离去是那么轻淡与抽象，而他的存在却又是如此切近和实在。

我从来不相信上帝，不为别的，就是坚信不可能有如此昏聩的上帝，让许多真正杰出的学者早早退场，却留下一些欺世盗名、老朽昏庸的“大师”，让世人膜拜。

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