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家谱中的臆造和伪冒
中国的家谱、族谱是合书、图、史、表为一体的记载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各家族发展史的宝贵文献，其中保存了不少政治、经济、宗教、文学、风俗、人口方面的史料。近年来，岳飞、施耐庵、洪秀全、张竹坡等著名历史人物家谱的发现，为研究历史、文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作为中国古代典籍一个独特的部分，家谱的文献价值正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专门从事谱牒学研究的学者已撰文论述这一点。但有一个问题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家谱是宗法氏族社会的产物，其编纂每因某些人为因素的干预而丧失历史记述的纯洁性，从而留下大量伪造的和被篡改的家族史。
通常情况下，修谱总是由族中最有势力的人物来主持，每一次修谱的主旨都体现了修谱人的要求，他的支系在谱中的位置、所占的比重必然要被强调、被突出。因此，历次的修谱客观上就成为家族势力关系的重新确认，像刘勰说的，“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文心雕龙·史传》）。这意味着家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宗族的权力话语。鉴于这层原因，修谱有个规矩，就是新谱修成，旧谱必须毁去。现存家谱中，很少见到同一家谱的不同版本，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家族内部的权力关系造成的谱系失真状况，而更为常见的则是臆造宗系，攀附名人。
宋濂《严陵汪氏家谱序》云：“谱者，记其名以传，不亡其先之义也。”因此王阳明《重修宋儒黄文肃公家谱序》说：“有征而不书，则为弃其祖；无征而书之，则为诬其祖。兢兢焉尊其所知，阙其所不知，详其所可征，不强述其所难考，则庶乎近之矣。”黄庭坚族谱，七世以上远不可知者，一概略而不书。这是很谨慎的例子，但很多家谱并非如此。唐代颜师古就曾感叹，家谱之伪滥不可据信，其来已久。清人李慎儒《鸿轩随笔》卷三有“补撰家讳”条，云：“《梁书》载侯景僣位，当立七庙，祖以上讳不复记忆，王伟为制其名位，后世以为笑。《宋史》载刘廷翰官贵，当封三代，大父以上忘其家讳，太宗为撰名，亲书赐之，后世以为荣。美恶不嫌同辞，因乎其人而已。《十国春秋》：南唐太祖李昪，欲祖吴王恪。有司议以恪孙祎有功，祎子岘为宰相，遂祖恪。自岘至父荣五世，荣父志，志父超，超早卒，志为徐州判官，卒官。其名率皆有司所撰，盖假托唐室宗支，以见得统之正也。”这都可以证实，颜师古的感叹确非无的放矢。
侯景本为鲜卑化羯人，出身低贱，不知祖先名讳属于特殊的例子。六朝门阀甚严，谱牒之学最盛，寒族攀附门阀根本无望，更不要说伪冒宗系了。经隋唐间战乱，士族迁徙，谱牒沦亡，姓氏遂乱，崔姓必称博陵，韦姓必称京兆，李姓必称赵郡，张姓必称清河。宋以后竟有冒称林和靖、包孝肃后人的笑话。而修谱者不悉世系，更只能杜撰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归衡轩诗集》稿本，有《吴江宗人与京刻新谱见寄余因持昆山旧谱往访之有赠三首》，其三曰：“太仆当年修谱慎，止详近世阙其余。子虚无是今淆乱，怪杀吾宗不读书！”自注：“近有子京者妄以宋朝无稽姓名混入，幸未流传耳。”这便是明代修谱杜撰祖先名讳的例子。耐人寻味的是，归庄将这种荒唐行为归结于后人不读书。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便遇到过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早年我研究唐代诗人戴叔伦，权德舆《戴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权载之文集》卷二四）叙其世系曰：“其先在宋为公族，于汉为儒宗。东汉则有司徒涉，西晋则有司农遁（原本作逵，误）。遁后南渡，始居丹徒。八叶至宋临湘侯明宝，明宝曾孙梁左丞暠。暠玄孙皇德州司士好问，公之曾王父也。王父修誉，父慎用。”这里所提到的先人，包括了正史有传的大部分戴姓名人，其可靠程度已不免令人怀疑。好在戴氏六朝时即有宗谱，戴叔伦本人也编过族谱，我们姑且还可以相信其来有据。而后世的戴氏宗谱就编得十分离谱了。民国十六年刊《重修戴氏宗谱》是奉戴叔伦为始祖的金沙戴氏族谱，不仅补上汉到六朝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为祖先，还补出了叔伦前的名臣戴至德、叔伦后的名诗人戴复古。《旧唐书·戴胄传》称胄相州人，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戴明宝史载为佞臣，权德舆都未隐其名，如果戴叔伦先世有戴胄这么一位名臣，权德舆决不会不提到的。戴复古则是浙江天台人，也不知什么缘故成为戴叔伦的后裔。此外，还有一种光绪七年刊《新安戴氏支谱》，就更令人惊奇了。它列出了微子九世孙宋戴公以降，到戴喈安七十代祖先的世系名讳，一代不缺。我在北京图书馆初看到此谱，很是兴奋，以为发掘到珍贵史料。但一翻阅，不觉哑然失笑。它所列戴氏入唐后的世系是：胄-至德（至圣）-洪正-休颜-翔-存理-慎德（慎礼、慎仁）-叔伦（简、通），全与戴叔伦墓志铭不符。再看戴遁祖名封、父名荆，也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戴氏谱》所载遁祖硕、父绥不合，必出于臆造无疑。这个世系表据说录自钞本“休宁旧谱”，渊源何自不详，但其编者也太不学无术了，连《世说新语》都不熟悉，一味向壁虚构，结果明白留下作伪的痕迹！如果他能用上刘孝标所引的材料，补上几代祖先名讳，世系就会显得可信得多。明清两代许多家族都请著名学者来主持修谱，应该避免不少类似的荒唐记载。学者起码可以像修史一样，以考证功夫来弥补文献的不足征，但要不攀附名人终究是不可能的。
戴姓自汉戴德、戴圣以来，历代多有名人，毕竟是个望族。那些无名人可称的寒族小姓，一旦发迹而要修谱，又想自大其宗族由来，就只能攀附名人。陆云锦《芝庵杂记》卷三“通谱”条引《菽园杂记》云：“今世富家有起自微寒者，往往依附名族，诬人以及其子孙，而不知迕理忘亲，其犯不韪甚矣。吴中此风尤甚，如太仓有孔渊字世升者，孔子五十三世孙，（中略）子克让、孙士学皆能世其业。士学家甚贫，常州某县一富家欲求同谱，士学力拒之。殁后无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谱去。以此观之，则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我曾见马星翼《东泉诗话》卷一记邹县孟氏谱载孟浩然子云卿、庭玢，庭玢子郊，这也未免太贪心了，几乎要将唐代姓孟的诗人悉数网罗到他家去。宋濂《题寿昌胡氏谱后》云：“族之有谱，所以纪所自出，实则为尊祖，伪则为诬其先而乱其类，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务华而衒博，或妄为字名，加于千载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异族之贵显者，以为观美。其心非不以为智，卒陷于至愚而弗悟也。”这种王阳明斥之为“诬其祖”的行径，后代修谱中在在多有。我们在使用家谱材料时，绝对要审慎地检验其可信度，不能轻易地相信其中的记载和保留的文献。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收入《金陵生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