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规定一夫一妻，那些姨太太是怎么处理的？
在不少关于清朝末年以及抗战等影视剧中，都会有这么一些桥段。那些剃个大光头，蓄有两撇八字胡的军阀老爷们，身边总是莺莺燕燕，跟着好几个姨太太，这也就是俗语说的“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今时非同往日，封建社会，达官贵人为了彰显自己地位和权势，会迎娶一个正妻和许多小妾。不像如今，大家都会遵循一夫一妻制度，夫妻二人和和美美地过着小日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多次提出“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硬性规定，摒弃了那些比如一夫一妻多妾的封建糟粕习俗。
那随着时代更迭，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家中豢养多房姨太太的军阀以及大老爷们，他们该如何处置家里的这些姨太太呢？
先和同学们说个小故事，公元1931年8月23日，鄂尔德特·文绣（淑妃）正式向清末帝溥仪提出离婚，当时各大报刊也纷纷记录了文绣要与溥仪离婚的细节。
经过两个多月谈判，文绣和溥仪皇帝完全断绝关系，双方互不损害名誉，溥仪还要支付5.5万元给文绣，作为丈夫给妻子的遣散费。
1931年，当时的溥仪早就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辗转寄居于天津租界。好歹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貌不惊人又无依无靠的文绣，居然敢堂而皇之地宣布与溥仪断绝关系，这是何等的“放肆”。
但是这场离婚事件也告诉后人，以文绣为首的旧社会女性，绝不甘于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女性要获得更多的权利，其中就包括恋爱与婚姻自由。
这场“刀妃革命”影响之大，也成为近现代新旧制度碰撞的缩影。
书归正传，1950年4月，新中国颁布的《婚姻法》已明确废除三妻四妾等其他不合理婚姻制度，重婚、纳妾、购买童养媳等传统糟粕，皆被全部禁止，党中央三令五申婚姻自由平等。
这个时候，那些军阀，包括有权有势的老爷们，家里可就炸开了锅。既然法律已经严令禁止一夫多妻、纳妾、重婚，让不少受到压迫女性，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敢于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
同学们也不要以为这项规定只局限于普通人，当时有不少解放军高级将领，也曾因为自身作风问题被处理。其中就有李云龙的原型之一，王近山将军，还有出身少林的许世友上将。
这两位立下过赫赫战功的革命英雄，都因为未能处理好家事遭到上级处分。只要那些姨太太敢提出离婚申请，人民政府坚决会为这些弱势女性做主。文绣向溥仪主动提出离婚申请，从而成功获得自由，这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正面向好的例子。民国时期，四川、云南等地有不少军阀，私生活糜烂，暗中豢养了不少姨太太，其中就有被大家称之为“傻儿师长”的原型范绍增。
范绍增遇上民族大义绝不含糊，他在1949年决心加入共产党，并领导起义。解放后，范绍增先后担任过四野高级参谋、河南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务。
而大家有所不知，1950年新中国《婚姻法》颁布后，范绍增将军当即分清家产，把跟随他多年的姨太太团解散，只留下正妻与两个孤苦无依的老婆子。
当时除了像范绍增这种高风亮节，主动摒弃陋习，除了分财产遣散或是提出离婚。当然，还有一种处理这些姨太太们的方法，那就是“冷处理”。
同学们也别想歪了，不要认为政府和稀泥。旧社会男女地位非常不平等，一些来自偏远地区或者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在她们认识中，只有嫁个好人家才是唯一出路。
这些人成为姨太太后，基本上已没有了任何辨明是非的能力。说得更通俗点，这些无依无靠的女性即便想改弦易张，也因为思想受限，无任何经济基础，贸然将她们放到社会上，会严重影响社会大环境的安定。
因为这些女性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让她们与原生家庭彻底断绝关系，则会适得其反。
在此基础上，本着婚姻自由，公平公正的原则，如果一家人相处和睦，姨太太们不愿与丈夫分离，选择共同抚养子女，赡养老人，那政府也不会贸然拆散人家。“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在建国前已形成的一夫多妻（妾）生活的，只要《婚姻法》颁布后，那些姨太太没有提出离婚要求的，那他们的婚姻关系还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并有法律效应，但不得再娶。
是否离婚，根据女性的要求来决定。如果要求离婚，那政府应该立即批准，如果没有要求，则维持原来的婚姻关系，继续共同生活。
这样的解决方案，真可谓是羡煞现代人，令现在的人羡慕不已。
说到这里，不少同学对新中国建立之后，那些姨太太们的去留有了了解。也许有人会问：赌王何鸿燊呢？
已故赌王何鸿燊的个例，并不能代表新中国实施的《婚姻法》没有落到实处。
何鸿燊是香港人，中国港澳地区直到1972年才真正强制实行一夫一妻制度。何鸿燊与他的“一妻四妾”，均是在1972年之前。
按照英国殖民法的婚姻制度，是合法合规的婚娶行为。
总而言之，如今每个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封建陋习无法适应新社会的发展潮流。古时“男尊女卑”，女性往往没有人权，一辈子只能相夫教子，还要时常忍受夫家的打罚，那些姨太太们更是受到许多摧残。
但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接受了新式教育。她们主张婚姻平等，也正是代表社会文明的发展又迈上新一层的台阶，与旧社会进行了断。人民政府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时，并没有武断地一刀切，给予大家充分选择的权利。
这就好比茨威格说的那样：“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那里所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就像我们扔掉水果皮一样。
若没有党和国家带领我们走向新时代，哪有如今的平等和谐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