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赛：学习古代文学，基础差不要紧，但一定要有兴趣和氛围

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跋

转眼间，《任昉与南朝士风》初版已经过去六年了。此间，我陆陆续续对本书所涉内容做了一些修订，并在相关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发表了。在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请导师巴德胜教授根据曹旭老师的中文序言写了英文序。巴德胜老师很认真，亲自翻译，多次找我核实中文与英文表述，我很感谢他。这些新进展，都体现了本次修订版中。

学术其实是一棵树。有丰年，也在欠年，丰年长得多一点，欠年长得少一点。有时肥料足一点，会长得粗一些；有时土壤贫脊一点，自然要精瘦一些。长得粗的可能较松软，长得细的也可能较坚韧。朝三暮四，此消彼长，实在不必太计较。年轮都一样，每年长大一圈，一年一个年轮，长着长着，就都变大了。你看我们这批人，脸渐圆，腰渐粗，发渐少，不经意间，都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步入老成持重的中年。

而我，却是一棵长在荒原的树。曹道衡先生和罗宗强先生都曾在大著中谦称自己基础不好，相形之下，我的底子就更薄了，可以说是零起点。我在拟古题乐府《善哉行》中写道：

予幼落薄祜，历历多辛苦。蛰伏荒蛮地，疏闻夫子语。

破壁照流萤，平沙书尺素。眇眇过洞庭，孤舟堪容与。

这诗写的是我打小在乡下的学习生活。我小时候没有上过什么好的学校，也没有读过多少经典书籍。家里兄妹三个，我是老大，家里很困难。我还记得我上小学时，一个女同学背了一个好看点的书包，我很是羡慕，下课常常去摸一下，惹得她很不高兴，跑到高年级班找她姐姐来，把我骂了一顿。同桌的爸爸在小学里的老师，给他好几枝笔，给他买的本子纸质都很好。而我，只有一枝铅笔，用的都是很便宜的本子，只能写老师规定的作业。练字的时候，就用一块小石板。星期天到池塘岸基上挖一些黄泥巴，搓成条状，晒干了，当石笔用。直到四年级，我舅舅才送给我一枝钢笔，是由几枝破钢笔的零部件拼装成的。我高兴得要命，尽管平时用不起墨水，还是当宝贝一样的收在书包里。妈妈很节俭，一般不允许我们晚上做作业，说是要浪费电的。我一般得赶在天黑前把作业写完。要不，拖到第二天早上，就得借着晨光做作业。

我在书房里挂了一副自书的对联：“诗书启俊奇，中道守芳贻”，形式不怎么工整，内容是选自《杨氏族谱》中的两句派语。我爷爷是“俊”字派，父亲是“奇”字派。胡晓明先生说，从派语上可以看出家学根底来。这自然是他对我的抬爱。我父母大字不识几个。我们杨家自明代起就搬到湘江边上的小村落居住，以耕读传家，一直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杨家祠堂长期设有义学，供族中子弟读书。我的爷爷辈曾在这所义学里上过学。我们不是什么钟鸣鼎食的世家，也谈不上书香门第，却也算得上知书达礼。由于持续遭受数十年的破坏，文化传承出现了断裂。我父亲被文革耽误了，没读过多少书，基本上没有什么旧学功底，也不大管我的学习。在农村的小学和初中念书时，我除了背读课本上的古文应付考试外，没有受过其他文学训练。从小学到初中，看得最多的是小人书。有一次，我从邻居那里借来一本《三国演义》，放在床头，看了一个暑假，看得津津有味。

尽管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少年时代自由自在、如诗如画的乡村生活却陶冶了我的性灵。我在念硕士时，写过一篇散文《春雨湖湘》，结尾写道：

雨后的春夜是最韵味的!被雷声惊醒了的鳝鱼从洞里爬出来，躺在田里喳叭喳叭地吸着露水。你只要打一个煤油火把照着它，它就乖乖地躺着不动了，你再用手把它夹起来，放进撇在腰上的扁篓里。那是怎样的春夜哟!微风轻拂着，夜空里挤满了清新的气息，田野上闪动着一对一对的火把，隐隐可听到年轻男女欢快的笑声，那肯定是他们又抓到了一条鳝鱼；或者，他们还有更大的收获……

这时缓时急的春雨，养成了湖湘大地上特有的舒缓的生活节奏。几把悠闲游动的小伞，几条在雨中互相应答的水牛，这是你在静静的湖湘的春天里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致。等到屋前屋后的青蛙吵得人实在睡不着觉了，故乡人就会从热乎乎的小床上爬起来，到屋檐下看一看那正在熨芽的种子还要不要呷水。过不久，在那粉白的黎明里，你就能听到一串串响亮的牛鞭，那是故乡人一年忙碌的开始。

这篇习作就是通过春雨，写出湖湘大地宁静淡泊、闲散别致的生活。我读了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集笺注》，后面附了若干和陶诗，我也学着写了两首，都是和乡村生活有关的。

《和陶潜停云诗》：

停云袅袅，零雨蒙蒙。六合氤氲，春草如茵。

南窗煮酒，香溢北庭。良朋不归，愿言怀人。

袅袅停云，蒙蒙零雨。六合氤氲，春草如盖。

陟彼东山，举手远睐。山路靡远，舟车不载。

适我西郊，有树蓊郁。春鸟时鸣，春水时逝。

足音不闻，音容不至。安得惠子，同语心字。

西郊有鸡，栖于庭树。西郊有牛，嗷嗷山麓。

日之夕矣，之子于路。之子不归，吾心安措。

《和陶潜时运诗》：

霭霭时运，清晖其日。释我冬衣，成我春服。

适彼郊野，我心如素。南风徐来，以阜万物。

草色弥新，花馨弥著。有鸟来亲，蹁跹反顾。

嗡嗡嘤嘤，如倾如述。褰裳涉泉，鱼窜我怀。

放彼素鱼，放歌郊外。生亦有时，心亦何碍。

顺应造化，浑无所待。怡情自适，善哉善哉。

我稀里糊涂到县城参加了中考，以差不多科科满分的成绩考上了岳阳市第二师范学校。十六岁，我就远离家乡，负笈进城念书，感觉十分新鲜，学得特别来劲。我在《涵清斋别诗》中写道：

凜凜涵清子，浩瀚出洞庭。临风起玉笛，对水邀楚灵。

行次君山渚，蜷局獨屏營。江山抱奇氣，雄才蕩稚龄。

意欲追屈子，何計景與宋。颯颯風吹雨，啾啾猿啼暝。

沅湘流日夜，九歌黯伤情。

我参加了校园文学社团，经常一个人跑到洞庭湖边上去背诵一些中外诗文。那时特别喜欢泰戈尔的诗歌。青青河畔草，悠悠思远道。湖面上波光荡漾，清风习习，渔歌阵阵。那种感觉，与当代人对着电脑、挂着耳机、听着音乐读书、背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把乡下的书房命名为涵清斋，给自己取了个别号涵清子，语出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涵虚混太清”的句子。

我要特别感谢我师范时的语文老师黄冠军先生。有一次，他布置我写一篇《草》的散文。我文心大发，寻章摘句，搜肠刮肚，从《诗经》《楚辞》中的草写起，一路写到歌曲“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结尾，写了一个多星期，把整个作文本都写完了。没想到黄老师居然将我的作文打印出来，给同年级每位同学发一份做范文。那时学校外面还没有打印店，打印还是一个稀罕物。看着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变成油印字，我的兴奋之情就跟郁达夫当年发表处女作时差不多。当年暑假，我捧着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和余冠英先生主编的《古诗精选》坐在自家后门口大声诵读。我对于古代文学的兴趣，就是这时候培养起来的。

学习古代文学，基础差不要紧，但一定要有兴趣和氛围。有位研究生跟我说，她对古代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不喜欢听古代文学的课程，也不喜欢参与古代文学的讨论。我说那你就不必要来学这个专业。根特大学汉学系的马米歌博士，和我谈起她的博士论文选题庄子的“难得糊涂”，就兴致勃勃，喋喋不休。一个外国学者，从事中国研究，有这么大的“同情”，才有可能“理解”。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体验，没有兴趣，那是做不出成绩来的。

1998年，我好不容易有机会上大学念中文系，心里充满了憧憬。我拿到教材第一件事就是选自己感兴趣的篇目，绘声绘色、充满感情地朗读起来。读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仿佛这个画面就在我的眼前。读到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鼻子就酸酸的。作者的情感不自觉地移到我自己的心上。直到前后座位上的同学都用很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我才收声。念古代文学，移情很重要。读古诗文，不投入感情，就像写毛笔字用不上腕力，看起来轻飘飘的，没有感觉。学习古代文学，单靠默记还不行，还应该大声朗读，带着自己的情感去朗读。学习的过程，也是情感体验的过程，生命体验的过程。这就是朱熹所谓的“切己体察”吧。在大学里，我还养成了背诵古文的习惯。我很佩服我的古代文学老师陈蒲清教授，他跟我们上课，古诗文张口就来。与此同时，我还喜欢把古诗和外国小说改写成新诗。我大学时代的听课笔记里，藏了很多我自己写的诗。有同学来借我的笔记本去核对和抄写，不免要追问，这些诗是哪里来的。

2000年9月，我考到湖南师范大学念硕士，一开始分到陈戍国老师门下。第一次见陈老师，他就布置我背诵由他点校的岳麓书社版四书五经。这套书简体横排无注释，虽然看不大懂，但很方便背诵。半年后，陈老师去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我转到郭建勋老师门下。

2001年年初，我第一次到郭老师班上上课，郭老师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面试的时候，你的基础很差呀。当场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以后每次上课，都是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郭老师说，湖南师大古代文学专业有治辞赋的传统，人人都要背楚辞。那时网络和手机都没有普及，功能也很少，到岳麓山上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我经常爬到岳麓山上，对着湘江水，大声诵读《离骚》《山鬼》《湘君》《湘夫人》《文心雕龙》《诗品》。我读得声情并茂，乐在其中，自然能够陶冶性情，直养文心。朱熹所谓的“虚己涵咏”大概就是这种境界。除了文学书，史学书我也读一点。在岳麓山上，我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旧唐书》都读完了，还读了《资治通鉴》，有的篇目我不止读一遍。学术著作更是点灯夜读。我读得最多的是《管锥篇》。我一般对照《管锥篇》，把原著找来读，学着钱钟书先生的方法来做笔记，书上边角处密密麻麻写的都是我做的小考证。我慢慢学着做学术研究。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屈原写《离骚》，曾得江山之助。岳麓山春则嫩绿，夏则苍翠，秋则烂漫，冬则肃静，远望潇湘水，近看桔子洲，难免心猿意马，我写了一首《正情赋》：

夫何女之佳特兮，举世而莫能与之争。集天地之大化兮，汇万物之精灵。性高洁同兰蕙兮，体优雅而会心。美要眇而宜修兮，恒顾盼以自怜。拢娥眉以掩目兮，启皓齿而含唇。琢白玉以立颈兮，翻墨韵而随风。举素手以摄衣兮，指纤纤如柔荑。蹑虚步以探履兮，身袅袅而余馨。尝弦歌于东闺兮，隔湘水而闻音。心几乱而不止兮，屡溯游而相从。纵一苇之不如兮，数清秋之晨星。叹霜天之欲晓兮，倚乔木而驰神。初携手上河梁兮，又相与步于中庭。户绝尘染，空寂无人，铺章设采，拨瑟鸣琴。吾发《关睢》之曲，女和《褰裳》之声。曲罢对酌，交心而歌。吾起而歌曰：“与苍天之皓月兮，从高树之孤禽。望两心之于—兮，致终岁而困穷。夜不寐以守影兮，昼数寝而求容。苟乐极而忘忧兮，恐欢欣其不真。”女立而和曰：“独处闺兮弱无依，思君子兮情伤悲。君之来兮何其迟，日将夕兮华色衰。敢托身兮纵勿辞，恣相娱兮两相知。”酒酣兴尽，错陈而卧。弹鸟臼之恶鸟，杀长鸣之晨鸡。恨东方之既曙，互掩泣而分离。觉枕树而昼寝，悲落叶于秋风。

我读着前人的诗词，一来了兴致，就拟写一些古体的诗文，当然也顾不上什么韵律。写完还十分得意，把这些恶诗、恶词、恶文、恶赋发表学校的报纸上，或是寄给师长们，得到前辈们的鼓励。

袁行霈先生建议我为自己的诗词作品作注。郭建勋老师说：“《白马篇》如五丁开山，奇矫凌厉，刚健豪迈，颇有左思、鲍照之风。《子夜歌》如九曲回环，清丽流畅，深情绵邈，亦有吴声、西曲之致。然婉则婉矣，总觉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似未若《正情赋》之明雅巧丽者也。”蒋凡先生说我：“在古代诗、词古文，甚或骈文，都有习作，并有一些较为成熟的作品。由于熟悉创作，这就给他研究古代的文章学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邓国光先生说：“先生为文，精思巧构，苟非得古人神髓者不能至于此也。以如此之文心从事古代文学之研究，信必能成大器，为学坛增光彩也。先生文采俊朗，亟盼善加珍视，努力奋进，苟能日颂萧《选》，蓄德日久，真积力入，自更上一层，项侔古人，凌风当代，吾自拭目。”我知道，我的涂鸦之作完全称不上这些谬奖，但师长们的激励却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学习中国文学劲头更足。

郭老师是知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辞赋文体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我在《楚辞的文体研究》一文中写道：

中国传统的文体批评受“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的影响很深，往往将新文体看成是旧文体的直线延伸；要么重本轻末，导致保守与复古，要么锐意标新，忽视发展与流变。建勋教授认为新文体的产生是诸多旧文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旧文体和新文体之间的同构性以及突破自身局限的内在必然性决定了向新文体演进的速度与规模。建勋教授没有把字词和篇章作为文体研究的基本单位。如果从字词入手，文体学就无法摆脱训诂学的影响，且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定；如果从篇章入手，文体学就未免要和政治伦理学联盟，迂回于从内容到形式的老路。建勋教授始终抓住“兮”字句式这个重心，因而能鲜明地突现楚辞体的特点，科学地反映楚辞体的演变及与其他文体的关系。

我在郭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祝尧<古赋辨体>研究》。祝尧是元代重要的辞赋学家，但他的官阶不高，生平没有详细记载，《广信府志》所记略详，我没有见到祝尧传世家谱，其家学渊源亦难考定。现存祝氏著述仅有《古赋辩体》和《手植桧赋》两种，其他均亡佚。仅存几处记其生平的文献表述各有不同，我只能根据元代的典章制度和《古赋辩体》的序跋稍加厘辩，写了篇短文《祝尧生平著述考略》。《古赋辨体》是元代重要的辞赋学著作，我写了5篇辞赋学方面的文章发表了。我从各地图书馆找到《古赋辨体》的几个版本：有明成化二年（1466）金宗润刻本、明嘉靖十一年（1532）刻本、明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和《四库全书》本。这算是我学术的起步。我在硕士论文《后记》中写道：

三年前，建勋先生不计愚驽且钝，收愚于门下。传愚道，授愚业，解愚惑。琢之磨之，奖之掖之。建勋师风神俊朗，望之而厉，即之也温，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谆谆善诱人。此文倘有些许荧光，皆是先生授火传薪之功。

倏忽之间，三年已逝。绿漫江南，情靡柳岸。轻舟载酒，仗剑西游。蓟北回首，兰台如梦。呜呼！世言得楚之神韵者，当峨冠博带，佩杜衡芳芷，于白水之滨、南溟之浦，浩歌阳春白雪。己矣乎！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1年底，蔡镇楚老师七十大寿，我正要动身到比利时留学，寄去一首《金缕曲》贺寿，也写了在湖南念书的往事：

蔡公七十矣。自东来，湘中诸事，莫不追忆。行色匆匆尘世里，欸乃离情别意。魂梦绕，江山对呓。闻道楚国饶才子，撸巨笔，横书天与地。枫林晚，归无计。

长帆未落今又起。漫西风，苍海茫茫，兰舟萍寄。诗兴正浓酒未已，又把朱弦重理。但吟对、师友知已。寿翁策杖问晨曦，看一练澄江芳林碧。霜雪化，盈桃李。

2003年，我把一些不成熟的习作寄给上海师范大学曹旭老师，作为我考博士的行卷，没想到居然得到了他的肯定，将我招至门下。曹旭老师给博士生和硕士生布置很多作业：《千家诗》是唐人的语文教材，要尽量背下来，不仅要背，而且要发音准确、音质优美；智永和尚书写的《千字文》是唐人的书法教材，要放大了原帖双钩后去描红，一笔一画都不能走样；陆机和李白都写了很多拟古诗，我们也要写拟古诗，还要把古诗改写成现代诗，把诗改写散文。我对这些作业兴味盎然，把拟古的对象扩展到《古文观止》和《乐府诗集》，将这些拟作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报纸上。2009年春节，我去看曹老师，向他请教写书法的技巧。他先教我握笔的方法，然后握着我的手，示意我将腕力传达到笔尖上，并掌握在纸上运行的力度和速度。我回来照着他教的方法去临摹、创作，果然取得很大的进步。我把自己写的古诗文用毛笔写下来，装裱了，挂在墙上，看着是一种很不错的享受。

曹老师是《诗品》研究的大家。2003年8月，我还没有办入学手续，曹老师就托蔡镇楚老师转交了《诗品集注》的原书和电子稿，要我替他校对。这项工作对于我这个专书研究的门外汉来说，无疑是一次艰难的学术训练。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来看校、注和参考的文字，渐渐对专书研究产生的兴趣。我计划做一部《古赋辨体笺注》，已经完成了近5万字。后来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发生变化，没能把这个专书研究做完。曹老师是六朝文学研究的专家，我选了《任昉研究》这个题目。我先把任昉的传记和作品拿来研究。做任昉传的笺注，做任昉的年谱。于是，不得不把任昉的身世、仕履、交游、著述、创作、学问都做了考证。这些问题都要涉及到南朝的士风与文风，论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一个接一个，一个问题就是一篇论文，几年间，竟然发表了20篇论文，最后成书时，已经不能用《任昉研究》来概括了，只好以《任昉与南朝士风》为名出版。这个课题的完成让我在专人研究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我本想在此基础上做《任昉集笺注》和《文章缘起笺注》，还收集了不少资料，确立了撰写体例，完成了一部分内容。

2006年12月到2009年10月，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是韩锺恩教授。韩老师时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会长，是知名的音乐美学研究专家。我从古代文学专业转到音乐美学专业，跨度实在太大。西方音乐美学我不敢去涉足，中国音乐美学倒可以一试。中国音乐美学又分中国音乐美学史和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中国音乐美学史蔡仲德先生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中国音乐美学范畴蔡先生还没来得及研究。我在韩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后工作报告《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这算是一个专题研究，我分别探讨了儒家、墨家、道家、玄学家以及近现代音乐美学家提出来的音乐美学范畴，试图以范畴为基点，探讨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及其流变。一进入这个领域，我就发现，如果不精读文本，是无法准确阐述一个范畴的。我着手编纂《中国历代乐论选》，作为音乐学系本科生的教材。我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完成后，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聘请的评审专家和答辩专家给我提了不少修订意见，我自己也感觉这个专题研究还有很多不足。第一是没有准确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原典，第二是没有把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紧密结合起来，史论脱离，第三是在进行中西音乐美学理论比较的时候，有生搬硬套之嫌。

2009年，为完成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课题，我回故乡，到杨家祠堂做田野调查，我重新省视乡土文化，我在《人文与宗教》一文中写道：

我爷爷就是乡里小有名气的术士。小时候，爷爷常带着我采药、习武、背诵道家符咒，为乡民疗伤治病。上学以后，我被告之，爷爷的那一套都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后。20多年来，我一直把奉儒敬学作为本职，把“极目天下，搜炼古今，学穷书府，思极人文”作为追求，与那些怪力乱神渐行渐远、以至于海天相隔。没想到，我做音乐学博士后，却承担了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洞庭湖垸区丧礼道场音乐仪式研究》和《内观境界与迷幻中的仪式音声》的课题，似乎又回到了怪力乱神的语境中来。此前，我从经史子集中所学的知识已经不够，不得不下到村子里做田野调查。我带上摄相机、录音笔、电脑等工具，与许多像我爷爷那样的民间术士一起，奔走在乡间各种仪式场合。这才感觉到，儒教、道教、佛教、仪式与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看到祠堂正厅挂着 “四知堂主”、“清白遗风”等匾额。这是纪念东汉先祖，著名经学家杨震的。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震专治欧阳《尚书》，门生众多，号称关西孔子，后入朝为官，清正廉明，不受贿赂，历代杨氏家族均以之为荣，很多杨氏祠堂都悬挂这两块匾额。这里每年都要举行四次儒家三献礼祭祖仪式，民间的丧葬礼礼仪和其他礼俗也保持着汉族古风。我还从几位族老那里听到《关睢》《薤露歌》《蒿里歌》《踏踏歌》等歌曲。

罗时进先生把存在于家谱、方志中的这一类撰述称为基层写作，家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第一课，这是很值得关注的。我根据族谱上的记载，仿照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写了一篇祭祀迁湘始祖杨思伯的《享思伯》并序，这也算是基层写作吧。

杨公思伯，字克明，江西抚州金溪人，明洪武二年入迁长沙府，落业水矶口。六百四十年间，水矶杨氏下传二十四代，后裔蕃衍十万余众。康熙壬子，族人创家庙于水矶口岸，乾隆乙丑增事之，设书室以倡义学，兴祝由以治沉屙，淳风化俗，历数代矣。方圆百里，族与非族，皆蒙其荫蔽，以神庙奉之，香火不断。解放初，家庙分为贫民所居。文革后，砖瓦荡然无存矣。一九九三年，合族人复建思伯庙于原址，整修族谱，序昭穆，敦伦常，丕扬先烈，昭示来兹。每逢吉日，则以儒家三献之礼祀之。赛乃思伯之后，从师诵楚辞有日，作骚体以享之。

吉日兮燎香，奠鲁酒兮椒浆。击金鼓兮浩倡，琼芳流兮未央。灵不来兮心伤，日既暮兮秋凉。引者告予兮路远，茅山隔兮蜷蜷。过豫章之金溪兮，择吉地以奠居。聚星沙与湘水兮，勤耕作以诵书。大乐奏兮清音转，鄱之阳兮稚羽旋。苍穹漠漠兮霭霭，横流涕兮欲何之。思伯之来兮乘虹霓，前凤飞兮后鳣集。颐且丰兮体正，目既炯兮神闲。回望余兮謇謇，相与言兮未言。人生多艰兮命舛，灵谁与兮云之际？周武王之孙兮唐叔虞之子，初封杨侯兮居山之西。杨太仆兮辞金，质诸天地兮鬼神。清白遗风兮千古，四知堂训兮未终。诗书启兮俊奇，中道守兮芳贻。三鞠兮三献，两心如一兮永不我弃。

此前，我对生活过的乡土既缺少同情，也不能理解。这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小村落，尽管没出过什么文化人，但决不是荒蛮之地，她与我的行为，思想，行为都有密切联系。我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找来研读，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正是这些村落，才构成了中国的文化地理。乡土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乡土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国学不仅仅在纸面上，还在田野里，不仅仅在历史中，还在现实里，文化不仅仅体现为文凭与学识，还体现为默会与传承。我祖辈、父辈言传身教的，或许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跨地域性和跨空间性。我非常赞同冯骥才先生保护古村落的观点，江南的古村落是中国文化的保护遗产，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把这些情况采录下来，写成《思伯庙儒家三献礼祭祀仪式》《洞庭湖垸区佛教道场丧葬仪式》《洞庭湖垸区汉族儒家丧葬礼俗》等文章发表。

我想，如果能更深入地学习，把底子打牢一点，可能有助于我更好的理解中西文化。于是，我冒然向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写信，自荐到文艺理论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朱老师回函勉励，说我的研究基础还不错，但谦称中国古代美学非他所长，建议我联系同系汪涌豪教授。汪涌豪老师是文学批评范畴研究的专家，对范畴的构成、范式、特点，范畴与创作风尚，范畴与文体，都有启人心智的解读。对范畴作不同层面的解读，分不同层级的范畴以及此种不同层级的范畴之间的关系，探索不同元范畴之间的联结，从而呈现我国古语言论内在的发展的理路。汪老师看过材料后，鼓励我向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递交入站申请。我答辩通过后，顺利进站。我跟汪老师商量，一方面我要借鉴汪老师文学批评范畴的理路，不断修订我的音乐美学范畴研究。另一方面，我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要做《乐记》的专书研究，从《乐记》的整理入手。

2006年，我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讲授《中国音乐文学》的课程。我把古谱中的诗词整理出来，编成《中国诗选歌曲》系列丛书，请作曲家和钢琴家来编写伴奏、请歌唱家来设计演唱。我获得国家艺术基金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项目资助，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歌唱家和音乐学者。我们带着学生一首一首地读，一首一首地吟，一首一首地唱，在上海音乐厅音乐茶座中推出《风雅中国》系列讲座，还利用东方讲坛进行宣讲。我还把这些歌诗带到比利时和德国去讲唱，拿到复旦大学文史学院、南京大学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去和同仁们交流。在国内一些学术会议上，我也不时唱上一两首。黄霖先生、董乃斌先生、汪先春泓生、古风先生、李建中先生等都鼓励我，有机会多和大家唱一唱。

中国的诗歌，本来就是诗人情感、体验与理智的结晶。中国的文字，有声、有情、有意、有韵，我们通过音高、音长、音强、节奏、表情、手势、动作来表现，自然就意味深长。我又把一些古诗文改写成艺术歌曲的歌词，请青年作曲家与青年歌唱家合作，辑成一本《风雅中国诗词歌曲集》。曹老师一向主张既要研究，也要创作，他把创作比作打猎，把研究比作种地。我读了他的散文集《岁月如箫》，写了一段感想：

曹老师很健谈，我上他家，几个小时都是他在谈。一半谈文学研究，一半谈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好比种地，文学创作好比打猎。既要种种地，也要打打猎，既要有体验，也要有阐释。推己及人，由今证古，这样的研究才充实，这样的创作丰盈。我听他讲，也照着他做。他做《诗品集注》《诗品研究》，我做《乐记集校集注》《乐记研究史》。他在日本的客寮里听蝉，我在比利时的寓所里话雨。他客居外国写故国，我寄寓他乡唱故乡。他相信文字的魔力，用文字释放痛苦，安顿生命，创造独立自由的精神，所以，他喜欢写散文，写诗歌。我相信，每一个汉字都长在五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文学里，有声、有情、有意、有韵，所以，我喜欢写散文，还喜欢写歌词。我让每一首歌都长在中国文化里，长在中国乡土里，长在我自己的生命里。我与作曲、声乐、音乐工程等系的青年才俊们合作，把我写的文字变得可读、可诵、可吟、可唱。他的散文集叫《岁月如箫》，我们的歌曲集叫《风雅中国》。他在亚洲吟，我在欧洲唱。一吟一唱，中间隔着茫茫的太平洋和大西洋，隔着30年的青葱岁月。

章培恒先生主持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贯穿着一个重要的理念是：文心、文理、文体从古到今都是相通的。蒋凡老师说，郭绍虞先生和朱东润先生都主张将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研习。

蹒跚学步，一路走来，我的体会是，把文心、文学、文史、文化、文艺有机结合起来，贯通经、史、子、集，打通古、今、中、外，既辑证史料，又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做通的学问，做活的学问，做有情致、有担当的学问。

杨赛

2012年11月作于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学院修订

2013年11月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修订

2017年11月于上海音乐学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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